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初“翰林图画院”的设立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宋代初年，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做“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加深了与社会群众的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像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娱乐性趣，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做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像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像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佶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965年）随孟昶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采、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祐、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975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霭、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采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独断专行。如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炅也喜爱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2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采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保存贮藏的地方。
赵匡胤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103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二、人物画的创作活动
在北宋时代有多次大规模绘制宗教壁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画院为中心，而且是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只举画大相国寺和画玉清昭应宫为例。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一个庙，有60余院，是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庙会每月开放五次，进行各种日用杂物的交易，异常热闹。
自唐代以来，大相国寺就保存了很多艺术名迹，如吴道子画的文殊和维摩、车道政画的毗沙门天王、名匠王温装銮的弥勒像、名匠李秀刻的大殿障日板等，共称“相蓝十绝”。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在重修庙宇的时候亲手绘作了壁画。大相国寺后来再重修的时候藏在皇家高益的旧底本就成重绘的根据。有一次重修是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和李象坤等名画手参加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大水之后，汴河涨水造成水灾，大相国寺墙壁浸坍了很多，水退后只保存下高、王、二李等人所作的四幅。进行重绘时，崔白和李元济参加了绘制工作。从高益、高文进到崔白、李元济，屡次参加大相国寺绘制壁画工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手。
从这些壁画名称上可以看出一部分壁画的内容。
高益画“阿育王变相”、“炽盛光佛降九曜”就是有小幅底本收藏下来的。大水未毁的四堵是：王道真画的“给孤独长者买祇陀太子园因缘”、“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的李用及和李象坤合画的“牢度差斗圣变相”和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国寺大殿的壁画，左壁是“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是“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乐部马队之类”。
这些变相大多是园林、斗法、降魔、乐部马队、百戏、十一面观音，总之，是炫示一些热闹场面。
这些壁画中明显的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宋太宗赵匡胤很嘉许高益画的“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以为高益了解军事。高益画的乐队，画中弹琵琶者均为拨下弦，但另外管乐器都在奏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懂音乐的人解释琵琶是拨过才有声，拨下弦表示发声的正是四字所在的上弦。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掩饰自己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修建的。
修建“玉清昭应宫”以贮藏“天书”，以供奉玉皇、圣祖（捏造的赵氏祖先——赵玄朗）、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其规模宏伟，原计划要15年修成。但修筑时，昼夜不停，夜间则燃烛施工，所以只用了7年。
为了修筑玉清昭应宫，招募各地有名的画家就超过了3000人，经过考试入选的是武宗元、王拙二人为首的百余人，高文进、王道真、燕文贵也都参加。
关于玉清昭应宫壁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由于材料缺乏，所知甚少。但传说张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丈余人物，不用起稿，奋笔立就。王拙曾画五百灵官、众天女朝元等图，这些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绘画所达到的水平。
玉清昭应宫在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遭雷击起火，除二殿外全部焚毁。
自玉清昭应宫的修筑开始，北宋有一系列的道教宫观的修筑。大中祥符五年又修景灵宫，供奉所谓赵氏先祖，成为神仙的“圣祖”。到宋徽宗赵佶时期筑五岳观、宝箓宫等都是崇尚道教所致。
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道教壁画的题材的多样化，道教壁画创作也活跃起来。北宋初年有名的人物画家，主要的都是道教壁画家和画院画家。如高益（世称大高待诏）、高文进（世称小高待诏）、王霭、武宗元、王拙等。画院外画家，如王拙、孙梦卿（世称孙吴生、孙脱壁）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壁画，故不为当时评论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因此他们在绘画史上不为人所注重。
当时的人物画家也多擅长肖像画。武宗元曾把赵炅的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间，引起赵恒的惊讶，这是把现实的人加以神化的突出例子之一。王霭曾奉命去江南偷画李煜的谋臣肖像，并且在定力院（赵匡胤未作皇帝以前住的地方）画赵匡胤父母像作为纪念。牟谷、元霭和尚也都是赵匡胤左右有水平的肖像画家。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在景灵宫孝严殿绘的壁画，可以作为北宋人物画方面的一件大事。孝严殿中一方面画了宋代开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以表示歌颂；一方面画了宋仁宗赵祯当朝时的72名大臣的像，都是派人到每家绘写的。
北宋初年人物画的其他作品所知很少。有关风俗画的片段材料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高元亨曾画《从驾两军角觝戏场图》，据说高元亨具体地描写了在观看这一紧张的运动比赛，群众的各种不同的神态：像墙壁一样四周围着，有坐有立，有跷脚探头的，有互相攀扶的，俯仰姿态各异，也有男女、老幼、贵贱、技艺、外族及性别、年龄、阶级、身份和种族的不同。
燕文贵曾画《七夕夜市图》，描写汴梁城最繁华街道的一部分——潘楼附近（金银彩帛交易的集中地，潘楼是汴梁最大的酒楼之一）七夕夜晚的世俗热闹场景。
这两幅画从选择的题材方面看，描绘的是世俗生活，并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幅作品是宋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标志。
宋代宗教画保存下来的很少，以卷轴画形式保存下来的壁画稿本。最有名的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此图卷另一稿本，称为宋人《八十七神仙图卷》。
《朝元仙仗图卷》描绘五方帝君中的三个帝君，前往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队仗行列。这个行列应该是由88个神仙组成（《朝元仙仗图卷》缺最后一名神仙，《八十七神仙图卷》则缺最前一名神将）。88个神仙，共四种类型：3个帝君（头上有圆光），8名武装神将，10名男神仙，67名女仙（这些女仙中有玉女，也有金童，但都作女装）。四种类型人物形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特点描绘的，所以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性。但十名男神仙的形象，却可以看出在追求个性的特点。对全部人物行列勾绘了稠密重叠的衣褶，并且尽量变化着头饰、仪仗和67个仙女的姿态。这些变化产生了形式上丰富和华丽的效果，努力避免单调的感觉。全卷人物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旙旗、裙裾、飘带、花枝，一面行进一面飘动的感觉得到完整和统一的效果。
《朝元仙仗图卷》武宗元（公元？-1050年）是北宋时代重要的宗教画家，被认为可以和吴道子相比。他的画迹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以外，洛阳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尊丈余高的太一神以及龙兴寺（许昌）、嵩岳庙、中岳天封观等处的壁画都负有盛誉。
道教画以现实生活的描写代替超人间的神仙世界的描写。称为《护法天王图卷》的稿本和称为《西岳降灵图卷》的稿本，描绘了各种形形色色人物，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甚至市井中的商人、乞丐、渔父、玩把戏的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各种人的特点。道教画放手描写市井人物，因为道教相信神仙会隐迹在普通人群中间，可以具有普通人的外表。因而这样的道教画又具有了风俗画的特点。
三、李成、范宽及其他山水画家
李成、范宽和关仝曾被北宋人认为是三个最有贡献的山水画的大画家。
李成（公元？—967年），字咸熙，营丘人。是唐朝宗室后裔，他家世为士大夫，生于五代时，没有入仕的机会。他对于诗歌有修养，而又擅长山水画，好饮酒，晚年好游历，他和汴梁相国寺东宋家药铺主相处甚好，铺门两壁画满了李成的山水画。
《读碑窠石图》他的山水画，据《宣和画谱》的记述：“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山水画描写了山川地势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富有感情的力量。画中展示了郁勃深沉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