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恭的哥哥淳于崇早亡，哥哥死后，教育侄儿的责任便落到了他肩上。淳于恭教育侄儿，可谓十分尽心，亲自教他们读书、做学问。他教育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充分表现了他的慈心仁怀。每当侄儿们犯了过错，或是举动不合法度，他不是对侄儿们加以责罚，而是立即自责，认为自己教育无方，每次都是举起杖来自己责打自己，以感悟侄儿们。侄儿们见到叔父的这种行为，确实从内心感到惭愧，从而真心地改过。淳于恭的这种教育方法，成果显著。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淳于恭的年龄已经很大，朝廷下诏征辟他出来做官。他一度担任议郎之职，后又任侍中骑都尉，皇帝十分看重他，对他优礼有加。他所推荐的贤人，朝廷都加以任用。他参与朝政，所言都本之于道德，每有所言，皇帝都无不点头称是。他死以后，朝廷还为他刻碑树立在其家乡，表彰他的作为。
《汉书·淳于恭传》
陈氏父子迥然有异
一般而言，父母教育子女，总是希望子女能够养成良好的品德。但是在旧时代，由于受封建思想的侵蚀，有时长辈教育子女也并非全都正确，往往也会不知不觉地向子女灌输一些陈腐的思想观念或其他不正确的东西。如果这样，那教育的效果就适得其反了。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汉代陈万年，沛县（今属江苏）人。他从做县吏起，官职慢慢往上升，到汉元帝时，已做到御史大夫。由于所谓的荫袭制度，所以他的儿子陈咸刚满18岁，便受父亲庇荫，被朝廷任命为宫廷中的郎官。
陈咸确实很有才能，性格刚直不阿，敢于向皇帝直谏，也敢于批评指责皇帝身边的近臣。陈咸曾几十次上书言事，受到皇帝的赞赏，被提拔为左曹。父子两人，一个是积年为官，老于世故；一个是刚出茅庐，初生牛犊不怕虎，天生的刚直不阿性格，竟是大不相同。
陈万年总觉得儿子年轻幼稚，不懂得人情世故。有一次，他生病在家，不能办公事，便想要趁此机会，给儿子一番切实的教诲。他把陈咸叫到自己的病榻旁，开始耐心地加以训教。陈万年絮絮叨叨，恨不得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一股脑儿全都教给儿子，直到半夜，仍然毫无倦意，一点也没有要停嘴的意思。陈咸开始时一直毕恭毕敬地坐着，尽管不愿意，却不得不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及至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坐在那里犯起困来。一打瞌睡，头一歪碰到了屏风上，砰然发出响声。陈万年正讲得兴致勃勃，以为儿子一定会当做金玉良言，铭记肺腑，见到儿子这个样子，知道自己的一番苦心教诲，儿子全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自己的心血算是白费了。想到此，不禁大怒，操起杖来，就要责打儿子一顿。陈万年大声斥骂儿子道：“你老子在苦口婆心地教诲你，你竟然在睡觉，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这是什么道理？”陈咸经父亲一顿怒骂，瞌睡全都被赶跑了，见到陈万年怒发冲冠的样子，不得已，只好向父亲磕头认错，一面却说道：“尽管我在打瞌睡，但父亲大人的话，我算是全都听明白了。”陈万年厉声喝斥道：“我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你好好地说给我听！”陈咸回答说：“父亲大人说来说去，无非是教我怎样去阿谀逢迎！”陈万年听罢儿子的话，不觉一愣，随即无语。
陈万年去世后，汉元帝又将陈咸提拔为御史中丞。陈咸为官，依然刚直不阿，没有照陈万年的教诲去做。据史书记载，陈咸“执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惮之”。也，就是说，由于他执法刚直不阿，王公大臣们对他又感敬佩，又有些惧怕。
《汉书·陈万年传》
母教子学
隽不疑，深谙礼仪，很有才能，是勃海郡有名的才学之士。汉武帝末年，勃海郡盗贼蜂起，朝廷派暴胜之为直指使，到郡平乱。暴胜之到郡之后，耳闻隽不疑的名声，特意召见他，问他治乱之策，隽不疑对答道：“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竭力劝告暴胜之恩威并施，不可一味施威。暴胜之对隽不疑非常赞赏，和他交谈了一天，接着便上奏朝廷，竭力推荐隽不疑，朝廷终于任命隽不疑为青州刺史。
隽不疑为官以后，奉行他的恩威并施的主张，在树威之时，不忘宽以治民，很有政绩。寻其根源，隽不疑的这种宽以治民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来源于他的母亲。
汉昭帝即位后，隽不疑因平息齐孝王孙子刘泽的谋反而立下功劳，朝廷将他提升为京兆尹，并赏赐给他百万钱。隽不疑任京兆尹后，于加强法治的同时，时时不忘宽以治下，因而很得民心，京城的士子百姓对他都极为敬服。
隽不疑担任京兆尹后，虽然公务极其繁忙，但他却总是不忘于百忙之中，抽时间到下面去调查一番案狱情况，并将囚徒的情况记录下来，仔细审阅考察，看有没有什么冤情在里面。隽不疑的母亲明理贤达，对于隽不疑的公事，她从不随便过问；但对于儿子的治狱，她却总是不大放心。每当隽不疑调查案情后回到家中，她总要问儿子道：“你有没有平反一些案件？有多少人免于冤屈而死？”隽不疑此时总是乐于告诉母亲平反了几个案件，使几个囚犯免于屈死。每当听到这些，隽母便喜笑颜开，像遇到了什么喜事一样，连吃饭、说话等都显得与往常不同。但是，有时候隽不疑也不得不告诉母亲，这一次没有平反什么案件，也没有为哪一个囚犯减轻罪名。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隽不疑的母亲便显得闷闷不乐，甚至连饭也不肯吃，仿佛那些与她素不相识的囚犯是她的至亲骨肉一样。
隽母对人的这种宽厚仁慈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隽不疑。所以，隽不疑担任京兆尹期间，尽管法令甚严，却从不滥加刑罚，以至后来隽不疑因病离任，京城的百姓还经常怀念他。继任的京兆尹赵广汉则公开对人承认说，他和隽不疑比起来，真是相差得太远了。
《汉书·隽不疑传》
牛衣对泣夫妻共勉
王章，开初本以文学为官，到汉元帝即位时，被提拔为左曹中郎将，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被免官。汉成帝时，又被征为谏大夫，继而升为司隶校尉，后来又担任京兆尹。由于他任官时直言敢谏，无所避忌，所以一生坎坷，最后竟遭迫害而死。
当初，王章在长安求学，还没有考取功名，和妻子两人共同生活。这时候，王章夫妻俩生活困窘到了极点，有一次王章生病卧床，因没有被子，只好瑟缩在牛衣中。想到居然困顿到了如此地步，王章心里难过极了，不禁对着妻子哀哭起来。王章的妻子却很有骨气，见丈夫露出这般情态，就朗声对他说道：“夫君是京城中品行高尚之人，试看如今朝廷之中，有谁能超得过您？如今生病在床，生活困厄，不想着如何去激昂发愤，反而哭哭啼啼，多么鄙俗啊！”此话掷地有声，犹如强心剂，给王章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振作精神，发愤自强。
到后来，王章担任了京兆尹。这时候，正当汉成帝的舅舅王凤在朝当政。王章任京兆尹，本是王凤一手提拔的，但是，王章亲眼见到王凤在朝中的种种弄权行为，十分不满，不顾王凤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国舅”的显赫身份，毅然决定要上奏章参劾王凤专权，认为不能任用这样的人，建议皇帝另任贤者。在这关头，王章的妻子头脑倒清醒，知道这样做绝对不会有好结果，便想要劝阻丈夫。她对王章说：“人应当知足，难道夫君忘记了当年在牛衣中哭泣的情景了吗？”王章不愿听妻子的话，不耐烦地对妻子说：“这不是你们女人家能懂得的事情！”他还是将奏章皇递了上去。果不出其然，奏章呈上去后，王章便被逮入狱。
丈夫入狱，王章的妻子和年仅12岁的女儿也同时受到牵连，被抓进牢里。有一天夜里，王章的妻子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号啕大哭，边哭边说道：“平时狱中清点囚犯人数，总是数到‘九’为止，今天却只数到‘八’就停止了。我丈夫素来性情刚烈，先死的一个囚犯，肯定是我的丈夫！”第二天一打听，果然王章已经死了。
王章死后，总算朝廷开恩，释放了王章妻子母女俩，田地房产也发还给了她们“牛衣对泣”后来成了成语。王章和他妻子的故事，变成了著名的成语故事。
《汉书·王章传》
不言而责子
西汉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北）人。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他是被地方官举荐为孝廉、秀才而步入仕途的，先后担任宛句、长安县令，御史中丞，临淮、陈留太守等，又曾任御史大夫。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又代张禹为丞相，被封为高阳侯。薛宣做官很有才能，任地方官时，教令完备，赏罚严明，很有治声。在朝廷中做官时，廉明持正，政声不错。
薛宣的儿子薛惠，后来也做到俸禄二千石的大官。一开初，薛惠在彭城县当县令。薛宣这时正由临淮太守改官陈留太守，他去陈留上任时，恰好路过彭城，便顺便到儿子任所看望薛惠。谁知一到彭城县境内，见桥梁以及供朝廷官员来往使用的驿站等均残破不堪，都未加修葺。薛宣见此状况，心里就明白儿子不能胜任县令之职。他在彭城住了好几天，只是每天在县衙中帮着处置处置杂物器具，侍弄侍弄菜园中种的蔬菜等，从不问儿子的公事。
薛惠见父亲情状，便知道自己的作为不能令薛宣满意。过了几天，薛宣要去陈留上任，薛惠便特意派了个县吏送父亲到任所，嘱他有机会询问薛宣对他的看法。这个县吏一直送薛宣到陈留，找了个适当的机会，便诚恳地问薛宣为什么不问问儿子的吏事，给薛惠一些教诫。薛宣笑着对县吏说道：“做官之道，如果是关于法纪政令方面的事。可以通过求教之类的方式学到。至于能不能做官，自有其天生的资赋，这又怎么能学到呢？”言外之意，是认为儿子无做官才能。后来，薛宣的这番话传了开来，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认为此话很有道理。
薛宣的话显然有些片面。他过于强调人的素质，其实素质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逐步提高的。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到，尽管薛宣没有十分严厉地责备儿子，但他对儿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种不教而教的方法，对薛惠很有触动。后来情况如何，史籍无载，但薛惠后来确实做到了二千石的大官。
《汉书·薛宣传》
东家枣完妇去复还
西汉人王吉，自幼好学，被举为孝廉，出为小吏。后来又被举为贤良方正，先后任县令等。又曾担任昌邑王的中尉，因昌邑王荒淫，王吉恳切进谏，因此获罪。昌邑王虽饶他一命，仍然把他罚为囚徒。后来，汉宣帝召他为博士、谏大夫。王吉并不因为以前曾吃过进谏的亏而畏缩，遇事照样直谏。汉宣帝认为他迂阔，王吉便称病归。汉元帝即位后，又召他为谏大夫。
王吉多次失宠，都是由于他直谏不讳，于此可见他的耿直不阿品格。他不仅在朝为官时刚直敢言，嫉恶如仇，在家家居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不准有亏志节。当初他一心向学时，居住在长安城中。他的东邻家中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枝丫一直伸到王吉家的院子中，当这棵枣树枝头上挂满枣子时，王吉年轻的妻子一时嘴馋，便摘了一些枣子下来，等王吉回来，拿出来一道吃。王吉当时以为是妻子从街上买来的，毫不在意，将枣子吃掉了。后来他得知妻子摘的是东邻人家枣树上的枣子，非常生气，就把妻子休回娘家去了。
东邻人家听说王吉为了几颗枣子，竟然将妻子休掉了，心中不安。想想没有办法弥补自己无意中造成的过失，便想将这棵大枣树砍去。周围的邻居知道情况后，一齐出来加以劝阻，又坚持请王吉将妻子接回来。在周围邻居的一再请求下，王吉才原谅了妻子的过错，让她回到家中。
为了此事，王吉所居住的地方传诵着一首赞颂他的顺口溜：
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只此一事，就足可看出王吉平时是如何砥砺自己的情操和严格要求家人的。正因他家教很严，所以他的子孙都先后在朝中做官，很有出息。王吉性清廉，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到他的儿孙辈，虽已较为讲究车马服饰和饮食，但家中也没有金银锦绣之类。待到搬家时，人们只见他家仅有一些必备的衣物，没有什么私财。当他不做官后，照样布衣蔬食，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所以天下人都服其廉洁。
《汉书·王吉传》
严以律己宽以待民
汉文帝刘恒是个有才能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君主。他在位当政时，汉朝经济繁荣，后世常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称作“文景之治”。
汉文帝励精图治，又崇尚节俭，以身作则。他虽为帝王，穿着却十分朴素，常穿普通的黑布衣。宫中所用的帷帐等等，丝毫不加文饰，以示俭朴，以做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死时，特地留下一道遗诏，其中说道：“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表现出豁达的生死观。他在遗诏中又谆谆告诫不要厚葬他，要尽可能地节俭治丧。所以，他的墓葬中所有的东两都是瓦器，没有金银铜锡等等的器皿饰物。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帝王，能做到这样，确是难能可贵。
汉文帝的开明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不仅善于纳谏，而且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较严，从不迁就，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