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 824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昌黎（今河北卢龙县）人，因昌黎郡韩姓为望族，唐时门阀之见甚重，故他自托郡望，《旧唐书》因之直书他为昌黎人，世称昌黎先生。韩愈三岁成为孤儿，依靠长兄韩会抚养。韩会曾得宰相元载赏识，任起居舍人，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载事发被赐自尽后，韩会受牵连贬为韶州刺史，全家随往韶州。不久韩会去世，嫂郑夫人携年纪尚幼的韩愈和养子老成扶灵柩回河阳安葬后，又建中三年的中原动乱，只得带着他们“就食于江南”别业（《见复志赋》）。在郑夫人督促下，他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和先秦两汉之书，勤奋写作尚古之文。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他“苦家贫，衣食不足”决定到长安求仕。他以为凭自己超群的才学和文章，考取进士并非难事。可是，在当时考卷不糊名的情况下，能否得中并不完全决定于文章才学。韩愈一无背景，自然不能一举登第，接连考了四次才于贞元八年考取。可是在吏部的博学宏词试中却又三次不能过关，一直未得授官。他不得不寄身镇帅，于贞元十二年应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征聘，去汴州当了观察推官，董晋死后，又在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帐下当推官，抱负不得施展，过着“累累随行，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直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他才得入仕长安。受封为四门博士。第二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但不久，由于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上数千言奏章极谏罢官市，触怒德宗皇帝，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宪宗继位后召他回京任国子博士，后改任都官员外郎，不久又被罢为四门博士。他文声甚炽，却宦途多艰，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绛读后，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推荐他当了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一年后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没有多久遭不喜欢他的人诬陷，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八年奉诏作《平淮西碑》，元和十四年因上表谏阻宪宗迎佛骨之举，触上怒，皇帝欲对他加严惩，得裴度、崔群说情及朝中大臣、国戚劝谏，才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到达潮州后，他上表宪宗陈诉沿途的艰辛困苦，哀婉乞恳，宪宗览表，有复用之意，又遭皇甫坏事，改授袁州刺史。贞元十五年奉调回京任国子祭酒，转迁兵部侍郎，后改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所以称韩文公。
《旧唐书》说韩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后张籍荣于禄仕，两人间相聚仍是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颇能诱导鼓励后进”。为人正直、热情、重友情。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古文的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文中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历史现象，说明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而这些文学家和思想家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善鸣。“善鸣”可以理解为表现了时代精神。文中还提出了“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强调必须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作品。所以，从孟郊离京的事来说，他既为孟郊临近垂暮之年还得远途劳顿而不忍，但又从此去可以丰富生活见闻体验，有利于写出好作品而为之高兴。在《荆潭唱和诗序》里，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和社会生活体验的关系。在《答刘正夫书》中，提出“师古圣贤人。”指出师古人意在“师其意，不师其辞。”断言说：“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而圣人之道，就是“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答李翊书》则是文论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答李翊书》首先提出学习古文要以立行为本，立言为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要取得文字上的成就，必须从加强道德修养入手，因为道与文是统一的。而对学习古文，达到道文统一提出必须经过三个步骤：1.广泛阅读前人的作品，牢记圣人的思想，写作时必须去掉陈旧的思想命意和言词；2.识别古书中所载道的真伪，在写作时去掉内容上和言词中的杂、伪部分；3.永远坚持道德修养和读书，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受现实利益的诱惑，不以时人的毁誉为转移。文中还提出了写古文要以气势为先的问题，把气势与语言的关系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指出古文形式自由，言有长短，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不像骈文受对偶形式的束缚。
他是一位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道”和“文”统一的学说，给曾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极端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敲起了丧钟，吹起了文学启蒙的新时代的号角。（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韩愈自己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写出了开一代新风的许多优秀作品。他创造了一种有别于骈文，也有别于在他之前用于实际功利的散文，并将这种文体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界。从此散文被公认为是一种文学样式。对后世起着深远影响。他的散文大都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在他的散文中反映出了中唐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和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图景，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提示了大小官吏中的尸位素餐者，作威作福、刮削人民者，同时也歌颂了一些为人民做好事，关心人民疾苦的好官。还反映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埋没、士人的无奈和不满。总之他的文章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即便是从为个人求职而给权势者写的书信中，也反映出了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怀才不遇者的愤懑。当然，他的观察生活，评判是非，表现美好揭示丑恶，衡量一切的尺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有的文章直接就是儒家思想的阐释。所以他的散文的思想内容也具有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如为封建君权辩护、宣扬君权至上（《原道》），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圬者王承福传》）的观点；在许多求职书中反映出热衷于功名利禄。
韩愈的散文在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就。《新唐书·韩愈传》称他的散文“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苏洵评说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赞扬了韩文的雄奇。他的论说文善于引用史事来阐述抽象事理，把枯燥乏味的道理写得生动，具有说服力；善于层层推进，深入质辩，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由浅入深地加以剖析；善于通过对比和比喻阐明事理；还尚于“抑遏掩蔽”，先掩蔽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转折，抓住题旨，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他的记叙文，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记人，都能根据不同题材和题旨，运用恰当的表现手法和生动简练的语言（即他所提出的“辞事相称”的理论）来巧妙地写成。许多作品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脍炙人口。
《旧唐书》说，韩愈写文章必“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宋代大文学家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可见韩愈文章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