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年）、《摩尔·弗兰德斯》（1722年）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18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继而用仿作去讽刺，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年），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18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年）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年）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18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兴，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年）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年）引起了人们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18世纪80年代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五、19世纪文学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年）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年）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年），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年）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年）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年）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绔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年）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包括《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觉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做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年）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年）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年），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画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年）、《罗布·罗伊》（1817年）、《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年）、《艾凡赫》（1819年）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和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年）与《爱玛》（1815年）尤为精心之作。
小说在19世纪40—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年）、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年）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狄更斯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年），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年）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19世纪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年）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年）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年）、《艰难时世》（1854年）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年）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19世纪年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年）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显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年）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19世纪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年）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