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长途跋涉震惊了世界。正如这场跋涉的领导者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毅然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中国革命进入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期。到１９３０年初，已在１０多个省的３００多个县建立了大小１５块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发展到１０万人。国民党开始意识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再是“癣疥之疾”，而是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３年２月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都被一一粉碎。红军在反“围剿”中发展到３０万人。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又调集１００万军队、３００架飞机，自任总司令，采用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分兵四路，重点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抛弃了正确的作战原则，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当时中央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在作战问题上根本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现实，强调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所谓“国家对国家”、“大军和大军”的作战，要求处于劣势的红军，同强大的敌军进行所谓“正规战”和阵地战。经过一年的战斗，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１０月２１日，除项英、陈毅等领导一部分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人员减至三万余人。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主张。１９３５年１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这年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决定移师北上。１月１９日，中央红军经过整编，从遵义出发，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渡赤水，进入川南。再渡赤水，重入遵义。三渡赤水，再入川。随后，又出其不意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国民党急调滇军援黔之际，以每天１３０里的急行军，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向西北方向急进。５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之战，使中央红军掌握了战略主动权。２９日，红军冒着敌人的密集枪弹，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６月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后，红军到达毛儿盖，一、四方面军联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出发，继续北上。８月，右路军离开毛儿盖４０里，进入了漫无边际、没有路、没有人烟、分不清东西南北的青草丛中。历经千难万险，右路军终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到达今若尔盖县境内的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
这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率军向川康边远地区退却。９月，中共中央排除张国焘的干扰，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１０月１９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在整整一年中，纵横１１个省，长驱２５０００里，翻雪山、过草地，途中还进行了３００多次战斗，击溃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是人类坚定意志与信念的体现，也为革命保存了火种。正是这些革命火种的保存，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３０万，放到任何一个单位前面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如果这个单位是生命，那就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这么多生命是在６个星期内被屠杀，那么这又会是一场怎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