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氏离开周室迁到晋国，其宗族就分散开了，有的在卫地，有的在赵地，有的在秦地。在卫地的，当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地的，以传授剑术而闻名，司马蒯聩是他们的后人。在秦国的是司马错，他与张仪争论，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伐蜀，灭亡蜀国，因而就地戍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在武安君白起手下做事。这时候少梁更名叫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白起坑杀了赵国兵败长平的军队，回去以后二人都在杜邮这个地方被赐死，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担任了秦王的铁宫。当秦始皇的时候，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为武信君的将军而去攻取朝歌。诸侯们相继为王，司马伃被（项羽）封为殷王。汉朝讨伐楚霸王时，司马伃归降汉朝，汉朝以他原先的封地建立了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毋泽，司马毋泽为汉（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毋泽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去世后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担任了太史公。
太史公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的教育），在黄生那里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是在建元、元封年间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责备学者们不能彻底理解各家的思想而被各派师法所困惑，就论述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说：“为使天下达到同一目标而有一百种设想，归宿相同但道路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这些都是努力于治理社会的，只是学说思路不一样，有的能省察有的不能省察罢了。我曾观察阴阳家的学术，众人忌讳重大的吉凶预兆，便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但是它条理的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儒学学者博学但不得要领，劳而功少，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难以完全遵从，但是他们讲叙的群臣父子之间的礼仪，罗列的夫妇长幼之间界线，却是至理。墨学学者的节俭难以遵从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不可尽用，但是他们所说的强本节用的道理，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格而缺少恩情，但是他们理顺的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让人简朴而容易失去真实，但它强调名称与实在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可不省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展开和闭合都没有形状，哺养万物，它的学术构成，遵循阴阳家对四季顺序变化的主张，采纳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针对不同的事物而变化，建树习俗办理事务，没有不恰当的，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实施，办事少而见效多。儒学学者则不然，认为皇上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就要拥护，君主在先臣下应该随后。这样，君主就烦劳而臣下就轻松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主张，则远离贤人，废黜智慧，放弃这些而仅用自己的学术。我们知道，精神耗费多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凋敝；精神和形体很早就衰颓了，想要与天地一样长在久存，这种事情还没听说过。
阴阳家主张，四季、八卦位、黄道的十二度、二十四节令各有处理的原则，而说（对这些原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然，所以（我）说他们“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播种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则，不顺应就无法制订天下纪纲，所以（我）说“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
儒学学者，他们以（《礼》、《乐》、《尚书》、《诗经》、《易》、《春秋》）六艺为原则，阐释它们的疏传成千上万。终生不能把它们弄懂，一年内连对其礼法也不能全搞清楚，所以（我）说他们“博学而不得要领，劳而少功”。如果说他们罗列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讲述的夫妇长幼之间的界线，即使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改变的。
墨家学者也崇尚尧、舜，他们阐述自己的德行说：“堂屋屋基只要三尺，土阶只要三级，盖房子的茅草不需剪整齐，木椽子不要修整；用土锅烧饭，用土碗盛羹，吃粗米，喝菜汤；夏天穿葛藤制的衣服，冬天穿鹿皮衣。”他们为人送终，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悲哀。他们教授丧礼，固执地要用这一套作为万民的表率。所以天下如果都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不同时代发展了，做的事情就不必相同，所以说“他们的节俭难以遵从”。总的说来他们主张的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的原则。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废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关系，不划分贵贱，只依据法令来决断，会使得亲近亲人、尊重尊贵的恩情断绝了，这可以说只能为一时之计，而不能长久使用，所以（我）说它“严格而缺少恩情”。若说到尊重君主、小看臣下，说明名份和职掌不可以相互逾越，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烦琐，使人不能理解他们的本意，他们只根据名来判断事物，经常不合人情，所以我说名家“简朴而容易失去真实。”假若说到他们主张的引名贵实，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情不犯错误，这些都是不能不省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叫无所不为，它的具体主张容易实行，它的言辞难以理解。它的学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自然为功用，没有既成的形势，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能够彻底推求万事万物情况。它不先于物也不后于物，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一定的法则又没有凝固的教条，只因时事的变化推行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界线又没有凝固的界线，只因事物的情况决定兴起或废弃，所以说“圣人没有机巧，只是遵守顺应时变罢了”。虚是道的常理，顺应它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起到来，让他们各自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确实名实相符的叫做端正，确实虚有其名的叫做款。不听叫做款的这种人所说的话，奸就不会产生，贤德和不肖之人就自然分开了，白色还是黑色就显现出来。剩下的事就在你想怎么使用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于是遵循最基本的法则，混混冥冥任其自然；照耀天下，返复往还不计较名称。大凡人有生命是因为有精神存在，所依附的则是形体。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了就会凋敝，形体和精神分离开就会死亡。死去了的不能再恢复生命，离分了的不可能再结合，所以圣人看重（神与形）。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躯壳。不先确定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和地位），就说“我有（理论）去治理天下”，请问根据什么呢？
太史公司马谈已掌管了天文事务，就不负责民众的事。他有个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龙门山之南黄河的北岸以耕牧为业，10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他20岁的时候就南游江淮；上会稽山，探寻禹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和湘水；又北涉汶水和泗水，在齐、鲁的都市讨论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和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到蕃县、薛城和彭城时司马迁旅费缺乏，就取道梁、楚返回了。这时候司马迁当了郎中，奉皇上之命出使巴、蜀以南。巡视了邛、筰、昆明等地，回到长安复命。
这一年，天子汉武帝举行了汉朝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在洛阳，没有能跟随武帝去执行封禅的职事，在悲愤中去世。司马谈弥留之际，司马迁刚好从西南回来，在黄河与洛阳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从远古开始，就曾经在有虞氏和夏朝的时候立功扬名，职掌天文的事务。到后代就衰落了，难道要从我这里断绝么？你继任太史，就是延续我们先祖的事业了。现在天子承接千年的统绪，封禅泰山，而我不得随行，是我的命运啊！我死去之后，你必定要当太史；当了太史之后，不要忘了我想写的著作呵。孝道，是从服事亲人开始，经过为皇上做事，最终达到卓然自立；扬名于后世，使父母显荣，这是最大的孝。天下赞扬周公，说他能宣扬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讲解《周南》、《召南》等《诗经》中的国风，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一直追溯到公刘，以尊崇（周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之后，王道残缺，礼乐制度衰落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述《诗经》、《尚书》，作《春秋》，学者们至今都把他当作典范。自从获麟年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绝灭。现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少），我身为太史而不记载评论这些，废弃了事关天下的文字，我太害怕（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了，你一定要时刻想着这事呵！”司马迁低着头泪流满面地说：“儿子虽然不敏捷，还是要请求父亲允许我将父亲已经整理好的史事加以裁断，不敢有所缺漏。”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便在朝廷的石室金匮藏书中搜集材料。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五年是太初元年，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是朔日，早上冬至。改（原用的颛顼历而）行太初历，在明堂中颁布新历，祭祀诸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的父亲说过：‘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出了孔子，从孔子至现在已经五百年了，一定有继承发扬孔子事业的人（出来），以《易传》为本，继承《春秋》，以《诗经》、《尚书》、《礼》和《乐》为基础。’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作为儿子我怎么敢推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过去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被破坏了，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加害于他，大夫干扰他。孔子知道当时社会不重用他，自己的理论得不到实行，于是就评论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曲直，作为天下法式，贬损诸侯，批评大夫，以阐明君王（应该做的）事情罢了。他老人家说：我与其写抽象的理论，还不如（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能充分显现（我的思想的）事实之中。《春秋》上阐明了三王的法则，下理清了人事的纲纪，阐明疑惑难明的事理。明白是非，确定犹豫。赞美善行憎恶丑恶，推崇贤人轻视不肖之人，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兴起被废弃了的制度，这是君王最重大的法则。《易》叙述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它的长处在变化之道；《礼》为人确定规则，所以它的长处在可以施行；《尚书》记载了先王的事情，所以它的长处在政治方面；《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等，所以它的长处在讽谏；《乐》是快乐所得以产生的根据，所以它的长处在协和；《春秋》分辨是非，所以它的长处在对人进行管理。所以说《礼》是节制人的，《乐》是启发协和的，《尚书》是记事的，《诗经》是表达意愿的，《易》是阐述变化的，《春秋》是讲义理的。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有数千，万物的聚散之理都在《春秋》（中说明了）。《春秋》之中，弑君有三十六次，亡国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还是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丧失了根本。所以《易》中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故，是由来已久的’。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在自己的面前有言就听不见，自已背后有贼人就不能觉察。为臣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坚持大政方针而不知道它（如何）恰当，遇到事情变化了而不知道对它（如何）权衡。做君主和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承担首恶的罪名。做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陷入篡位、弑杀君父的死罪。事实上他们都自以为是在做好事，但是不知道义理，一旦把道理讲出来他们就不敢推卸罪责了。不通礼的意义的大旨，就会（坏）到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程度。君主不像君生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下不像臣下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原则，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的过错来责备他们，他们是只好接受而不敢反驳的。所以说《春秋》是礼的意义的本原。礼在事情发生之前起阻止作用，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施行，所以法的功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阻止作用就连那些禁止（败坏行为）的人也难以明白。”
壶遂说：“孔子那时，上面没有明君，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他作《春秋》，把平铺直述的文章用礼义作为标准加以批评取舍以垂示后代，当作一统之王的法则。现在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得以各守其职，万事具备，都各自遵循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原则行动，先生所要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生说得既对也不对，道理不能这样说。我的父亲说过：‘虑戏非常纯厚，作了《易》的八卦。尧舜繁盛，《尚书》里有记载，礼、乐创造出来了。商汤和周武王的兴隆，诗人们吟咏歌唱。《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不仅仅只有讥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如今圣明的天子，获得了符瑞，进行了封禅，改了历法，变了服色，受天命而政清人和，恩泽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相隔数国的国家都派人来叩击塞门，请求进献珍宝晋见皇上的，不可胜言。臣下百官努力歌颂皇上的德行，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何况贤能的士人，倘若得不到任用，是有国家的人的耻辱；皇上圣明，德行得不到传扬，是官员的过错。并且我职掌史官，倘若废毁了皇上的圣明盛德不记载下来，灭没功臣、贤大夫的建树不加以叙述，毁弃了我父亲的话，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叙述以往的事情，整理与它们有关的传世材料，并非是创作，而先生把我写的东西比作《春秋》，那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