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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说话处世(1)

法拉第和戴维的一次谈话

这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理想远大,目标明确,不怕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成为杰出的人。

科学巨人法拉第在进入英国皇家学院工作之前,曾和介绍人戴维爵士进行过这样一次谈话。

戴维:很抱歉,我们的谈话随时可能被打断。不过,你还幸运,此时此刻仪器没有爆炸。法拉第先生,信和笔记本我都看了。你在信中好像并没有说明在哪里上的大学。

法拉第: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戴维:噢,但你做的笔记证明你显然是理解这一切的,那又怎样解释呢?

法拉第:我尽可能去学习一切知识,还在自己房间里建立了小实验室。

戴维:年轻人,我很感动。不过,可能因为你没在实验室干过,所以才愿意到这儿来。科学太艰苦,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只有微薄的报酬。

法拉第:但是,只要能做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啊。

戴维:哈哈哈,你再看我眼边的伤疤,这是氢和氮实验引起的一次爆炸留下的。我想,你装订的那些书籍总不曾将你弹痛,让你出血或把你打昏吧。

法拉第:是的,不曾有过。但每当我翻开装订的科学书籍时,它的目录常常使我目瞪口呆、神魂颠倒。

在这段对话中,戴维爵士所强调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甚至付出伤残或牺牲的代价。而法拉第所表示的是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及对科学的热烈追求。谈话的结果,戴维爵士破格让法拉第当了自己的助手。从此,法拉第便在科学事业中大显身手了。假如当初一个强调学历,一个贪图金钱,那肯定是另一番情形了。

历史最著名的说客苏秦

在处于劣势和逆境时要有迎接和承认失败的勇气,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自暴自弃,而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激励自己,这样才能从逆境中奋起。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著名的说客名叫苏秦。

据说苏秦是洛阳人,年轻时曾向隐居的鬼谷子学习游说术。当时,鬼谷子先生曾在地上挖了一个大穴,对苏秦说:“现在你进入大穴中,试着说服站在地面上的我。你若能令我哭泣,即可成为诸侯卿相。”

于是苏秦便跳进穴中,声泪俱下,滔滔不绝地进行游说,结果竟然使地面上的鬼谷子先生泪流满襟。

凭着这种本领,苏秦便到秦国去游说。他同秦惠王叙说“连横”策略,但惠王不予采纳,接着又上书十余次,仍不被采用。黑貂做的皮袍子也破了,100两金子也用完了,资财用品都没有了,只好离开秦国,回到洛阳。

这时的苏秦缠着绑腿,穿着麻鞋,挑着书和行李,身体又瘦又虚弱,面目黝黑,脸上显露着羞愧的神色。

回到家里,妻子继续织布不理他、嫂子不做饭、父母也不同他说话。苏秦长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

于是,他奋发图强,打开了几十只盛书的箱子,找到姜太公著的“阳符”,学习其中的谋略,每日伏案诵读,用心研究揣摩游说之术。当读书困倦想睡时,就拿锥子自刺大腿,流出的鲜血一直淌到脚上。结果经过一年的苦读,终于有所成,苏秦道:“现在真的可以去游说当代君主了。”

苏秦首先游说秦国,不久后又游说楚国、赵国。苏秦谈论治国的方法,得到了赵王赏识,此后游说六国,大获成功。佩六国相印,赵国封他为武安君。

苏秦多年的汗水和辛劳终于得到了回报。像苏秦这种出身贫贱的人,本来只是住在穷街陋巷的穷人,但是靠着他的刻苦努力,终于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这全是他以毕生精力积极探索、奋起追求的结果。

据说,后来苏秦预备游说楚王时,路过洛阳,他的父母听说此事,清屋扫道,安排乐器,摆设筵席,跑到城外30里迎接;妻子斜着眼睛偷看,侧身细听;嫂子吓得像蛇一样在地上爬,对苏秦拜了四拜,跪着请罪。苏秦说:“嫂子这是怎么了,从前那么傲慢,今天却如此谦卑。”嫂子说:“因为孩子他们叔叔的地位高、又有钱。”

苏秦听了,感叹道:“唉!贫穷时父母不认自己的儿子,富贵了连亲戚都畏惧。人生在世,势力、地位和财富,怎么可以忽视呢?”

这是大名鼎鼎的苏秦先生在经历了世态炎凉之后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慨叹。看得出,苏秦先生对他家人的种种行为是很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的。反过来讲,如果家人抱定“死不服输”的态度,在苏秦取得成功之后仍然漠然置之,结果岂不更糟?比较起来,苏秦家人那种“认输服软”的做法,似乎更不容易呢!

基辛格外交妙语

机智敏捷的人,常常善于借对方之语,反诘话题,以达到回避的目的。

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能言善辩,而且十分风趣。

1972年5月20日,基辛格随同尼克松总统去莫斯科举行美苏首脑会谈,途经维也纳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所谓程序性问题:“到时,你是打算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倾盆大雨,成批地发表协定呢?”

基辛格笑道:“我明白了,你看马克斯和他的《纽约时报》一样多么公正啊,他要我们在倾盆大雨和点点滴滴之间任选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办,总是糟透了。”他沉思了片刻,接着一字一板地说:“这样吧,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的声明。”

记者们都笑了起来。

一个星期后,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4个协定刚签署,基辛格就在莫斯科向记者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当基辛格谈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每年大约250枚时,有个美国记者想探问这方面的秘密,他问基辛格:“我们美国有多少潜艇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有多少民兵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

“我不确切知道正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的‘民兵’导弹有多少。”基辛格耸耸肩,一摊手说,“至于潜艇,我的苦处是,数目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

记者说:“不是保密的。”

“不是保密的吗?”基辛格反问,“那你说是多少呢?”

那个记者知道无法问下去了,只好尴尬地笑笑。

在越南战争期间,基辛格与越南外交部长在法国巴黎进行艰难的秘密谈判,越南代表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从越南撤军是谈判成功的先决条件。

基辛格深知与越南的谈判是极其艰难和复杂的,但仍抱有希望,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穿过,但在遥远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亮光。”

越南外交部长也以妙喻回赠:“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军,那么谈判进程就会以光的速度穿过这条隧道。”

谨言慎行的美国总统

一位西方学者说:“如果我们能坐下来,保持冷静,我们生活中五分之四的困难就会消失。”在你准备发表比较重要的言论的时候,是否也能够保持足够的冷静呢?

马丁·范·布伦是美国第八任总统。他素以亲切和蔼、温文尔雅、老练机智著称。

从年轻时起他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健谈者。然而在政治活动中,他宁肯让别人谈论具体问题而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保留个人意见,逗引别人说出实情。他在公众场合很注意避免像杰克逊那样直截了当,也截然不同于约翰·昆西·亚当斯道德上的顽固不化。人们为了表示他政治上的含糊其辞而创造了“范·布伦式”一词。有人称他“用布裹着桨划向他的目标。”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熟人这样评论他:“即使他最好的朋友也担心他过于谨小慎微,缺乏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勇气来应付那些需要勇敢和果敢行动的紧急情况。”

范·布伦还是纽约州的参议员时曾就关税问题作了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演说。他首先解释他为什么在就亨利·克莱提议的关税法案投票时没在参议院,然后又针对该法案的各项条款作了相当复杂的解释。尔后,他阐述了对一般关税的看法。最后结尾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宣布他将支持任何“适度、明智并因此有益于”促进“国内生产与工业各部门……”的关税。

虽然听众给予热烈的掌声,但就有那么一个叫伍德的人问范·布伦的朋友诺尔,“诺尔先生,这个讲话在关税问题上站在哪一边儿啊?”诺尔回答道:“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

有一次,已经身为总统的范·布伦在白宫招待会上接见客人,亨利·克莱侧身走近他,低声说:“置身于那么多朋友之中,您一定很愉快!”

他却谨慎地回答:“嗯,天气真好。”

还有一次,一个参议员同别人打赌,说他能诱使范·布伦作出肯定的表态。他走到范·布伦面前,说:“马特,据传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你相信吗?”

范·布伦回答:“参议员先生,我知道这是一致公认的;但是我从未在黎明前起床,我说不准。”

俗话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谨言慎行对包括政客在内的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说实话能使你堂堂正正做人

我们不要怕自己犯错误,也不要为自己老是后悔而烦恼。当一个人感觉到有愧于心时,其实他应该是绝对无愧的,因为他精神上的“自愈组织”正在战胜“病毒”而取得优势。因此,怕就怕一个人不肯运用这种调节功能,不肯作自我谴责。古人云: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古语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实上,非但是常人,即便是圣贤亦不能无过。尧荐举了舜,而舜曾杀尧之子丹朱。至圣至贤如孔子者,也有“子见南子”的绯闻。只是圣贤比常人更善改过迁善,所以他们显得比常人伟大而英明。

清人陈宏谋说:“过则勿惮改。过者,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如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才能真的足以使他在几十年的君主统治期内让唐王朝达到繁盛。他最突出的品德,就在于知人而善纳谏,集众人的智慧而修其政举,所以能善始而善终。魏徵对他的帮助自然不用说了,除魏徵而外,劝李世民为善的官员,以及李世民从善如流的事例,史不绝书。如侍御史柳范不但弹劾李世民的爱子吴王恪田猎伤民,而且指责李世民本人也爱无度地出猎。李世民“大怒,拂袖而入”,但转念一想,这毕竟是实情,所以还是出来对柳范的批评表示接受。又如李世民刚即位,就下令修建洛阳行宫,准备行幸。给事中张玄素对他说:“十年以前,是你平定了洛阳后把隋朝的宫殿付之一炬,现在唐朝的财力还比不上隋朝,你却仿效隋朝大建宫殿,这样看来,你竟连隋炀帝也比不上了!”面对这样尖锐的指责,李世民却也能点头叹息说:“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唯其如此,李世民才博得了一个“明君”的青史之名,成为历史上可数的开明皇帝之一。他一生的成就,是建筑在改过迁善基础上的一个典范。

古人有“日知其非”,以“新我”胜“故我”之说,韩愈所谓“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应该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改过迁善的能力,他才可以算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一个在完整意义上精神健全的人。就像一个人的肌体假如是健康而正常的话,他必定会具备吐故纳新、自我调节的功能一样。改过迁善,正是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一个精神、心理健康的人,必定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行为的人。

改过迁善,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而且必须遵守和施行的原则。尤其是对于那些所谓“浪子”,意义更为重大。古人云:“盖世功高,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民谚更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说法,这都是有无数的事例可以印证的。中国古代有一则著名的故事,事出《晋书》。记载在东晋时的江苏宜兴,有一个著名的强横少年,名叫周处,由于他凶横无比,人们又恨又怕,将他与当地山上吃人的猛虎与河里凶残的恶蛟相提并论,称为“三害”。周处知道后,想改善自己的形象,主动去与乡老商量,要杀猛虎和恶蛟。杀死了猛虎以后,他又下河去杀蛟,徒手与蛟龙搏斗,沿江沉浮而下,三天三夜之后,血水把河面都染红了。人们以为周处死了,欢呼雀跃,谁知周处此时却杀了蛟龙回到乡里。他满怀高兴,却看到的是人们为他死而庆贺的场面,真是难过至极。于是他走到当时著名的文人陆机、陆云兄弟家中,倾诉了他的苦闷,说:“我现在是十分痛悔以前的所作所为,只怕是自己年事蹉跎,改也来不及了!”陆云就对他说:“古训有言,早晨能认识真理,就是晚上死了,也无所遗憾。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没有早晚的区别。一个人只怕不立志,哪里有发奋做人而一事无成的道理?更何况你年华正茂,前途还很远大!”周处听了以后,回去潜心习武,刻苦读书,终于在朝廷谋得了一官半职。周处官至御史中丞,成为国家的大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中,以身殉国,成为一名英雄。

“改过宜勇,迁善宜速”,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有许多人有自识的能力,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自识阶段而不落实于行动,那只能是自我作茧式地品味痛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貌似不起眼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破坏一个人的形象。如果做错了一件事,说错了一句话,最好的弥补方法,就是尽快地说一声“对不起”,想一种弥补的方式。烧焦了一锅饭,最好马上倒掉重烧,不要僵立而等家人回来笨嘴拙舌地解释;雨天拿错了别人的伞,必须立刻归还。所有自己做错的事,要有勇气算在自己的账上,要有勇气不找任何借口而立刻改正之。古时的皇帝曾经以下“罪己诏”的方式,收拢民心,重振自己的形象,且不说它权术的成分。的确,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悔改的意向,非但不会因暴露丑恶而使自己失面子,反而会因为你的坦率、诚实而引起人们对你的敬佩和尊重。

车夫智救武臣

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在谋划一件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相关一方的心理,尽量进行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得失,这样,在劝说对方配合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让对方自愿配合,轻松地达成自己的目的。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陈胜、吴广起义。陈胜自称张楚王,派武臣去攻打原来赵国的属地。武臣攻占赵地后,就自立为赵王。武臣又派部将韩广去攻打原来燕国的领地。韩广一进入燕的属地,各地都望风归附,于是就自称燕王。

武臣得知韩广称燕王后,便与张耳、陈余商定是否杀了他的家眷,以解心头之愤。张、陈两人建议:“杀了他的老母妻小没有任何意义,不如送他们到燕地,以显示您的恩惠。等到韩广放松警惕了,再行攻打也不迟。”武臣听取二人建议,派人护送韩广的母亲、妻小一行人,前往燕国。韩广得与骨肉相见,大喜过望。隆重招待了来使,并让他向赵王转达谢意。

后来,武臣亲自带领张耳、陈余等人驻兵燕赵边境,准备攻打燕。韩广得信,便派兵增援,严守各边防入口。张耳、陈余见其有所准备,便劝武臣暂且放弃打,待日后时机成熟再来。而武臣却不听二人劝告,居然瞒张耳、陈余二人,自己乔装打扮混进燕地,打探虚实。结果一入城,便被擒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