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历朝历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网罗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易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四十七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种格局。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别人的阶下之囚，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他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官职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幸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但名义上相当冠冕堂皇，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呼茶点。据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
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我自为之”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四十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历史上，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儿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