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西周中期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过程，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它是中期的延续，但是已经没有中期那样交错复杂的情形了。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这一时期大体上是厉王和宣王的器比较多，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幽王时的标准器。重要的器有厉王时代的麸簋、麸钟、郑季盨、此鼎、散盘、禹鼎、鄂侯题方鼎、南公柳鼎、虢仲盨、公臣簋等等。宣王时代的有颂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南宫乎钟、师寰簋等。西周晚期墓葬的发掘，重要的为郟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但此墓的下限在灭虢之年，因此包含着相当一部分春秋早期的遗存，陕西澧河西岸的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发掘了许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有一部分是西周晚期墓，其中一墓出土郑季盨，推算纪年为厉王时器。同墓中也有较早的器物。但一般情况是，关中地区和周原及洛阳地区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较少，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掘西周晚期和西周末墓葬约十四座，其中仅两座有个别的青铜礼器，在山西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具有规模者甚少。目前对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传世西周晚期铸铭的标难器。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较多的出于周原地区的窖藏。如扶风齐家村南发现39器一窖，其中有部分是西周晚期器；扶风召陈村发现19器一窑；歧山董家发现37器一窖，其中少量的也有西周晚期器。扶风齐村发现的厉王麸簋，可能也是窖藏。西周晚期的鼎，流行最多的有两种，一是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如禹鼎、史颂鼎之类，其形制同于大、小克鼎；一种是盂鼎，即器腹似半球形的鼎。以上两种都是兽蹄鼎足。从遗存的一般数量来看，盂鼎在这一时期内发展较快，鼎腹可分深、中等、浅三类，深的如南宫柳鼎，中等的比较多，如颂鼎，浅的如卫盂鼎，这些鼎有立耳，也有附耳。孟鼎这种形制在西周中期之末已有出现，如大鼎即是，但是作为时代特征性的器形，则盛行于西周晚期。方鼎已不再出现。簋的形式比较单调，大都沿用中期的合口盖簋、颂簋、师寰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浑圆的一种，郑虢仲簋、白家父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垂直的一种。另有一类合口有盖的环耳簋，也仍行用，但遗存的数量不多，如散伯簋和公臣簋等。方座簋偶而可见，式样也是沿用西周中期的，麸簋的器体同于兴簋，只是双耳特别壮伟。西周中期和晚期簋的区分与鼎及其他礼器一样，需更多地借助于铭文的考订。盨、簠在西周晚期很流行，两者相比，前者遗存的数量较多于后者，簠、豆等食器发现不多，当为漆木所制，朽坏不易保存。酒器壶仍如中期的长颈垂腹壶和方壶，方壶似有一定发展，如颂壶、梁其壶等，梁其壶壶盖为莲瓣形，则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式样，在春秋时代甚为流行。另有一类款足盉，足肥而短，小口有盖而宽肩，有鋬可执，或自铭为莹。水器仍为盘、匜组合，形制无变化，形体巨大的虢季子白盘成长方形，是惟一的特殊形制。
总的来看，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形制没有突出的发展，品种也少，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此时纹饰绝大部分是波曲纹，～～形和<＿＿>形的变形兽纹，鳞纹也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变形的兽面纹也偶然可见，行用的还有直条纹，总的来看化较简单，有些重器甚至素面不施纹饰，但是对器物的突出部分如簋耳、匜鋬之类的仍保持装饰的具体形象，如师寰簋的双耳均为雄奇的龙头，虢季子白盘衔环的龙头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主体的形象很难变形和做得抽象。值得注意的是龙体交叠的纹饰已个别地出现了，如颂鼎的交龙纹，交缠的龙纹在上村岭虢国墓地青铜器件中也有所发现。西周晚期铭文颇多长篇巨著，毛公鼎、散盘、禹鼎、颂鼎等都是国之重器。内容除一般册命官职之外，对猃狁入侵的抵御，对淮夷的控制和征伐等有突出的反映。但大多是流于形式的为祖考自作礼器的铭记。
四、春秋时期青铜
（一）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至前7世纪上半叶）
犬戎入侵，申侯曾侯与西夷的策应，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最后导致了西周的覆亡。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大国诸侯争霸的局面。春秋早期青铜器仍然是西周的体制，而有若干变化。王室和王臣的青铜器急剧减少，诸侯国的青铜器占主要地位。例如蔡侯匜、陈侯簠，曾大保盆、邦季故公簋、杞伯簋和壶、齐侯匜、郑伯盘、芮公壶、芮太子鼎等等。春秋早期的考古资料并不多。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甬钟和纽钟（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可以视为标准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其中自七鼎至一、二鼎等四个级别的数十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早期器。郏县太仆乡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也是典型的春秋早期器。新郑的春秋墓葬很多，早期的曾国个别有所发掘，山东曲阜鲁故城发掘，曾发现过几座春秋早期的墓葬。黄县归城南埠村、关中地区秦公园陵北的八旗屯秦墓，春秋早期的随葬器物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基本相同。至今为止，这一时期所发掘的都是中小型墓。湖北随县所出的曾伯文簋和曾伯大父簋及京山郑家河水库出土的曾仲族父壶等器，虽非科学发掘，要之亦为春秋早期器。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西周晚期体系，但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首先是盆的出现。传世的如曾大保盆。考古发现的有太仆乡日夭盆，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称之为和，如蔡大师和。旧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是饮器，山东曲阜鲁城春秋早期墓中皆出现数器，一种颇不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亦在此时出现，大仆乡器群中就有这样的壶。春秋早期的罍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者有较大的区别。春秋早期的纹饰与西周晚期相似，但有微小的变化，就是出现了龙类相交缠的纹饰。以前所述，颂壶上已有交龙纹出现，上村岭虢国墓地也有这类纹饰。春秋早期交龙纹与其他纹饰一样都显得粗疏，曾伯箂簠的交龙纹可能是春秋早期中较晚的新式样。这一时期的铭文长篇的甚少，内容多是诸侯、卿大夫等婚媾媵器和自作用器的记录。铭辞书体也无显著的变化。
（二）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
由于考古资料不够充分，尤其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缺少，因此难于严格地标定分期的年限，而且各国青铜器的发展也未必平衡。虽然如此，但仍有少量的标准器或接近标准器的资料。传世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钟，铭记其先世有十二公，此十二公从秦仲算起，到十三世作器者为秦康公（公元前620一前609年），秦公簋的形制尚是春秋早期式样，而其纹饰已是较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了。河南光山黄君夫妇墓和山东沂水刘家店墓中所出土的黄大子白克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标准器的作用，黄国之灭在前648年，这些器大都比春秋早期的精丽，因而是春秋中期器，它的下限，自当早于前648年。河南信阳市平桥樊君夫妇墓也属春秋中期。
此外吴者减钟的者减皮鹤即毕珍之子，为前650年以后之器。传世的青铜器有宋公戍钟，式样近于秦公钟，为宋平公器（公元前575-532年）。但是此时精湛的青铜器不会突然出现，很可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其相邻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稍早时，青铜器的发展已有所变化。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当时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相交递的时期。
春秋中期青铜器和西周中期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具有早期到晚期的过渡特点。盂鼎类器盛行，除了沿用圜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双耳合口的盖簋仍继续行用，但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采用了。盨已不再出现，簠仍然行用，器形有所变化，在口上另竖一道宽阔的边。食器中一个大的变化是敦的多次出现，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益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但这种器物是前所少见的。这一时期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和二墓的一对壶盖等，都是所发现的同类器形。青铜乐器在国君级的墓中既出成组的甬钟，也出平口的纽钟和铃钟。
春秋中期青铜器纹饰也存在着新旧交替的情形。变形动物纹、波曲纹等继续行用，但逐渐改变了粗犷的风格。显得愈益规矩和精丽。在上述纹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重叠的或相交的交龙纹结构，并且由早期抽象的甚至首尾不辨的动物纹，重新恢复龙或兽的具体形象。首、角、目等各部分愈来愈清晰。但是，变形的动物纹并未完全消失。出现了较为复杂和繁密的四方连续动物纹，如秦簋公等不少器上都布有这类复杂交缠的纹饰。春秋中期的纹饰在结构上虽然有新的式样，但在技巧上还不是精工细作，因而仍有某种粗犷的风味。
（三）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6年）
春秋晚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得到政治优势而进行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涨。从当时各种遗存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来看，的确有着极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不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造成衰疲，反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第二个高峰。
这一时期的标准器物在山东地区的有齐洹子孟姜壶、邾公华钟；在安徽、江、浙地区的有蔡侯产剑、徐王庚儿钟、吴王光鉴、吴王光戈、吴王夫差御鉴、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在江汉地区的有楚王领钟，昭王之湟簋；在中原地区的有宋公丝鼎；在山西地区的有浑源李峪村器群、赵孟介壶等等。这一时期或与达一时期有联系的重要考古发掘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等，山西万荣庙前村春秋大墓，山东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莒墓，以上皆为较完整的大墓，中小型墓，如山西侯马上马村11号墓，15号墓，长子县东周墓之1、2、7、11号墓，河北邯郸百家村57号墓、山东莒南大店镇莒国殉人墓的编钟，长沙楚墓和江陵楚墓群中这一时期的墓葬等等。
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用也不尽相同，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未明。但总的来看，现存这一时期各个地区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纹饰的共同点大于不同之点。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种类甚多，风格总的倾向是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各种龙蛇纹占有支配的地位，其构图有单体蚪结或复合的作各种形状交缠，排列成繁杂的四方连续，这种纹饰是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是文献中所记裁的卷龙或交龙之类，有许多纹饰是龙的形象缩微，有的是变形缩微，因为图像缩小得只有用极细的双钩来显示其结构，具体部位的表现只能省略变形了，如果以单独的龙纹为母题，则图象成为带状交缠，而龙的构图也很复杂，体躯上往往饰以细密而均匀的雷纹，智君子鉴和鸟兽龙纹壶等都有很典型的纹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侯马铸铜遗址中发现的陶范，甚多此类纹饰，那种有回旋状小羽翼密集的变形龙纹，其体躯多省略，主要只表现头部和突起的羽翼，是飞龙的纹样，整体看来如无数刺粒状，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令尹子庚墓的甬钟等，都有这类纹饰。前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中原三晋地区为主，后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
春秋晚期另一种新的纹饰是红铜镶的，包括龙、兽、凤、鸟，以及表现狩猎的各种题材。由于表现人之狩猎活动的图像出于初始时期，因而带有粗拙感。但是它已摆脱了青铜器纹饰的图案规律，而成为构图比较自然而生动的初级画像。春秋晚期青铜器铭文，重要的以山东地区某些诸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诸侯国的为多，中原和三晋地区的却反而少。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记载自作用器的为多，铭辞或长或短大体上有一定的格式，内容总以显彰器主本人的世家、地位和身分，及自诩品德之美为主，记载婚媵的铭文亦在少数。铭辞除了诸侯或主要的卿大夫之名可与史籍相印证，以及部分有史迹可资考查者外，关涉史料的内容不多，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