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践的重要性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出真知，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的行动证明了的。对于青少年来说，实践能够检验自己课本上的知识是否正确。
光有认识并不能使你有力，而且，并不只是须“悟”，还须能“行”。
思想家福科甚至以这样一句妙语来说明了这点：“哲学轻易地战胜了已经过去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哲学。”
在中国，“行”与“知”的统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其提出可以上溯到《易经》：“君子以果行育德。”中国儒家在强调培养“圣贤人格”时，总是特别强调“躬身践履”。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更是鲜明地提出“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2）实践能出新知
实践不仅能够检验青少年已有知识的正确还是错误，实践中还能产生新的知识。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青少年除了在学校学习课本知识外，更应该多参加社会实践，投身到社会中去，在社会中学习。
学生们整天看书，十分缺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缺乏经验。真正深刻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和统一。从书本上学到的理性认识往往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实践不断地获得感性认识，从而使理性认识与客观事物的距离缩短，甚至统一。只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知识，你才能灵活运用。为什么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参加工作后总是不能很快适应，就因为他们的知识离客观实际事物的距离太远。只要在学生时期有目标地参与社会实践，就会多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多获得一些经验，不断缩短这个距离。
对知识加深理解，一是经过思维加工，二是经过实践应用。知识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应用时，或者说只有在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使人们真正认识它的内涵和外延，而且是活生生的。从而，才能对知识有个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你能把学到的知识马上用于实践，那么，你的知识就能变成智慧。“学习并不只限于学校内，相遇者都是我的老师。”如果能本着这一原则走向社会的话，你就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就能使自己充实起来。
（3）实践增加新技能
技能，这是才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学习期间，一般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学习操作技能。而在实践活动中往往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不管同学们将来做什么工作，现在学一点儿操作技能，都是有益的。
马伶、李伶是明朝金陵（今南京）最红的两位戏子。一次两人在东西两座戏台上演同一出戏来竞技。两人演的都是奸相严嵩。结果观看马伶演出的观众逐渐被李伶卓越的技艺吸引而去。马伶含羞而退。他连夜出走千里之外的京师投到宰相顾秉谦的门下当了一名差役。因为顾宰相与严嵩都是一样的奸臣。马伶悉心伺候，更细心揣摩顾宰相的形神举止。3年过后，马伶回到金陵，与李伶相约再行竞技。结果李伶的观众都成了马伶的戏迷，他们为马伶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的表演所折服。
学会实践，你将能学到更多完善自我的技能。青少年应该到实践中去学习、去体验。
2.学会实践
（1）树立“知行合一”的观念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最信奉“知”、“行”两者统一。他受王阳明的影响，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文浚”改为“知行”。成名之后，又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名为“行知”。这样就将“知行合一”变成了“行知合一”。陶行知有一系列关于两者合一的论述，例如：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
“教、学、做合一。”
“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的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经而跃进真理之高峰。”
“知识的妈妈是行动。”
其实，提倡知行合一与行知合一，并无质的区别。现代人讲道理讲得多，实践功夫少，造成实践观念的淡薄。
所以我们要树立“知行合一”的观念，经常注意读报、收看电视、广播新闻和其他有意义的节目，养成关心时事的好习惯；读书时勤思考，注意那些现实性强的书籍，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要经常走出书斋，多与他人交流、多讨论；平常要多观察，勤动手，多参与实践，通过实践来修正、补充、完善理论，再将知识化为实际工作效果；不要为读书而读书，为学历、为考试而读书。
（2）克服惰性，立即实践
只有实践能够完善个人。史蒂芬逊是火车的发明者，他从未在学校受过教育，8岁给人家放牛，13岁就跟父亲到煤矿干活。起初当蒸汽机司炉的副手，擦拭机器，别人修理机器时他细心观察，了解它的构造和功能。由于他刻苦学习，长时间积累，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技巧。
一天，煤矿里一辆运煤车坏了，机械师们修理好长时间还不能使用，史蒂芬逊自告奋勇地要求修理。他平时摆弄过很多机器，已了解到这种运煤车构造上容易出毛病的地方。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拆开，调整好出毛病的地方，再照原样装配好，运煤车果然开动起来了。通过这件事，他很快升为机械修理工，直至机械工程师。
像史蒂芬逊这种善于开发潜能的人能从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吮吸养分，滋润、充实自己，即所谓“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3）放下架子，从“零”开始
我们提倡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在实践中学习新的技能。但社会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青少年在参加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学不能用”的情况，现实和书本上知识有太大的差别，这个时候不可气馁，你应该静下心来，放下架子，从零开始，以“初学者之心”进行学习。
在这方面，深圳华为集团做得就很好。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为集团曾有员工8000余人，平均年龄27岁，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40%是高级研究开发人员。华为集团年轻的老总任正非说：“华为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人，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员工在企业成长圈中处于重要的主动位置。”但是，他虽然求贤若渴，由于认识到青年学生的最大弊病是动手能力太差，因此他制定了一项铁律：反对空洞理想，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基层经验不提拔。任正非说到做到，进入华为，学历便自动消失，凭个人的实践去获取机会。这样的人才升级制度也被称作“博士当工人”。“让他们真正理解什么叫商品，从对科研成果负责转变为对产品负责”。当过工人的博士仍然有机会获得与学历匹配的职位，但首先得通过任职资格评价。华为请美国HAY公司做顾问，通过消化吸收，一点一点改进，形成自己的任职资格评价体系。华为的工资分配也是实行基于能力的职能工资制。
在华为，每个员工都可以成为接班人，接班人是广义的，不是高层领导下台产生接班人，而是每时、每刻、每件事、每个岗位、每条流程都发生这种交替行为，每个人的岗位身边都有人盯着，你不行，人家上，这叫“全员接班制”。任正非通过这样的做法，把危机意识和压力传递到每个员工，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华为对每一个员工灌输一种理念，要么成为领先者，要么被淘汰，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会做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但又不学”。一个好学的人能够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道理，他也能认识到“从零开始”的重要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成为祖国的明日之才。
（4）在实践中发展自己
杨振宁到美国之后，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1946年他进入费米主持的博士研究生班之后，就提出希望在费米的指导下写实验论文的设想。当时，费米正忙于在阿贡国家实验室指导科研人员从事军事秘密研究工作，而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所以费米建议杨振宁可以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工作，而实验可以到艾里逊的实验室去做。
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当时，他的实验室正准备建造一台40万伏特的电子加速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在费米的推荐下，杨振宁成为艾里逊手下的6名研究生之一。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对于杨振宁后来的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杨振宁了解到搞物理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的困难有哪些，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他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杨振宁发现动手能力是自己的弱项。
由于费米教授的推荐，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博士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的举动。有一天，他去找杨振宁，关切地询问杨振宁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情况，问他：“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太成功？”“是的。”面对令人尊敬的前辈，杨振宁实话实说。“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那么我建议你就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毕业论文，本人可以做你的导师了。”泰勒直率地对杨振宁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失望，因为他从到达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另一方面他从心底也感到自己在实验方面的确是力不从心，写理论性的论文肯定是自己的优势。他认真地考虑了两天，发现自己的理论素养确实比动手能力要强许多，因此他决定接受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的打算。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杨振宁如释重负，毅然把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入到理论物理的研究。
如果杨振宁当时不顾主观条件的限制，仍一味坚持自己的想法，恐怕今天的物理学界就会少一位杰出的理论大师。可见，把自己摆在一个不适合的位置上，一方面自己要付出较多的代价，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尽快地有所收获，往往处于事倍功半的尴尬境地。
所以说青少年应该懂得变通，在实践中要不断发展自己，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