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可胜，则守。”①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反②，以周亚夫③为太尉，东击吴、楚七国。因自请于上曰：“楚兵剽轻④，难与争锋，愿以梁⑤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
亚夫率兵既会兵荥阳⑥，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于亚夫。亚夫率兵东北走昌邑⑦，坚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书于景帝，帝诏亚夫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⑧等将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亚夫军中惊乱，自相攻击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后吴奔壁东南陬⑨，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吴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兵饥，乃引兵退。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⑩。汉兵因乘胜追击，尽虏之，降其郡县。亚夫下令曰：“有得吴王者，赏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首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悉平。
【注释】
①知不可胜，则守：语出《孙子兵法·形篇》，但与孙子原文略异，原文是：“不可胜者，守也。”
②吴、楚七国反：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为巩固刘氏家族的最高封建统治地位，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受封的诸侯王，在其封国之内，有自行收取租赋、煮盐铸钱的权力，因而逐渐形成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独立王国。到文、景二帝时，先后采纳贾谊、晁错建议，实行削弱王国封地的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激起诸侯王的严重不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卯、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等，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后为中央政府先后平定。
③周亚夫：西汉名将。汉初大将周勃之子，初封条侯，文帝时受命驻军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在防御匈奴贵族进攻的斗争中，军功卓著，治军严整。景帝时因率军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升任丞相。
④剽轻：谓勇猛轻捷。
⑤梁：即梁国，西汉初所封诸侯国之一。
⑥荥阳：地名。位于今河南荥阳东北。
⑦昌邑：属梁地，位于今山东金乡西北。
⑧弓高侯：马本及诸本皆脱“弓”，今据史补。弓高侯，即韩王信之子颓当。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颓当自匈奴归汉，被封为弓高侯。弓高，县名，位于今河北阜城南。
⑨陬：意同隅，角落。
⑩丹徒：地名。位于今江苏镇江东南。
三月：马本及诸本皆误作“七月”，今据史校改。
本篇史例出自《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又见于《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
先战三十九
【提示】
本篇以《先战》为题，旨在阐述运用“先发制人”作战原则的条件及其作用问题。它认为，在与敌人作战中，对于立足未稳的来犯之敌，应当采取“先发制人”，打敌措手不及。
这样，可以迅速瓦解敌人斗志，夺取作战胜利。这里引自《左传》的“先人有夺人之心”一语，其主旨在于论断“先发制人“原则在战役战斗上的重要作用问题。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具备先发制人的条件下，敢于先敌发动攻击，就能迅速取得作战胜利；不敢先敌发动攻击，将会贻误战机而可能导致作战的失败。春秋初期，宋襄公败于楚军的泓水之战，就是一个在具备先发制人的条件下，不敢先敌发动攻击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争夺霸主地位而交战于泓水之域。从当时双方兵力对比的情况看，宋军虽处于己寡敌众的不利态势，但从双方所处的地理条件来看，宋军则有泓水这道“天险”可以凭恃。在此形势下，宋军只有凭据泓水之险，采用灵活巧妙的战法，给来犯的楚军以出其不意地攻击，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可是，根本不懂战争规律和作战指导艺术的宋襄公，竟以所谓古之君子“不以阻隘”
（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下同。此句意谓不凭据险要地形拦击敌人）“不鼓不成列”（意即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等辞为由，拒绝了司马子鱼多次提出的先机制敌的正确建议，接连丧失攻击楚军的有利战机，而导致宋军失败，他本人也中箭受伤，不久而死去，成为战争史上遗笑千古的一大蠢事。
从此，这个曾一度成为霸主的宋国便永远一蹶不振了。宋军的失败，固然有其国内的深刻原因，然而，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及其作战上的瞎指挥，却是造成宋军泓水之战惨败的主要而直接的原因。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如果敌人刚刚来到，其阵脚还没有立稳，队形未来得及整顿，应当先机出兵急速进击它，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先发制人，有致敌丧魂破胆的作用。”
春秋时期，宋襄公率兵与楚国军队交战于泓水之域。宋军已经摆好阵势，但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这时，司马子鱼向宋襄公建议说：“楚军众多，我军寡少，应当乘其还未全部渡河之时，请君王下令急速攻击它。”宋襄公没有同意。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泓水但尚未摆好战斗队列之时，子鱼再次请求宋襄公下令部队攻击它，宋襄公又没有同意。直到楚军摆好队列，宋襄公才指挥部队与其交战，结果遭到惨败。
【原文】
凡与敌战，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则胜。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①春秋，宋襄公②及楚人战于泓③，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④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请急击之。”
公弗许。既济未成列，子鱼复请。公复未之许。及成列而战，宋师败绩。⑤【注释】
①先人有夺人之心：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自《军志》。
②宋襄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名兹父。齐桓公死后，他与楚国争夺霸主，一度为楚所拘。其后，与楚军战于泓水，因其不听劝谏，空讲“仁义”而屡失有利战机，结果被楚军打败受伤，不久因伤重而死。
③泓：即泓水，位于今河南柘城西北。
④司马子鱼：司马，官职名，掌管军政和军赋。西周始置，春秋、战国仍沿用。子鱼，人名，即宋襄公庶兄公子目夷，与前《舟战》所引史例中的“司马子鱼”非一人。
⑤本篇史例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后战四十
【提示】
本篇以《后战》为题，旨在阐述运用“后发制人”作战原则的条件及其作用问题，与前篇《先战》乃是相反相成的姊妹篇。它以《左传》的“后于人以待其衰”为理论根据，主张对于行阵严整、士气锐盛的来犯之敌，不要轻易与之决战，应当采取“后发制人”而坚壁不出，等待敌人出现阵久气衰、师老兵疲的情况时，再出兵攻击之，便可取得胜利。这一作战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具备先机制敌的条件而不敢于适时出兵进攻敌人，这是右倾保守主义；不具备先机制敌的条件却轻率出兵进攻敌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此两种倾向，都极易导致作战的失败，因此，如何防止在对敌作战中可能发生的上述两种致败倾向，便成为历代兵家十分注重研究解决的问题。唐初李世民率兵抗击窦建德军的虎牢之战，便是在不具备先机制敌条件下运用“后发制人”原则而取胜的典型一例。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正当秦王李世民率军围攻拒守洛阳的王世充的时候，据河北称夏王的窦建德应王世充之求援，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渡过黄河后正向洛阳方向机动。显而易见，一旦窦、王合势，那么，从兵力对比和战场态势上，将使唐军处于劣势和被动挨打之地位。而对此种严峻形势，李世民沉着应战，一面留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的王世充，一面亲率精锐骑兵迅速东向进据虎牢关以阻截西进的窦建德。
唐军进驻虎牢后，李世民亲自登高观察当面敌情，并根据敌人来势凶猛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兵不动以凭险固守，待机破敌以后发制人的正确作战方针，迫使窦建德的十万大军受阻于虎牢之东月余不得西进，已经完全陷于师老气衰的困难境地。此时，李世民鉴于出兵击敌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率程咬金、秦叔宝等骑兵主力东进“直突出其阵后”（见《旧唐书·太宗纪上》），实施内外夹击，一举歼灭窦军，生擒窦建德。尔后，李世民乘胜挥军回攻洛阳，兵不血刃地迫降了王世充，取得了整个作战的全面胜利。
【译文】
大凡作战中，如果遇到敌人阵容严整且士气锐盛时，不可贸然与其决战，应当坚守壁垒以待有利时机；等到敌人列阵过久而士气衰落之时，再出兵攻击它，就没有不胜利的。诚如兵法所说：“后发制人是为了等待敌人士气衰落时再攻击它。”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的王世充，窦建德应王世充之请而率领全部兵马自河北而来援救。李世民率军东进扼守虎牢以阻截窦建德军。窦建德于汜水以东布阵，绵延横贯数里，唐军将领望见此情都面生惧色。
李世民亲率数名骑兵登上高冈观察敌阵，回头对将领们说：“窦建德自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起兵至今，尚未遇到过强大对手。如今他们越过险要地带而喧闹不止，这说明其军队没有严格的号令；迫近我们城前而布列营阵，这说明其有轻视我军的心理。对此，我们要按兵不与其交战，以等待其士气衰落之时；他们列阵过久而士卒饥疲，必将自行退走，乘其后退而出兵追击，哪有不胜之理！我与诸位约定，一定要在中午刚过之时打败它。”窦建德军从清晨摆开阵势，直到中午时分（也不见唐军出战），士卒们饥疲不堪，个个都无精打彩地坐在队列里，以至又有互相争夺饮水的。李世民（见此情景）便命令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兵，经敌阵之西向南急驰，并告戒他说：
“如果此举仍不见敌军有后退行动，你应引兵退回；如果发觉敌军行动了，就应率兵向东出击。”宇文士及刚过敌阵，敌军果然行动了。李世民这时对部将说：“现在可以出击了。”于是，命令骑兵将领树旗列阵，从虎牢关上以高屋建瓴之势直插南山，沿着山谷向东，袭击敌军背后。窦建德急忙率领其军向后撤退，刚刚退到东山坡处，还未来得及整顿好队伍，李世民已率领轻骑兵冲杀过来。唐军所向之处，敌军无不瓦解溃散。
唐军大将程咬金等所率骑兵卷起军旗冲进敌阵，径直突击敌军阵后，齐张旗帜，内外奋击，大败敌军，活捉了窦建德。
【原文】
凡战，若敌人行阵整而且锐，未可与战，宜坚壁待之，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无有不胜。法曰：“后于人以待其衰。
“①唐武德②中，太宗③围王世充④于东都⑤，窦建德⑥悉众来救。太宗守武牢⑦以拒之。建德阵汜水⑧东，弥亘数里，诸将皆有惧色。太宗将数骑登高以观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⑨，未见大敌。今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者，有轻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动，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时⑩，卒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戒曰：“贼若不动，正宜退归；如觉其动，宜率东出。
“士及才过，贼众果动。太宗曰：“可击矣。”乃命骑将建旗列阵，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东，以掩贼背。建德遽率其阵，却止东原，未及整列，太宗轻骑击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众骑缠幡而入，直突出贼阵后，齐张旗帜，表里俱奋，贼众大溃，生擒建德。
【注释】
①后于人以待其衰：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自《军志》。但与原文略异，原文为：“后人有待其衰”。
②武德：唐高祖李渊的年号。
③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军围攻王世充、抗击窦建德之战发生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此时李世民为秦王，尚未即帝位。
④王世充：隋代官吏。新封（今陕西临潼东北）人，字行满。隋炀帝时任江都通守等职，镇压过隋末农民起义。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于江都被杀后，他在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次年废侗，自称皇帝，国号郑。唐武德四年被李世民打败降唐。
⑤东都：即洛阳（位于今河南洛阳东）。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改称“东都”。
⑥窦建德：隋末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率众起义，投高士达处任军司马。士达牺牲后，他继为领袖，称将军，拥兵十余万。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河间作战中，歼灭隋将薛世雄部三万余人，声势大振。次年，称夏王，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国号夏，据有今河北大部地区。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虎牢作战中被李世民军所俘，后被害于长安。
⑦武牢：本为“虎牢”，因唐讳“虎”（唐太宗曾祖李虎）故写史者改“虎”为“武”。虎牢，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该处地势险要，向为军事要地。
⑧汜水：古县名。位于今河南荥阳西北。
⑨山东：古代指太行山以东地区为“山东”，即今河北地区。
⑩自辰至午时：马本及各本皆将“辰”误作“卯”，今据史校改。自辰至午时，即从七时至十三时，亦即上午时间。
宇文士及：武川（今河南南阳北）人，字仁人。隋炀帝之婿。炀帝死后，他归附李渊父子，因从讨王世充有功，封郢国公，官拜中书令。
程咬金：唐初大将，后改名知节。济州东阿（今属山东）人。隋末从李密参加瓦岗军，任内军骠骑。密败，归王世充；后归唐任秦王府左三统军，后又任左领军大将军，封卢国公。
缠幡：谓卷起旗帜。缠，扎束，卷起；幡，旗帜。
本篇史例出自《旧唐书·太宗纪上》和《资治通鉴·唐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