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yma）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而著名于世。此书1992年出版后，被译成20余国文字畅销全球。中文译本最早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他的另外两本著作是：《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和《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福山被称为“有争议的学者”、“政府智囊”和“畅销书作者”三重角色。他的争议集中处即“历史终结论”。他三度任兰德公司研究员，又于1989年任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他不仅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畅销全球，而且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也被译为20余国文字，再次畅销。
福山这三重角色自然可以表示他思想的复杂性和人物特征。但他的背景和经历却清晰地表明了不同文明交往结果的复杂性。他最初的家庭文化背景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环境。他1952年10月生于美国支加哥，父亲是一位日本学者，曾参与建立京都大学经济系。渊源于东西方的家学，把福山置于一个东西方学术薰陶环境之中。他是从文学、哲学而进入政治学领域，最终落户于社会学领域。早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他的老师阿兰·布鲁姆把他引进了黑格尔哲学殿堂，这可说是他“历史终结论”的哲学源头。后又在耶鲁大学学比较文学，在巴黎短期学习，虽未圆小说家之梦，却为文学薰陶背景及以后将文学与美学知识输入政治学，为后日著作理论清晰打下基础。至于他的政治经历，不但阅历、资历，而且地位、立场都使其著作具有某种政治风向标作用。
福山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文明冲突论”作著萨缪尔·亨廷顿的经历，可说是他文明交往的转折，从此领悟国际政治学领域乐趣。他比老师的从政经历更使人对其学术独立性立场发生怀疑，尤其是“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者大多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典型理论。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福山此论是“别有用心”，将此论的流行与被接受，喻为“当战争爆发的谣言初传来时，家庭主妇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的情形”。福山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就在这一时宣告终结的观点中，可以窥见他简单地排斥和否定了西方文明之外的一切文明。在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他的老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拨，难怪他的老师也一度起来批驳“历史终结论”，斥之为替美国政府全球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功利行为。
这位日本移民的后裔完全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言人。他从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研究“信任与社会资本”，并把美国文化称作最有高度社会信任的文化。以后，又从社会信任资本的宗教、传统、习俗等文化领域产生，从而对经济繁荣与社会美德出发，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与道德发展关系，从人类生物学的生理和心理调适，强调社会信任与社会秩序，提出了最低限度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统一。其主旨仍是“历史终结论”的延伸，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文化是社会秩序和规范的“一种又破又立的巨大源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言之太早了，是一个特别快车式的结论。历史会有它走向终结的一天，然而不会现在就实现终结，它不会终结于当今西方文明。不过，此论出身于一个东方移民后裔之口，是不同文明交往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福山型人物是西化彻底的移民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仅是一般西方化，而且是美国化，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化人物。如果说他的老师还只能看到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一面——“文明冲突”，尽管片面，但仍然是有一只眼的真实性；那么，福山是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短视政治人物，既有近视，又用浓厚的有色镜看东西方文明。
科学研究不能不警惕政治风向标倾向。对流行时尚的口号，不能轻信其“新”，不能盲目跟风，任何时候都不能磨灭批判和分析的锋芒。民主的绝对化，就会异化。平等的抽象化，会导致天才的湮没。科技万能浪潮下隐藏着潜在威胁。物欲至上，不可避免毁灭人性根基，致使道德滑波乃至精神异化。两只眼看世界，不人云亦云，才能享受科学理性的人文之光的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