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写道：“撇开生计缘故，一个人之所以写作，不外乎四个动机。一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二是审美激情；三是历史冲动；四是政治目的。”他的写作生涯证实了他是这四个动机的综合。
乔治·奥威尔是奔波于印度，缅甸、巴黎，最后落根伦敦的旅行者和迁徙者。1927年他辞去担任5年之久的缅甸警察职务，辞职的原因不是想简单地逃离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体制，而且希望“逃离……人对人的任何主宰”。后来他在伦敦和巴黎都过着穷人生活。《巴黎、伦敦落魄记》和《缅甸岁月》出版时，他用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来代替E·A·布莱尔的真名表示他与英帝国殖民地警察告别而变成一个“反独裁主义者”（anti-authoritarian）。这是他纯粹自我主义写作动机的表现，同时表现另外的历史冲动的动机——作为痛苦的真实揭露者的冲动和作为英国道德良知的代表的冲动。这种历史冲动经过《牧师的女儿》、《让蜘蛛飞起来》、《通往平纹棉布码头》，直到代表作《一九八四》中，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代表的自我确认”，使他成为集权社会的文学预见者和讽刺者。
乔治·奥威尔的写作自我主义、历史冲动是和审美激情、政治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特别重视政治和艺术的结合。作为从早期纯粹自我主义和历史冲动一系列作品，向后期审美激情和政治目的《一九八四年》过渡转折环节的《动物庄园》（1943），就是把政治目的与艺术目的熔铸于一炉的标志性作品。他从不讳言自己写作的政治目的，他以真诚、坦率语气写道：“一个人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偏见，一个人也就越有机会实施政治行为而又不用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智性的整体性。”“政治偏见”，在这里体现着写作动机的自觉性。实际上是一个人真正的、严肃的政治立场、现实态度和思想精神。
埃蒙德·伯克（1729——1797）是英国的政论家和美学家。阿诺德是这样评论阿蒙德·伯克的：“伯克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英国，几乎只有他一人使政治接受思想的砥砺，让思想渗透于政治之中。”这个评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乔治·奥威尔。埃蒙德·伯克的《法国革命随想录》和《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很类似乔治·奥威尔的学术品格。
乔治·奥威尔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的确立，是他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体验之后。他认为：“西班牙内战以及1936——1937年间其他一些事件改变了我的标准，自此之后，我知道我的立场在何处。1936年后我所写的严肃著作的每一行文字中，直接或间接地反对集权主义，追求民主社会主义，我是这样理解的”。正是这种严肃的政治立场，促使他向精神生命、思想生命和艺术生命的顶峰跋涉。
这个艰苦跋涉顶峰就是《一九八四》（写于1946，出版于1949）。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把故事设想在1984年英国的集权世界，这里党控制着一切，包括人们的思想、感情。小说的三章是：“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小说的情节是：有点像爱情故事，贯穿着叛逆、被捕和归顺，小说的语言简洁，风格沉静。小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留下的是：深刻的政治想像力、社会洞察力、人性批判力。小说有两点可圈可点：
① 关于战争。战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保证了现存秩序的存在。战争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可以消耗人类劳动的产品，对政党控制人民有利，因为如果人类劳动被用来提高生活水平，对政党控制人民不利。
② 关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并不导向社会主义，官僚和管理者在此名义下掌握财富。集体主义保证了经济不平等的长久性，财富虽不是从一个人传承到另一个人，却被保存在统治集团手中。群众的思想自由是被恩赐的，因为他们并不思想！培训教育将是确保思想一致性的有效手段。
本书对《一九八四年》世界政治体制的揭示，似乎重申了他在西班牙的体验：人类本性中存在着追求暴力、冲突和权力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一九八四》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他当时在苏格兰海岸的Jura岛，他当时患严重的肺结核，那里的气候使他病情加重。他后来说，若不是这种情况，《一九八四》不会写得如此阴沉、冷漠、残酷。1950年1月，他在伦敦寒冷的冬季去世。《一九八四》反映了人类的恶的一面：痛苦、灾难、缺少同情、友爱、关怀，幸亏作者通过伊曼纽尔·戈尔的“圣经”式著作，对这个世界的理论思想源头进行清理，不但使人看到了他的政治观点，也丰富了文本的思想、艺术和语言力量，从而全面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四个动机。
我的一位同姓名希曦的深圳人，在《南方窗》2003年10月1日《文化与评论》栏中写道，阅读《物质生活》这本100多页的随笔集，使他“明白了世上有一件差事叫写作”，而且是一件“倾注文字”的苦差事。他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多次怨言：“写作，那是最难的事”。随笔写出了真、善、美，自然是吸引人的。彭希曦为玛格丽特·杜拉的写作所感染。他忘不了这位女作家：“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如此悲苦，正义，多情；嗓音低沉沙哑，绝世独立又占尽天理”。阅读使他看到了写作之光。写作是人类观察世界、展现心灵的创造性活动。写作活动包括“怎样看”和“如何写”不可分开的统一体。人类文明在写作活动中积累，在写作中演进。阅读和写作，其实是人类一种文明交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