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
如果你现在对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海水时的感觉还记忆犹新，那么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时的心情，你就能深感同受。我对那里完全陌生，中国最古老、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就是裹脚。
我孤身一人去南方反对裹足，得到了天足会名誉会长的鼎力相助，她写信给中国招商局（一个很大的航运公司），说我代表天足会出行，这样我就可以乘招商局的汽船免费周游全中国。此行，我决心要全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给我的优惠待遇。他们还答应把中国南部的欧洲人介绍给我。我在中国西部住的时间比较长，在南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我们在汉口租了维多利亚剧院，以方便我登台演讲反对裹足，这次演讲我还特地请来中国政府官员旁听，并由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中国官员们鱼贯而入，有些人身后还跟着随从，有的官员把头昂得高高的，像是藐视天地万物间的一切事物，架子摆得如此大，我的心开始变得冰凉。领事先生开始向听众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当我站在这些听众面前时，才彻底意识到与中国官员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多么不可思议，况且与他们讨论的还是一个外国妇女，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中国翻译临阵怯场了，对此我毫不奇怪。中国官员的威慑力把他镇住了，无法再履行他对我的义务。幸好一个传教士赶来救场，他的中文极好，说话掷地有声。眼前这一幕太滑稽了，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免大声笑出来。对这些中国听众来说，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给他们茶余饭后提供了笑料。关于反对裹脚的小册子，在会上散发了2000份，临行前，几个主要官员还向我索取。
汉口是武汉三镇之一，与其他两镇间隔着汉江和长江。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的府邸就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据说他的文采天马行空，无人能比。我们用红纸写了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话，贴在会场里。张之洞把中国古文发挥得淋漓尽致，行文中他把反对裹脚的理由都说尽了，关于反对裹脚的理由，恐怕别人很难再用古文写出来。他是“文理”方面的专家，张之洞的文章太深奥了，那些“愚民”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到这里来听我演讲的一位军官，好像只为了研究张之洞的文采而来，他对我的演讲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听到最后，他还是签名加入了我们的天足会。汉阳是三镇中最小的，它与同在长江一岸的汉口间隔着汉江，在会议上，汉阳知县表示他家里的女眷都不裹脚。此举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裹脚，总督张之洞大人大加鞭挞，汉阳知县家里的女人又都没有裹脚，汉口这样的商业城市，怎能就此自甘落后呢？他们都争相上来索要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家眷裹脚的痛苦，有谁不想让她们摆脱呢？在会议开始前，我的翻译表现良好，没有失声，他承认曾经把小女儿的脚松开两次，可他妻子又给裹上了。让女儿裹脚，母亲们是为了让她们争得男人们的欢心，希望她们将来嫁个有地位的丈夫。上了年纪的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男人，都反对女性裹脚，他们认为那是野蛮的象征。欧洲妇女戴耳环、束腰以及穿高跟鞋，都曾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有地位的未婚男性喜欢小巧玲珑的脚，女人们都知道，一些女性认为裹脚会增加自己的女性魅力，这样一来就会征服男人的心。
汉口的集会后，我们又在汉阳举行了专门由妇女参加的集会。对废除裹脚这一观点，所有到会妇女都赞同。当我们请这些摆脱了裹脚布的妇女们站起来时，她们似乎有点不太习惯，经努力她们还是慢慢站了起来。在我们向她们耐心地解释了裹脚的坏处后，这些湖北妇女们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她们坐下去，又全站起来。在武昌举行类似集会前，我们还专门针对上层社会的年轻男子们举行了一次集会。我在会上提了一个较为无知的问题，就是女人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才裹脚，满屋子人听了这话都吃吃笑起来。第二天一早，在湖北省会的大街上，一些小孩子从豪华官宅中跑出来，上前询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小册子，他们要把这些小册子拿回家去。汉阳之行的成功标志是：扔了裹脚布的妇女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此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海，开始为去南方演讲废除裹脚做准备。
默默无闻的欧洲人为推动中国废除裹脚运动所花费的精力，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不过他们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此次南行对英国读者而言，最有趣的莫过于中国人自己对裹脚所持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拜访李鸿章总督时听到的。首先，我请英国驻华总领事在这件事上对我提供帮助，或者由他直接把我介绍给李鸿章。他说，我这样一个女人，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像这样有失礼节的事情，不用说他帮不了忙，连提它都毫无必要。幸亏有住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他给李鸿章的一个养子——李大人（此人于1908年被派往伦敦做驻英公使）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把我引见给李鸿章。我也给李大人写了信，信上说如果李鸿章大人赞同废除裹脚，将会大大推进废除裹脚运动的进程。假如星期天李鸿章总督有空，请他代为安排此事。届时，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时间再推迟的话，我就得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做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时间。当时我正好要去参加一次中国妇女的集会，约定的时间对我来说有点不太方便。此前，我还参加了一次在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集会。会上，两位中国医科女学生接受了玛丽·富尔顿大夫向她们颁发的毕业证书。两位女士及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们的穿着活泼、漂亮。按中国方式，教堂里装饰着无数绿色的树枝，每人手上都拿着红纸，上面印有赞美诗，当人们翻动红纸时，像有许多红色的鸟在教堂里飞翔，为节日平添了一抹喜庆的气氛。
在驻华传教士中，科尔大夫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在亲手建成的两家医院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那天他也出席了颁奖典礼，并讲了一个故事，以此来阐述他对医疗技术的深刻理解。那是2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请求他医治她的双脚，因为裹脚，这位妇女的双脚已经坏死了，她请求外国医生替她恢复双脚的功能，因为奇迹总能在外国医生这里发生。
如果奇迹真能发生的话，将会有多少中国妇女脱离苦难啊，或许医疗技术真能够修复看得见的伤痛，可又有谁能修复她们内心的伤痛呢？有些国家的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殊不知追求时尚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痛苦。
一位中国舰长（曾在耶鲁大学学习）自告奋勇为我做翻译，他的翻译完整、准确，这一点，可从听众急切的表情以及不时发出的阵阵笑声得知。有那么一两次，这位英武的舰长在翻译时明显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扫向教堂屏风后的妇女，原来他的妻子坐在那里。他的妻子是广东最富有、脚裹得最紧的女人。不过，舰长还是鼓足勇气，把我下面说的话翻译完了。广东听众在我参加过的集会中，是最活跃的，这一点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就可听出来。在中国，对你的最好评价就是听众的笑声。男人们在会后都涌上来交上一点钱，领一张证明他们是天足会成员的纸。妇女们被涌上来的男人挤了出来，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舰长的妻子瞅准机会，也上前领了一张，还声明说她已不裹脚了。一位老妇人已经70多岁了，她说像她这样的年纪，谁也不敢劝她不裹脚，可裹脚布还是被她扔了。她说刚开始很痛苦，可她愿意成为别人的榜样，现在脚已经不痛了。尽管70多岁了，我们看到她的步履仍然很轻盈。
李鸿章的花园
次日，我们专门为裹脚的妇女举行了一次集会，那天，也正好是李大人安排我去见李鸿章总督的日子。只有9位中国妇女在瓢泼大雨中到会。英国人怕在雨天出门，看来中国人更怕。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因为赶着去见李鸿章总督，我再三道歉后走了出来。我请的这些妇女，她们本可以不来的。现在她们来了，我又丢下她们不管了。9个中国妇女在其他欧洲女士的劝导下，同意加入天足会，并且当场就把裹脚布仍掉了。这样的效果，是我演说几百次也无法达到的。作为宣传废除裹脚的工具，在这场运动中，我其实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坐在漏雨的轿子里，前往李鸿章大人的衙门，街道曲折泥泞，我们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进官宅。衣服被淋湿了，裹在身上又冷又湿，想着马上要被李鸿章大人接见，还真紧张。富尔顿大夫在路上就猜测说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现在看来她的话应验了。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宏伟华丽，气势盛大，我这样想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人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我们进厢房前路过一个房间，有一位官员躺在里面，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不久，李鸿章大人就派人传话说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手是个马棚，里面拴满了马。穿过长廊，我们在接待室门口见到了李鸿章大人。他身材魁梧，将近6英尺高，穿一件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头带镶着钻石的黑貂皮帽子，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我的传教士朋友富尔顿大夫后来告诉我的，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很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李鸿章大人犀利的目光和欧洲人一般高大的身材。他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让我们在屋中央的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个扶手椅，上面铺了一张垫子，在旁边，有一个随从负责扶他起坐。李大人坐在李鸿章对面，坐在左手的是我和富尔顿大夫。在李鸿章大人右手靠后的地方有一张椅子，马可大夫坐在那里。一排男仆立在墙边，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均来源于这些男仆们，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通过他们泄露出去的，这些消息，街上的闲人知道得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大人之前可能从没接见过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我的戒备心在几分钟后开始瓦解，是他的谈笑风生感染了我。此行我要与他讨论的裹脚话题，他总是极力避开。我们还没讨论裹脚问题时，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把他们见面时说过的话转述给我，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我是否还有印象。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肯定遇到很多麻烦。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汽船已经被我丈夫开到了重庆，当时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就是我。李鸿章大人说：“你真有勇气。”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接着，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并让他收回了话题。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嘀咕着：“不，我不喜欢因为裹脚而让小孩子哇哇地哭，”“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他接着这样说道。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以及他的亲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裹脚了。他表示怀疑，不得已我又斗胆提起他母亲。“噢，她不裹脚了，年龄大了，”李鸿章大人说道，“李家的女人我想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与这位大人物纠缠。李大人这时候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我的小女儿现在没有裹脚，将来也不会裹脚。”显然，李鸿章大人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发布命令，让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同一双鞋能穿在全中国女人的脚上吗？不能。你想让我给你写点东西，像张之洞那样？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又嘟哝着说：“我现在老了，不善写文章了，也写不动了。”我灵机一动，想到如让李鸿章大人在我的扇子题字，对废除裹脚运动也算是一种认可呀！他同意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纪大了，行动有些不便，两个仆人扶着身材高大的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此后他的题词都被展示在每次集会上，确实极有号召力。我的企图被一旁的李大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很含蓄地对我说他父亲年事已高，很劳碌，如果能写的话，是很愿意为我多写几句的。我们听出了话外之音，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吩咐佣人拿100个大洋送给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并对她说不能推辞，一定要收下。他在仔细询问了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工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她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让妇女的双脚解放了，她们会因此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这样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的。”他的这句预言，后来在我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经常想起。在这个年龄段上，李鸿章大人的思维还如此敏锐，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佼佼者，何况是中国人呢。他不愿意触及一些敏感话题，可一旦触及，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非常高明和正确的。很明显，中国人对舌战的偏爱在李鸿章大人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他还很幽默，不失时机地和我开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对这一点都印象深刻。我想，慈禧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了隔膜，慈禧心里一定深感惋惜。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有个性魅力的人在身边，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波洛克先生（后任香港执行副检察长）安排了香港的集会，因为有港督夫人布莱克女士的光临，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会的人物都来自上流社会，市府大厅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尽管语言上的障碍使得许多人不能畅所欲言，但我们做的一些实际工作，还是感染很多人前来帮忙。一年前，香港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其形式和欧洲人俱乐部一模一样。华人俱乐部是今天这场集会的举办方，会前，我们享受到了欧洲人的礼节性待遇，被俱乐部委员会的几位委员邀请去包厢。刚进包厢，里面的中国贵妇们就全体起立，表示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出席集会的还有被称为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为防止出席集会的人因不懂英语而无法尽兴听演讲，俱乐部还专门请了一位著名华人律师充任翻译，翻译还没开始工作，听众的哄笑声和其他迹象就已表明，台下很多人都懂英语，我说的话，听众不会产生误解，这就是翻译要做的工作。我经常提到笑声，这也许有点奇怪，因为在集会上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非但不可笑，多少还有点令人伤感。我想，如果人们经常笑的话，可能就会加速他们放弃裹脚的念头。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认为做出悲伤表情是有失体面的。即使是件伤心事，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不会很直接。他们通常会在宣布死讯时笑。在宁波时，我们路过修女们的驻地，看到5个年轻的姑娘，其中3个还是孩子，另外两个大概20岁。她们的脚因为裹脚烂掉了，只能用手和膝盖行走。这样的惨景如被英国人看到了，一定会长嘘短叹，以泪洗面的，可她们居然能发出咯咯的笑声。
香港华人俱乐部的集会结束后，我们被俱乐部委员邀请到楼上。楼上房间布置得绚丽多姿，既有中国制造的精制广东木雕和大理石盆景，也有欧式的窗帘和扶手椅。在屋中央的桌上放着为我们准备的各色糕点。我们在与一两位中国维新派人物谈话时，得到了前天足会会长的提醒，他说在要求人们放弃裹脚这一问题上不要想得太乐观，据他了解，在一两个鼓掌欢迎解放双脚的家庭中，女眷的脚依然包裹得很严实。在香港我最先遇到的困难是：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的居民居然谎称这里的女人大部分都不裹脚。若不是先前的一次经验，我差点放弃举行集会的念头了。那次是与几个朋友去一位中国广东人家做客。主人和一位白胡子客人（来自香港）一听到我的名字，连忙求我们不要到女人们的房间里去。我们由主人的儿子陪同着，在他家里四处走走，正要掉头，帘角一掀，一个女佣人出来请我们进房去。幽暗的房中，一位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年轻姑娘被一群女佣簇拥在中间。按照礼节我们向她行了礼，这位姑娘却没站起来迎接我们。女佣们按捺不住了，把她的裙子拉到一边，示意我们看她那双小得难以置信的脚。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双脚现在一定非常痛苦。我们闯进她的闺房，她很不高兴。我往后退了退，只见她把脸转到一边，弯下腰，对我的同伴又踢又打，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一些对我们极端厌恶的话。我们脸上的惊讶表情一定被仆人们看到了，他们打圆场说这位姑娘第一次看见外国女人，她可能有点不习惯。正说着话，女孩的姐姐走进来了，显然她还没化完妆。她一看到我们，立即跑进房间最暗的角落，把眼睛用胳膊挡住，可能是她不想看到可怜妹妹的双脚，也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我立即退出去，请主人的儿子转告我们对两位年轻女士的歉意，我们说冒然进她们的房间，给她们造成不愉快，我们深感内疚，早知道我们的来访如此不受欢迎，我们一定不会来的。主人的儿子丝毫没觉得有什么难堪，似乎认为这是件小事，他告诉我们这两位姑娘是姐妹俩，后进来的是他的妻子，那位白胡子老人是岳父，在香港，他的岳父是拥有最多中国房子的人。对于外国女人，这两位年轻的女士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见过。由此可见，中国姑娘在香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港的欧洲人如果不刻意留心，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中国姑娘的生活。汽船的船长也告诉我，中国姑娘坐他的船，都是由男仆们像扛麻袋一样扛上船的。由此可见，前面那些人说香港的女人不裹脚，是带有欺骗性的。刚才到会的满满两屋子人，都是较为富有的家庭，有人告诉我，在这些富有的中国家庭里，女眷们都裹脚。
“看来，我们有必要举行一次上层社会的女士集会。”布莱克女士说。她立刻着手安排这件事情。在香港，中国政府官员的女眷们都还裹脚着，针对这件事，布莱克女士特意向这些官员们发出了请柬，以便他们的女眷能够出席。在此之前，我针对男学生们也发表了一次反对裹脚的演讲，这次演讲由女王学院院长主持。英国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女王学院，这是对中国最无私的奉献，在这里有无数中国男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中国各省都能看到这些青年才俊的身影。出席集会的还有维多利亚大主教从他的教区学院带来的一些男学生，在集会上充任翻译的是伦敦教会的佩尔斯先生。有500多个小伙子出席了这次集会，一想到这次集会，我就有点后怕。轿夫们在抬我去集会地点的途中走错了方向，我要去的地点，也没法向他们说明白。最后，一个路人帮助了我们，他懂英语，轿夫们总算弄清我要去哪儿了，可他们不认识路，我也爱莫能助。我被他们抬着在城里转来转去，想着主教、听众和翻译都在等我，心急如焚。到了会场我很羞愧，可没有勇气向大家道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向听众说明了本次集会的宗旨，小伙子们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他们的掌声长久地回荡在会场中，我的演讲几乎无法继续进行。像以往一样，我拿出了李鸿章题词的扇子来救场，还免费向听众散发了中国妇女脚部的x射线照香港的女王学院片（裹脚和不裹脚的）和宣传手册。年轻人被激活了，他们挤垮了栏杆，冲到前台把手册和照片一抢而光。我虽然没吃饭，但有这些精神食粮就足够了。那个下午，一定会永存在女王学院人的脑海中。
小伙子们的集会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安排女士们的集会了。女士们是否能到会，我们事前比较担心。会前一小时，一位女士（英国海军上将的妻子）把自己的脚放在凳子上拍着说：“不来也没关系。”港督夫人说：“噢，她们一定会来的，如果只来几个人，我们请她们去客厅，把舞厅关上。”这时，我同港督女儿布莱克小姐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邀请她担任香港天足会名誉主席一职，她同意就任。在通往舞厅的路旁，园丁已经放上了棕榈树和小树丛，着实漂亮。我们在会前半小时，就几乎已经确信中国女士们不敢来了，即使已经出发，当她们看到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站在大门口时，也不敢进来。可往外一看，她们来了！把轿子停在外面的大门外，她们走了进来，步伐是歪歪扭扭的，场面煞是壮观。舞厅里挤满了人，椅子都被人坐满了。有两三个中国女士凑在一起在一旁嘀咕了半天，其中一位说，当主人在场时，佣人们不应该坐着。听到主人说这样的话，所有的女佣人都赶忙站起来，走到墙边，这样一来就留出了70～80个空位子。至于小女孩就只能坐在地板上，中国人对小女孩们只能坐在地板上感到惊讶，在英国，有孩子坐在地上，大家就不会感到奇怪。有人说这些孩子太小，送她们回去吧，后来还是留下来了。小女孩们在集会结束后都签名加入了天足会，还捐了钱，这令人感到由衷的快乐。有四五个小女孩已经缠足了，这些小女孩一定很清楚她们签名表示反对的是什么，我在心里这样想。有两个脚裹得很小的女人坐在会场前排末尾，这次我们请来的翻译是一位澳大利亚女士，我的开场白和布莱克夫人的欢迎辞在被她翻译完后，可能是无法再忍受眼前这两双小脚，她就走到小脚的主人前面，这样她心里就会舒服点，看不见这两双小脚。听众对翻译的举动较为不满，两位英国女士对听众的反映充满疑惑甚至有点愤怒，于是开始用地道的南方话表示抗议，许多观众被她们的举动吸引，都回头去看。那两位中国女士表现出了超人的冷静，都无动于衷。年龄较大的一位说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拆掉裹脚布，脚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年轻的一位为什么不拆裹脚布，我有点不明白。散会后，女主人们在女佣们搀扶下颤巍巍地上了轿子，看到她们这个样子真让人心里难受。在这次集会上，有47位女士加入了天足会，有一位还为大家介绍了她是如何拆裹脚布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在当地一家主要的华文报馆里工作，他向我鞠了一躬说：“我的妻子和姐妹们现在都不缠足了。”一位中国医生曾断言，在香穿着华丽的香港女士港废除裹脚根本行不通，脚裹得最紧的就是香港女人。事实证明医生的话是错误的。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一般都会躺在床上，实在没办法时父母们才把他们抱下床”。
在上海的一次妇女集会上，一位手臂粗壮有力的妇女平生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表演裹脚。她用劲实在太大了，裹脚布已经和脚紧紧连在一起，不得已她把脚连同裹脚布一起放进温水里泡，不然的话，解开裹脚布时就会把皮肉带下来。这样的事，有人确实见过。在福州的一次集会上，许多女士都说亲眼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女孩，之所以失去双脚，是因为缠了足。一位中国海军军官的妻子说：“不止这一两个，这样的女孩我看见好几个。”一双脚从坏死到脱落，其间的痛苦真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这满屋子中国妇女，如此盛妆打扮，是不是比英国女士强？”有个女士这样问道。英国海军上将的夫人对服饰较有研究，在穿衣方面我们都向她咨询。她说：“我看未必，她们到这里都经过精心打扮，而我们穿的都是便服。我们穿上礼服，佩上珠宝首饰，不会比她们差。”随即，她又陶醉于中国刺绣的精美和丰富的色彩上了。香港的刺绣服装与杭州和苏州的刺绣相比，前者只能算低劣的半成品。反对裹脚行动（二）[]
第二部：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
与喧嚣的香港相比，阳光充足而市面萧条的澳门在反对裹脚方面可算是大有进步。葡萄牙人在这里定居有几个世纪了，他们与当地中国人通婚，这可能就是澳门与香港的不同之处。有人说，澳门妇女双脚得到解放，是维新派一位领袖和一位医生推动的结果。澳门总督府坐落在海边，一座非常浪漫的公园就在小小海湾对面。每到夜晚，在公园里的葡萄牙人就在海浪的拍打声中奏起柔和的音乐来，我们看到母亲领着孩子、姑娘们带着女佣在沙滩上漫步。在几座欧式住宅中住的都是中国人，这些住宅在澳门是最好的，在一幢连阳台栏杆都镀金的房子里，我很高兴地看到这家所有的女孩都没有裹脚。
何水廷先生是当地华人的领袖，他不仅为我安排了讲演，演讲结束后他还请我到家里做客，并向我保证，他决定不给小女儿缠足了，不久就会扔掉她的裹脚布。他家里装饰考究，陈列着许多艺术品，还有一张台球桌（据说他们会打台球），可他大女儿还裹着脚。毕竟这位华人领袖思想还比较保守，不能和维新派人物相比。一次我们搞了个小型的基督徒集会，当时在坐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陪同的翻译更是热情洋溢。在会上翻译的妻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率先加入天足会的裹着小脚的女人，这位女士一边向天足会捐钱，一边笑着说：“收下，把我不再裹脚的诺言也带去。”此外，有人也为懂英语的人组织了一次集会，主办人是葡萄牙人俱乐部主席。另外我不能不提到澳门总督加哈德先生对此次集会的大力协助，出席完复活节的狂欢后（复活节的狂欢在澳门可是件大事），总督还给我们面子，赶来出席我们的集会。
何水廷先生
风光如此秀丽，橘红色的喇叭花，穿着狂欢节盛装的快乐的孩子们，再加上柔和的阳光、浪漫的公园和街头风景，无不让人恍若置身于欧洲。在中国，澳门是独一无二的，废除裹脚这一残忍的习俗首先要在澳门开展起来。大力推行反裹脚运动的还有天主教的修女们，可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与新教的传教士们合作。
我免费乘坐中国招商局汽船的请求得到他们的允许，此外，我也得到了港粤澳分局公司和道格拉斯·拉普雷克公司支持，轮船公司这么慷慨，以至让我认为旅馆也会对我免费开放。但只在广东和澳门有人支持我反对裹脚，我住他们的旅馆时，他们也免费招待我，而在其他地方住旅馆，我还得自己掏钱。
下一站是通商口岸汕头。汕头妇女的裹脚方式和其他地方不同。一般情况下的裹脚是尽量把女孩子的脚弄短，这在裹脚过程中是最痛苦的。汕头人要孩子干活，所以一般都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在十二三岁时裹脚。这时候女孩子的脚已经发育成形，要想让脚小点，只有把四个脚趾头绑到脚底上，大脚趾除外。然后再穿上特别高的高跟鞋，把脚斜放在鞋上，这样看着才短些。通常大脚趾可隐约地露出来，因为鞋尖上都留着孔。显然，松开时，这样裹的脚痛苦要小得多。去揭阳，从汕头乘四个小时的汽船就到了。在这里，我所到的中国人家庭中的妇女都不裹脚。这让人深感欣慰。我与这里的妇女始终在谈论一个话题，她们的脚趾头是否还是直的，妇女们松开脚后，把脚趾头用线硬生生地拉直。有位女士8岁裹脚，21岁时扔了裹脚布，3年过去了，她的脚终于恢复自然形状，她现在说起她的脚还满脸自豪，说她的脚和正常人一样了，对此她非常满意。另一位女士说她有两只脚趾已经弯曲坏死了，已经没有希望恢复了。还有一位女士说她真想把一只脚趾头剁掉。这里，没有反对裹脚的组织，也没有传教士来这里传教，反对裹脚的运动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传教士们说他们刚来揭阳时，这里的妇女们已经开始不裹脚了。能扔掉裹脚布，可能要归功于广东省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的组织被慈禧太后下令解散时，已经有3000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在揭阳科举考试中，有一家人4个儿子考试成绩都很优秀，全中了秀才，大儿子中了举人，其中一个还是当年的头名秀才。现在北京的皇族把他们中了头名秀才的儿子聘请去做老师了。一本印有我肖像的杂志，放在他们家里的桌上，这彰显出我在这户人家的地位，对此我十分感激。类似的举动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在欧洲这样的举动很普遍。
妇女裹脚在汕头尽管并不严重，放弃裹脚这一愿望仍激励着许多妇女。晚上，一位妇女痛苦的表情，总是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厦门是座美丽的城市。迈克戈文先生在20年前就来这里扶植废除裹脚运动。20年过去了，废除裹脚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裹脚布已经被女基督徒扔了，脚上穿上了最简洁的鞋子。不裹脚的广东妇女穿的是船鞋，这种鞋就像船底一样，很容易保持前后平衡。广东的渔妇和农妇都不裹脚，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从广东得到的，因此他们才会误以为全中国的劳动妇女都不裹脚。在中国西部，妇女们脚都裹得像蹄子一样小，而她们往往要拉纤提水。中国北方的劳动妇女因为脚下站不稳，只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劳动。在广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裹脚只是为了表示身份的不同。而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裹脚也被列为是品行的标志。广东和香港的知名女性反对缠足，她们穿的是鞋底有块厚厚的木头的木屐，满族妇女一般都穿这种鞋。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厦门妇女现在穿的鞋，看上去都很简单灵巧。
到厦门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的政府官员（汕头根本就没有政府官员）。在中国，语言障碍很大，这种语言障碍在南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厦门我们请了两名翻译当助手，一名翻译负责把英语译成中国官话，另一名翻译则要把官话翻译成很奇怪的厦门话。我的佣人祖籍宁波，他会说一点官话，尽管他听不懂当地方言，但在广东和澳门还是能和他人交流的，可在汕头与人交流就困难多了。后来他告诉我，在厦门他就像到了国外无法与人交流，唯一的交流对象就是我。在福州情况要好点，有个外地来的佣人在福州领事馆干活，还能和他聊聊。我在中国时，只有在厦门当地需要两个翻译。在福州，我们没有组织正式的聚会，自然也就少了和福州人交流的场面，要不然也需要有两个翻译陪同。
厦门的道台是个满族人（满族妇女不裹脚），我们在俱乐部剧场组织的集会，他也出席了，并对裹脚的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他的赞扬。英国总领事请来的中国官员和有钱的中国人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中几位签名加入天足会，并慷慨地捐了钱，还答应与我们合作。道台甚至愿意替我们在全城张贴张之洞有关反对裹脚的话。为妇女举行的集会可就没那么令人感到欣慰了。集会会址设立在一座小岛上，岛上到处都是外国别墅和花园，大海把其与中国人聚居的城市间隔开来。不爱出门是中国人的本性，在这动荡的日子里，天气又不好，对这些中国人来说，跨海去外国人别墅可不是好主意。
从厦门去福州，我们走的是海路，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旅行。真正艰苦的工作到了福州后才开始。军队征用了厦门的所有学校和教区建筑，那儿妇女不裹脚，我们能为她们做的，就是表示祝贺和鼓励了。福州却是教育中心。厦门的岛屿很小，面积和大花园差不多，福州岛屿与其相比就大多了。我在福州逗留的日子一直都在下大雨。与这个港口城市相连的三山是本地名胜之一，因为下雨无法看清楚这些山的真实面貌，道路泥泞，我只能坐在轿子里在狭长肮脏的街上转悠。
在福州，美国人建了一所很大的学校，学校里的男学生可学到很多文化知识。该校的特色之一是美国女教师授课。我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认为这所学校并不是太好，但在开化和激励中国青年人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学校里有个学生在一次集会上给我做翻译，有两三个汉学家平时较为挑剔，可他们却说这个学生是他们见过的翻译中最好的一个。
福州的城市和桥
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同乡组织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欧洲。同乡会馆是中国人聚会、宴会和听戏的地方，在中国城市中它是最富装饰性、最显眼的建筑。同乡会馆与庙宇相比，就算不略胜一筹，至少也是平分秋色。能在一家会馆中举行反对裹脚的演讲，是我一直渴望的，这个愿望终于在福州达成了。起初我们在挑选会馆时斟酌了很久，因为那些会馆都很漂亮。预定时间到了，我们依然没有选定要演讲的会馆，听众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紧跟在我们身后，迫于情况紧急，我们立刻选定了一家。这家会馆一端露天，很多女士站在傍晚的天空下。贵宾席设在有顶的一端，我们坐在了贵宾席，大厅中央左右两面摆了两排椅子，是为重要来客准备的，绝大多数听众只能站着。听众好像自发进行了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右边站的是年轻的维新派人物和脸色阴郁的文化人。左边站的是视裹脚为野蛮习俗的外国人和满面笑容的买办及买卖兴隆的大商人。当我说同意废除裹脚的人请举手时，女士们把手举得高高的。太阳落山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白天正悄然而去，眼前的一切让人压抑。会馆里的人都表情忧郁，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有6个人（戊戌六君子）被冷酷的慈禧太后处死了，其中年轻的领袖林旭是福州本地维新派的，反裹脚运动在他的领导下空前高涨，而就在这时他却遇害了。在不久之前，他还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呀！每个人都在心里深切地怀念他，可每个人都不愿再提起他的名字。商人们心情沉重，女士们就更加悲伤了。
一位商人请我们去见他的妻子，让我们帮助他劝阻妻子不要给他们的小女儿裹脚。商人还说另外几位女士届时将和我们一同前往，最后却没来。当商人的妻子和女儿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异常痛苦的。小姑娘身体瘦弱，眼圈黑黑的，她脸上所呈现的表情很痛苦，即使这样，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个小姑娘是很漂亮的。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们心情沉重，如果继续裹脚，她的双脚将会完全坏死，还有生还的可能性吗？现在要救她已经为时已晚。孩子的母亲说，孩子受这样的苦她也不愿意看到，正想着要替她拆了裹脚布。我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用劝说的口吻问道：“那现在为什么不给她拆掉呢？我能荣幸地替她拆吗？”看到孩子的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为了让小姑娘稍稍舒服些，我伸手想把小女孩的裹脚布松一松（这是很自然的，谁也不敢一下子把裹脚布全都拿掉）。这样小姑娘所受的痛苦就可以减轻一点了，可这个小姑娘只是一味地拉紧她的裹脚布，不让任何人碰她的脚，我刚伸手，她就哭了起来。我从未见过在一个孩子脸上所呈现的那种绝望的痛苦表情，也不想再看见。
她看我的眼神很特别，中国人很少有用这种直瞪瞪的方式盯着一个人的眼睛，目光幽怨，似乎在向我倾诉：“我受不了，我知道我受不了。我没法让你不碰我，但是拆掉这层布，我会更加无法忍受。”我永远也忘不了小姑娘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呈现的无助、愤怒、痛苦和厌恶。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只会促使我加倍努力去革除裹脚这一恶习。孩子们忍受不了裹脚的痛苦，那么多幼小的灵魂里浸透着痛苦，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可怜的小女孩目光愤怒而坚定，其中透着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凄切。她的母亲还会拆了她的裹脚布吗？即使拆了，是不是已经为时太晚？不晚又怎么样？为了迎合心态扭曲的男人们的欢心，父母用裹脚折磨柔弱的小姑娘们，要她们用变形的双脚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或正在忍受着这样痛苦的小女孩有成千上万，不，成百万个，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缠足制度，那么忍受同样痛苦的小姑娘将达到数以百万计。母亲和孩子都是天主教徒，她们的脚裹得很紧。
不知为什么，我在中国见过无数教育机构，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是卫理公会那所庞大的学校。这里的小伙子们几乎是疯狂地大声宣告，他们憎恶裹脚。在福州城里的外国人居住地，美国人开办了一所小点儿的寄宿学校，那里的年轻人同卫理公会学校的小伙子们持同样的观点。来自英国教会使团的女士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应邀前来的中国女士们都裹着脚，这令人痛心疾首。我知道有的姑娘因为裹脚而烂掉了双脚。每次演讲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可以充当演讲内容插图）：瘦弱的福州女士们迈着颤颤悠悠的小脚走了进来，最后还是由女佣人搀扶着回去。女佣人像亚马逊人，戴着大耳环，剑一样的发髻别在头上。站在裹脚的女主人身边，她们要比其高上一头加一个肩膀，粗壮的手臂抱在胸前，就像是巨人被施了魔法，对矮人族俯首听命一样。
如果中华大地都像福建这样，不知道有多少双脚要坏死，在中国，每10个姑娘当中就有一个因伤寒、湿疹及其他疾病而死去。一位意大利修女在汉口生活了30年，这里有一所700名学生的学校，30年来一直受她主管。死前她告诉我，她认为中国姑娘的死亡数字很不确切，远远低于她所在地区的实际数字。汉口这所学校校舍建造得美丽简洁，校园开满了可爱的鲜花、还有漂亮的欧洲服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所学校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们直接利用中国建筑作为校舍，在这里没有建造像英国一样的娱乐场所、公寓和教堂，对原有的中国建筑也没有加以修饰。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美学信仰就得益于爱美的东方。在中国建筑上，装饰性的图案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最简陋的小屋，中国人也会在上面装饰一番，让其不同凡响。对英国教会管理的这所学校，起初我是不抱好感的，认为它太丑陋了，到了福州才发现和它一样丑陋的还有美国人的学校，相比之下，汉口的学校更清洁，管理也好，我心里坦然了许多。现在，我又想起了在宁波建的一所妇女医院，这所医院是由英国教会建造的，建筑风格简约明了，与许多中国其他地方见到的建筑一样，看上去很舒服。或许对中国病人来说，住在英国建筑风格的医院里没有比住在一所中国建筑风格的医院里舒适。在中国，公认的最美丽的港口是福州，这座城市周围风光秀丽，可以沿江泛舟，也可去山中远足。因为下雨，我无缘欣赏所有的风光。福州作为一个教育中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教师们训练有素，虽然思维方式五花八门，可他们对教育都充满热情。在英国和美国，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这些教师所从事的事业多么伟大。姑娘和小伙子们在传教士们的教育下，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学业，连与我们交谈的时间都没有。现在，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欧洲各国正你争我抢地要从腐败的满清朝廷手里掠夺。如果中国还有希望，那么希望就寄托在这些勤奋的年轻人身上。
福州的总督是位老人。我在福州的时候，正逢他应付欧洲各国的海军将官提出的种种要求，他忙得焦头烂额，因而无缘得见。我们应道台的邀请，去了设在一幢豪华中国建筑里的外务衙门。接待我们的有道台和盐政司、财政司以及知府等8位高级官员。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欧式宴会，并用精致的点心招待了我们。这些官员对反对裹脚运动都持赞同态度，不过那天他们都沉默寡言，这是因为华北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他们都很了解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而言，其内幕自然无法知晓。道台忽然盯着我说：“你像观音菩萨，过去观音在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你就是第二个。”这是对我的最高评价。当被问起他的小女儿会不会裹脚时，他眼角奇怪地跳了一下，支吾道：“没有，噢，没有。”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把头转向另一侧的一位官员。他承认他所有的女儿都裹脚时，满脸通红。这时坐在对面的财政司表情严肃地说：“我家的女性从不裹脚，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200年。”他是汉族的旗人，与满族人住在一起，他家的女性都遵循满族的风俗（满族妇女不裹脚）。听财政司这么说，道台连忙向年轻的领事先生（我在福州的一切全仗他安排）解释说，他刚才没说实话，她女儿才3岁，裹脚还为时尚早。但愿小姑娘的双脚永远健康。
离开福州，我们乘船回到了上海，在做了短暂的休整后，我又开始了杭州和苏州之行。杭州和苏州属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国两大知名城市。商业港口宁波所在省的首府就是杭州，一度还做过中国的首都，苏州是上海所在省的首府。每天从上海去杭州都有小汽船路过，我的住所离船最近，一出门就是。河两岸的乡村单调沉闷，无数的石桥和牌坊在沿途一闪而过。第二晚就到了中国最负盛名的城市之一——杭州。在外务衙门里，我们受到杭州道台的款待。杭州的外务衙门坐落在一个花园里，里面布满了假山，游廊里挂着长长的紫藤，像上海茶园中的石桥，与福州外务衙门相比精致多了。杭州也在下雨，我们来到外务衙门后，直接进了大厅。
我们受到了道台、两位高级官员及几位低级官员的热情款待。他们遵从西方习惯，让我和领事夫人坐在首席，并用外国点心招待了我们。道台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和家里所有女眷都不再缠足了，这真是个好消息。他还很愿意在杭州城里张贴总督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极其雄辩的文章。张之洞总督在这篇文章中曾两次提到梁启超的名字，很明显，他是受好友梁启超先生之邀才写的这篇文章。梁启超是前《时务报》主编，在古文方面他是专家，许多中国读书人读他的文章都会感动得流泪。1898年政变（戊戌变法）后，梁启超被慈禧判了死刑，悬赏要他的人头，现在梁启超正在外面逃难。一个道台怎么能公开张贴有梁启超名字的文章呢？所以有关张贴张之洞的文章一事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们自己不敢擅自改动这篇文章，改变中国古文，即使换一个字，也是不可原谅的，就像更改弥尔顿的十四行诗一样。为了继续使用这篇文章，我们就拜请张之洞总督亲自操刀修改。总督答应有时间一定动笔修改。这是五月末的事情，六月在华外国人遭到驱逐，是太后下的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都被包围了。这也就是李鸿章没时间写文章、张之洞无暇改文章的原因了。
在杭州的某个下午，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杭州女士的聚会。女士们都身着鲜红色的锦缎到会，黑发上戴着绿玉首饰，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在一起，效果很奇特。看来，这些女士都被自己漂亮的服装陶醉，没有注意到头发被首饰坠了下来，也不知道红与绿搭配有时让人看上去怪怪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打扮得很漂亮、约19岁的姑娘（她的家庭如果不是当地最有名望的，也是较有名望的之一）称，尽管脚被裹着，但她能跑能跳。说着，她就抓住我们的手，做了几个跳跃动作，且幅度都很大。这个姑娘很丰满，我想跳完后她的双脚一定非常痛苦，可她的脸上没有呈现任何痛苦的表情，她也说一点都不累。
能完成这么剧烈的跳跃动作，对一个双脚小得可怜甚至畸形的人来说难以想象。这姑娘显然充满了活力，却受到如此的压抑，在自然宣泄无法释放时，一时解脱就突然爆发，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或许发泄她过剩的精力，自行车就可以帮忙，尽管一旦摔倒，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可不让裹脚的姑娘骑自行车，这也是没有理由的呀，何况她很富有。
苏州之行也格外不寻常：没有官方接待我们，因为苏州的所有官员都将离任。我去宁波时也是这样——离任的官员都忙着迎接到任的新官，无暇顾及我们。一位美国医生请我去给他的学生们讲讲裹脚的危害，我终于可以直接用英语和他人讲话，不再需要任何翻译了。与他们熟悉的医学用语相比，我的词汇与其差别很大，而且在发音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相差甚远，他们是否全能听懂，我无法保证。不过，当我问是否有人能例举裹脚的好处时，两位小伙子说：“它漂亮！”语气勇敢而坚定。原来两位小伙子订了亲，女方都是裹了脚的姑娘，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几乎有点难过，我提的问题可能让他们误解了，我问他们是鞋子还是鞋子里的脚漂亮，他们一定是指鞋子漂亮，因为女孩子的小脚他们都没见过，而我见过的每一双小脚都丑陋不堪。也许每个中国男人在抚弄新娘的脚时，脑海中新娘的脚也许与鞋子一样，缎面绣花，漂亮小巧。其他学生急切地想自己组织一个反对裹脚的协会。次日，在举行了一次为中国男人召开的集会后，马上有听众们自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协会，开展反对裹脚的工作，地点设在苏州附近盛产丝绸的城镇，并在报纸上随时刊登工作进展。在医院的小教堂开每月的例会是再好不过的了，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去询问能否借用这个小教堂，如果不被允许的话，他们就另外选择地点，不过在他们看来小教堂是最方便的地方。他们的热情在惯有中国巴黎之称的苏州已是难得了。苏州人除了热衷于服装和时尚外，什么也不关心，我被人们这样警告过。这一点在女士们的集会上首先得到了印证：女士们在集会上着装高雅，笑容满面，举止优雅地互相问候。她们真漂亮，我在中国住了15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女人——艳而不妖。所有女士都穿浅蓝色服装，这让人感到奇怪，其服装式样与杭州女士相同，服装贴身，比中国西部妇女的服装要紧，和英国的紧身服类似。袖子仅及肘部上方紧贴手臂，而不是像一般的中国服装袖子长到在手腕处垂下半码长。无疑，杭州和苏州女士的服装裁剪完美，漂亮之极，可时下这种女士服装在中国是最流行的款式，任何人穿着都很合身，而且端庄大方，不失自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服装无法与其相比。斜扣在头上的大帽子，宽大的假袖子，小裙子遮不住身，大裙子又大得要双手提着才能走路。这就是我们西方女士的服装。苏州女士漂亮的旗袍，缎子上衣，穿起来一定格外方便和舒服，我支持英国女士仿制苏州女士的旗袍和裤子，而反对苏州女士仿制英国女士的服装。
这次集会是最拥挤的一次，所有的窗户都被打开了，可小教堂里的气氛还是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么多的听众把小教堂挤得水泄不通，窗户被进来的人堵得严严实实，有4位女士在集会开始前就晕倒了，被抬了出去。杭州的女士们似乎没有被我的演说打动，现在，这些时髦的女士们在我眼前挤来挤去，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即使我听不懂她们的语言，但从她们优雅的举止中也能感受到，她们对自己的形象自我感觉良好。看来要与她们讨论裹脚，唯一的办法就是直言不讳，坦言我认为裹脚有多么可怕，害处有多大。因为中国女性都深受其害，其危害性，这些女士的体会肯定比我要深刻得多。
译员工作得很出色，她是一位美籍女士，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却仍保持着美国人的活力，她较为关注中国妇女的裹脚问题。屋里太热了，演说中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坐在前排的一位妇女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她可能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女士，我这样猜测她的身份。她说的每句话都很简短，说完一句后必定明显地停顿一下，她说：“我不想再有人提起我的脚，我讨厌总是讨论裹脚，我要松开双脚，加入天足会。”“不！我先来！我先来！”一位衣着灰暗、坐在她后面第三排的女士大声叫道。先前已经有人告诉我，在苏州，这位女士的文化素养是最高的，能写古文，她丈夫为有她这样一个妻子而骄傲。有位盐政司的妻子家中有5位妇女，她代替他们领取了会员证，退场时，几位年轻女士的表情很忧伤，但又不失体面地说：“我需要征求一下家里人的意见，自己不能做主。”除她们外，在场所有女士都加入了天足会，许多人表示要为废除裹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满怀希望地离开苏州，如果苏州的女性优雅且时尚，她们的双脚一旦被松开，这对废除裹脚运动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不久，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爆发，在华的所有外国人被慈禧太后下旨驱除，这时的苏州动荡不安，也许会因为时机不成熟，导致苏州的女士们不敢松开双脚赞同维新派，也许她们的双脚已经获得了解放。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在捍卫良知上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最令人惊奇的，许多外国人受到中国官员的庇护，保护外国人的更多的是连自己都无力保护的穷人，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么做可能会让自己的性命难保。中国不是好战的民族，中国人民也讨厌战争，但并不缺乏勇气。所以，优雅时尚的苏州女士们可能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裹脚布扔掉了。我们在中国开展废除裹脚运动时，尽量节省经费，我们的工作无疑受到了花费巨大的欧洲军队（八国联军）的影响，裹脚的妇女在疯狂的团民及肆无忌惮的俄国和法国士兵面前，失去了逃跑的机会，他们因裹脚而走向死亡，这给幸存的男性亲属上了最为惨痛的一课。
中国很多地方的男人们在经历太平天国起义后，都发誓再也不让他们的女人裹脚，起义中很多裹脚妇女集体自杀或被屠杀，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直到今天，有些地区的妇女还心有余悸，她们岂敢再裹脚！将裹脚这种残忍的习俗扫出直隶、山东和山西，同样也可以采用这种残忍的战争方式，尽管在那里会引起恐慌，但可以根本消除折磨众多妇女的人间苦难。战争是暂时的，可缠足折磨中国妇女已有百年之久。中国西部妇女全都缠足，但还没发生过类似的惨痛教训指八国联军侵略华北。（译注），但愿驻华的外国反裹脚机构能够劝说她们放弃缠足，从而让她们的双脚得到解放。在中国北方，尽管发生的暴行在官方阻拦下禁止报道，欧洲的新闻界也很反常地对这件事保持了沉默，但被吓得浑身发抖的战地记者们都悲哀地嘟囔：“地狱之门已开，简直是地狱。”这是所谓基督徒和义和团（八国联军）在华北暴行的最真实写照。
如果未来妇女们的双脚因此获得解放，那可以把这种功德归功于上述暴行了，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同时也是另一半人的母亲。愚昧、多病、肢体不全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后代会与他们的母亲一样孱弱不堪。耐人寻味的是，自从裹脚在中国蔓延开来后，中华帝国就未诞生过一个真正的好男儿，值得万民景仰、膜拜他。人们大声呼喊：“他在哪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救世主，他们的诞生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年轮，按中国人的想法，现在救世主已经错过了降临尘世的时机，可他们还在大声疾呼：“他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