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巴黎不久，达利就急于离开这儿了。达利想马上继续进行在卡达凯斯考虑过的那些绘画探索，从家中被赶出来这件事中断了它们。达利打算画一位“无形的男子”。确实就是这件事，可无论在哪儿都应当做这件事，或许在乡下，达利也打算带加拉走。
加拉准备跟随达利，他们只需选择一处要去的地方。出发前，达利在超现实主义团体内提出了某些大胆的口号。等达利回来时，他就会看到它们产生了多么挫伤士气的效果。达利说：“卢塞尔对韩波，现代风格的物品对非洲的物品，欺骗眼睛对造型美，模仿对阐释。”所有这些将足够养活他们几年了。达利有意不做什么解释。达利仍不是一位健谈的人，所以只想提出注定会缠住大家的那些本质的言词。达利病态的羞怯使他每当该开口讲话时就会体验到可怕的痛苦不安。达利以西班牙人特有的狂热和露骨的方式，表达在长久沉默中集聚起的口才那一切。他想论战的急躁心情忍受着献身法国式谈话的一百零一位殉道者，这种谈话点缀了如此多的机智和见识，从而时常掩盖了它缺乏骨架的毛病。达利终于向那不断跟达利谈论“题材”、谈到库尔贝的“题材”和他如何操纵他们“题材”的艺术批评家问道：
“你吃过它吗？一堆无价值的大粪，我更喜欢夏尔丹的题材。”
一天晚上，达利在诺埃尔家里吃饭。他们的住宅令达利胆怯，达利看到那幅《阴郁的游戏》挂在墙壁上，在一幅克拉纳赫作品和一幅华托作品之间，他感到极为得意。同桌进餐的人由形形色色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组成。达利很快就明白了他是大家等待的对象。他也确信自己的羞怯令诺埃尔全家很感动。每当饮料总管凑近他耳朵悄悄跟他讲话并以谈知心话的语调提到酒的名称和年份时，达利都以为要谈的是某些严重的问题，以为加拉被出租汽车压了，以为一位愤怒的超现实主义者要揍达利一顿。于是达利面色苍白地惊跳起来，打算离开餐桌。但并非这类事，什么都没发生。
达利一口就喝干了这种让他害怕的酒，达利希望借助它大大克服羞怯并重获说话的能力。达利总是欣赏那种人：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情可谈，但却能在20个人的晚餐中成功地照他的意图左右谈话，在让大家听到他谈话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吃喝。他甚至会做得更妙，吃喝得胜过任何人，并以优美的方式打断谈话的中心，可却让人毫无感觉，使别人认为不礼貌的是他们自己。
初次在诺埃尔家吃晚饭期间，达利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贵族（当时这样称呼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远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受不了他那类思想。事实上，上流社会的人士还保持着讲究高雅和文明的返祖性因素，而资产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代则刚刚怀着欢乐之情献身于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各种新观念。
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用两脚直立，而是像红鹳那样用一条腿保持平衡。达利创立了“悲伤的拐”，他童年最初罪恶之拐，作为战后的象征性支架。一些拐支持着染上了脑髓病的畸形发展的某些头颅，另一些则使一些稀罕的优美姿势或舞蹈动作固定下来。拐、拐，到处都是拐。
达利甚至发明了一种极小的用于面部的拐，它是用黄金和红宝石制作的，配合着嘴并支撑着鼻子。这是件令人羞愧的无用之物，准备提供给某些优雅的女人用，这些女人的优雅具有明显的罪恶特征。达利象征性的拐说明并配合了（现在还配合着）他们时代各种潜意识的神话。它远没有让人厌烦，而是越来越迷住了大家。达利把拐放在各处，人们便会寻思：“为什么有这么多拐？”达利结束了最初的试验，而贵族也由于达利大量的拐保持直立了，这时达利想坦率地通知贵族：
“现在，我要朝你们的腿狠狠踢上一脚了。”
贵族又收缩起一点已经抬起的脚，英勇地咬紧牙关防止喊出声来，他们答复达利：“踢吧！”于是达利用尽浑身气力，死命地朝贵族的腿肚子上踢了一脚。贵族并没跌倒。拐因而也仍牢牢地固定着。
“谢谢！”有人对达利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会再来。凭着你们仅有的一条腿和我智力的拐，你们比知识分子制造的革命还要牢固。你们老了，失去权位，疲惫得要死；但你们的那一只脚同大地紧紧连接的地方，就是传统。要是你们万一死了的话，我便会用我的一只脚踏在你们的足迹上，像红鹳那样蜷缩起另一条腿。达利能够做到，也准备以这种姿势不倦地呆下去，变得老起来。”
贵族制度总是达利的热情之一，这时达利已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这类精英对他们在从将临战争中诞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欧洲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重新有种历史意识。当时人们很少听到达利对他们未来的种种预言，而达利本人也不太把达利就集体主义和群众所说的话当回事：这种集体主义和群众有可能吞噬掉民主政体，发动一场大动乱，从这场动乱中会产生出一个变得贫乏的欧洲，通过大主教的、贵族的，或许是君主制的个人主义传统，这个欧洲才会获得拯救。
在等待这些预言实现时，在超现实主义者们消化达利提出的口号之前，在野心家们伤害达利和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祝愿达利之前，达利动身去了天蓝海岸。加拉发现一处不会有人找到他们的旅馆。他们租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用来当达利的画室。走廊里，堆着一些供他们壁炉烧的木柴，以便不会有人以送木柴为名来打扰他们。达利安置好一盏灯，它的光线只能照到达利的画布上，并使房间的其余地方处在它永远隔绝的遮板的阴影中。他们通常让人把饭菜送到他们的房间来。只有难得的几回，他们下楼到餐厅去。两个月内，他们从没离开过旅馆！作为他们生活中最激动最疯狂的日子，这两个月一直深深地刻在达利和加拉的记忆中。在这自愿的“封闭”期，达利怀着工作时那样的思辨狂热认识了爱情、享受了爱情。《无形的男子》完成了一半。加拉用纸牌算命，看到示来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达利盲目地相信她向达利预言的那一切，它们会驱赶开威胁他们幸福的种种不安。加拉预告了有一位栗色皮肤或褐色皮肤的先生的一封信，以及钱。来的信签着诺埃尔子爵的名字。戈曼画廊要破产了，他提出要给达利经济上的帮助。为了使达利摆脱全部焦虑，他建议达利去拜访他。他会派车在达利希望的那天来接达利。
这封信让他们决定首次去散步，一路上他们能审视下形势。在户外，冬天的灿烂阳光晃得他们眼光缭乱。他们的面容就像囚犯的一样惨白。温暖的阳光使他们觉得格外舒服，他们露天吃了午饭，一顿有酒的午饭，他们在这两个月已经戒了酒。在咖啡馆，事情决定下来：加拉去巴黎试着收回画廊欠他们的钱，达利去诺埃尔子爵在依列斯的圣贝尔纳城堡拜访他。达利会提议给他画一幅重要的画，他要预付给达利两万九千法郎。有了这笔钱和加拉收回的钱，他们将到卡达凯斯去，让人在那儿为他们建造一所供他们两人居住的小房子，达利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时从巴黎消失。达利只爱卡达凯斯，所以拒绝看别处的风景。
他们又重聚了。她带回画廊的一点钱，达利带着诺埃尔子爵刚给的支票。达利记得自己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这张支票，它首次使他懂得钱是一种重要的东西。
他们再次动身去西班牙。在那儿，达利一生中最浪漫、最严酷、最紧张的时期开始了。达利觉得所有令人喜爱的机遇突然停止了。他的名字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癌，这个社会不想听人谈到它了，实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据说所有反对达利智慧的魔力和达利破坏了他们基础的各种观念的人，使达利沾染上了咬啮他们全体的这种病：操心金钱。达利宁愿把这种病留给他们，他知道自己是可治愈的。
布努埃尔刚完成了《黄金岁月》。达利极为伤心。这部影片只不过是他的各种观念的一幅漫画。在这部影片中，以幼稚的、毫无诗意的方式攻击了天主教。然而这部影片，特别是那不成功的爱情场面仍然获得惊人的效果。布努埃尔匆忙前往好莱坞，他认为那儿有一些神奇的合同在等着他，他没参加这部影片的首映式。在一群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人中挑选了观众，可实际并没出什么事。有些笑声，有些抗议，但观众席中全体一致的掌声很快就把它们压下去了。
可两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一部豪华轿车停下来，穿制服的司机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圣体显供台，把它突出地放在人行道上，这是个大特写镜头。接着，两条非常美的女人腿从轿车中伸出来。出售保皇党报纸的人选择这个时刻把黑墨水抛到银幕上。在“打倒德国佬“的叫喊声中，这些年轻人朝空中放了几枪，投掷了一些气味难闻的球状物和一些催泪瓦斯瓶。放映被迫中断了。《法兰西行动报》的支持者们痛打着观众。玻璃窗炸得粉碎。电影试映室的休息室里布置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书展，它被洗劫一空。达利的画只有一幅保存下来，这是由于一名女引座员把它藏在了厕所里，而其余的都悲惨地成了一块块碎片。警察来得大迟了，灾难早已结束。
第二天，这场丑剧在巴黎的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好几天内，各种日报就达利影片的主题展开论战，这部影片终于被警察局禁演了。达利担心在某个时刻会把达利驱逐出法国。幸而一部分舆论也支持达利。然而大家都染上一种该死的恐惧病，怕接触任何与达利有关的事。《黄金岁月》的丑闻像达摩克勒斯剑一样悬挂在达利头上，达利也决心绝不再跟任何人合作。没有人能理解达利的不赞同态度，既然达利刚创作了《黄金岁月》，达利现在就能用绘画赞颂梅索尼埃了。
由于他人难于注意到达利观念和作品中弄虚做假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人们很快习惯了容忍达利的一切，他们说：“这是属于达利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这期间达利刚说了他要说的事，这件终于讲出的事很快就会吞掉人们不敢说那一切。人们把达利看成是所有人中最疯狂、最具破坏性、最狂暴、最超现实主义、最革命的人。他们的黑暗只是使属于达利的白天和天空更明亮，达利要在这天空中树立起古典主义的天使和大天使的等级制纪念碑。此外，这天空永远比《黄金岁月》中的理想地狱更狂暴更真实，达利的古典主义比他们的浪漫主义更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达利反动的传统主义比他们流产的革命更引起纷纷议论。战后整个现代的努力就是不自然的，它应当死亡。传统在绘画和一切事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无论什么精神活动都将献身于虚无。
谁也不再懂得画油画、画素描或写作了。一切都在国际化下变得单一了。懒惰把丑和不定型奉为了神明。
达利一到巴黎，就体会到他在戈曼画廊举办的展览很成功，它的主要后果是给他带来了一群敌人。这些敌人是谁？差不多是所有的人。现代艺术向大众发出动员令，反对一种狂暴大胆的、不可思议的、不和谐的、破坏性的作品。总之，这不是现代“年轻的”艺术。人们刚刚一下子理解了达利厌恶他的时代。《艺术手册》必定到最后一分钟还无视达利的存在，而那些套着虫蛀的护腿、胡子上沾着鼻烟、上衣上配戴着荣誉军团勋位玫瑰花形徽章的老先生则拿出他们的单柄眼镜，更仔细地看达利的画，并产生想带走它们，把它们挂在他们餐厅的梅索尼埃绘画旁边的念头。50多年来，这些不倦地爱着绘画的老人喜爱上了达利，也理解了达利。他们感到达利在这儿是来保卫他们的。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保卫，因为他们已经是股力量了，而达利不过是站在他们一边，站在将成为胜利者的传统这一边罢了。
达利到达巴黎时，知识界受着柏格森主义已经衰落的有害影响的侵蚀，柏格森主义歌颂本能和生命冲动，它导致了过高评价一些粗劣的美学观。非洲野蛮地奔涌在巴黎的智慧之上。人们崇拜黑人艺术，这要感激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在看到一幅拉斐尔作品的继承人们落入这些反常的现象中，达利羞愧和愤怒得满脸通红。达利必须找到解毒剂，找到对抗这些精神上的奴化、糊涂、恐惧的产物的旗帜。为了对抗野蛮的物品，达利打算大力推广那些“现代风格”的、欧洲的、文明的、颓废的物品。达利永远把1900年时期看成是希腊罗马颓废时期的心理病理学的后果。他暗想，既然这些人拒绝听人提美学而只热衷于生命冲动，就要向他们指出在一件1900年物品最小的装饰细部中，怎么会比他们野蛮丑陋的偶像有更多的神秘、诗意、色情、疯狂、痛苦、夸张、伟大和生命的深度。有一天，正好是在巴黎，达利发现了一些1900年的地铁出入口，不幸人们正在折毁它们，要用一些无特色的可怕建筑物替代它们。
摄影家布拉赛拍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柱廊装饰构件的照片，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代风格”竟这么像超现实主义的。人们开始到跳蚤市场寻找1900年的物品。没花多少时间，1900年的影响就让人感觉到了。请人把餐馆现代化的马克西姆餐厅停止了施工。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重又在扮成1900年样式的杂志中流行起来，人们对1900年腐朽的过时方面打起了注意，把它用在一些天真和幽默的影片中让他们享用。几年后，艾尔莎·夏帕列里达到了它的顶峰，她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高盘在颈后的发型。
达利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着巴黎按照达利的命令发生的变化。但是同以往一样，达利本人的影响大大超越了他本人，他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它源于达利。
回到巴黎一个月后，达利跟乔治·凯勒和彼埃尔·柯尔签订了一份合同。没多久，达利在后者的画廊里展出了达利的《无形的躺椅——马——狮子》，这是达利在克鲁斯静观沉思的果实。诺埃尔子爵买下了这幅画，让·柯克多买下了《亵渎圣体饼》，安德烈·布列东买下了达利的《威廉·泰尔》。达利的作品开始让艺术批判家们感到不安。可实际上，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士显得被触到了痛处。过了些时候，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买了《欲望之塔》，这幅画表现在一个狮子头旁有一男一女，他们赤裸着身体，以一种犯罪的色情姿势搂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
达利开始越来越经常参加社交界的晚宴，人们抱着混合赞美之情的几分害怕接待由加拉陪伴的达利。达利利用这种场合安置他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