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治家，既注意俭约、和睦，又擅长治家，身教重于言教。他官至宰相，官至极品，但其俭约朴素，即使流外小吏也自叹弗如。平时穿着皆布衣布衫，所居皆毡席，家人欲以缯绵装饰，他执意不肯。“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家亦不畜声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赉白金五十两，旦表谢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竟不之受。”他以身作则，家人自然不敢奢侈浪费，衣着食用也都很朴素，“身殁之日，子弟犹有衣褐衣者”。王旦居官还不置田宅。一次，真宗见他居室鄙陋，准备给他修缮，他坚决不同意，推辞说，这是祖宗旧宅，不愿毁掉，真宗才作罢。他常教育子孙说：“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他故去50年之后，宋朝的另一位官僚丁度仍以他的作风教育子女说：“王旦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犹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复有请也。”
王旦为人宽厚，治家则提倡和睦；不论对臣僚、子弟、亲戚、仆人都温文有礼，发生矛盾也以宽容之法化解。“家人未尝见其怒”。家人准备的饭菜不干净，他只是不食，但从不责备。一次，家人想试试他是否计较，便在羹汤中放了一点锅灰，饭菜上桌，王旦只是吃饭，却不喝汤。家人问他为什么不喝汤，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偶不喜肉。”却不责怪家人不注意卫生。一天，家人又在饭中不小心放了些锅灰，王旦看着饭说：“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仍没有责备，他的家人深为其宽厚所感动。又有一次，他的子弟告状说：“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王旦并没有听从他们的请求去制裁饔人，而是问：“汝辈人料肉几何？”子弟回答说：“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庾。”王旦又问：
“尽一斤，可得饱乎？”子弟高兴地说：“尽一斤，固当饱。”王旦告诉他们：
“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王旦治家之宽厚，由此可见一斑。从另一件事，更可以看出他的长者风范。那时，各家在冬至时都要祭拜祖宗，王旦身为朝廷重臣更要遵守这种礼法。一年，在冬至祭祀之前，王旦的家人把需要的物品都装在坛坛罐罐里放在堂前，就等王旦归家主祭。他有个弟弟非常蛮横，到家后把所有的坛罐都打破了，家人都很惶恐，以为这一次王旦再宽厚，回家也要发火。他回来后，见酒菜洒了一地，走都没法走，却并没有发怒，只是提着衣襟走入厅堂，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他的弟弟深为这种宽宏大量所感动，从此弃恶为善，而王旦也从来不提这件事。
王旦身处宰辅，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只得把家事都交给弟弟王旭处理，但他却不忘教诲子弟。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作子弟的楷模，另一方面对子弟的不良行为循循善诱，使其改悔。一次，他的弟弟拿回来一条玉带给王旦看，以便征得他的同意后买下。王旦知道他的用意，但并没有教训弟弟不注意节俭，而是要王旭系在腰上，问他：“还见佳否？”王旭说：“系之安得自见？”王旦幽默地说：
“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王旭很惭愧，立即把玉带退了回去。
临死之前，王旦依然不忘教育子弟，写遗嘱说：“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他唯恐子弟们不能照他的话去做，又把好友杨素找来，要求说：“吾深厌烦恼，归慕释典，愿未来得为絆艹刍林间，燕坐观心为乐。将易箦之时，君为我剃须发，服坏色衣。勿以金银之物置棺内，用荼毗火葬之法，藏骨先茔之侧，起一茆塔，用酬夙愿。吾虽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说，可叮咛告之。”临死仍不忘以身作则教育子弟。他还要杨素代写奏表说：“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真宗看过奏表，御驾亲至家中看望，并赐给白金五千两。王旦上表坚决拜谢，并在谢表后面亲笔写了四句话：“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放，以息咎殃。”其中还是应不贪财富，鼓励子弟自立之意。真宗看到奏稿末尾四句，也深有所感，流下了眼泪。
王旦死后，依照大宋朝廷的规矩，加谥号为“文正”，所以人们称他为王文正公，宋仁宗题写了“全德元老”之号，因此又称作“全德王文正公”。
王旦治家以俭、以睦，讲究身教，善于诱导，遂成一代楷模，其“教子自力”
的思想，在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父母教育子女都说要忠正廉直，虽有像西汉陈万年那样教子以谄取官者，毕竟是少数，而且成为千古笑柄。人们谈论教子学谄时，大都以它为例。
陈万年本人尽管“任官廉平，内行修”，却因此事而留下恶名。
以忠正廉直教子者虽为人之常情，然而真正能够言传身教，一丝不苟者，也并非人人都能，有时这种言传身教的所为似乎又往往在常情之外了。宋代韩亿就是这样一位常情之外的人，他宴客索杖之事，足以为后世言传身教之好例子。
韩亿，字宗魏，祖居真定灵寿，事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为人正直能干，深为范仲淹等人所重。他不仅施政有方，品行正直，而且“治家严饬，……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婚葬。”他教子忠直廉勤为本，把几个儿子管得很严。
韩亿担任亳州(今安徽省亳县)知州时，次子韩综在河南府任职，从西京(今河南洛阳)前来看望，告诉侄子韩宗彦中进士甲科。韩亿大喜，大摆酒宴，请来亲友僚属祝贺，诸子亦坐于席。酒过三巡，主客畅叙正酣，韩亿在席间突然问韩综说：“二郎，吾闻西京有疑狱奏谳者，其详云何？”韩综支吾不能作答，韩亿又问了一次，仍不得其详。大怒，拍案而起，索杖欲击韩综，众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韩亿大骂说：“汝食朝廷厚禄，絬贰一府事，事无巨细，皆当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记，则细务不举可知。吾在千里之外，无所干预，犹能知之，尔叨冒廪禄，何颜报国？”一边骂，一边举杖欲击之。众位僚属都拼命劝解，他的怒气才稍减，众子虽在外居官，可在父亲面前，“皆股栗”。可见其家法之严。韩亿共有八子，两子官至宰相，其余诸子也都身历高官。
陈万年与韩亿的几个儿子，不用评判，其高下自分。世人当以陈万年为戒，而以韩亿为楷模。
雍正时期著名大臣鄂尔泰，可说是清代满族官员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勤于政务，在政治上协助雍正帝改革，为清朝出现盛世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安邦之才；而且他严于律己，对子女及家属管教很严厉，又是一位治家的典范。
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雍正时升到云贵总督，后任武英殿大学士。鄂尔泰身居高官，但生活俭朴，他曾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女及家属万不可奢侈享受，否则祸必从侈起。其戒弟奢侈一事一直为后人所赞扬。
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然而二人的性格、品质却大不相同。鄂尔泰做官之后，一如既往；而鄂尔奇做官之后便开始讲排场，追求享受。
鄂尔泰曾多次劝诫弟弟，不可以一时得志而忘乎所以，鄂尔奇出于对哥哥的尊重，总是口头上答应，而行动上没有丝毫收敛。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提拔鄂尔奇为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兼兵部尚书。鄂尔泰得知此讯，深感不安。他知道弟弟虽然有才，但并不能以国事为重，而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均为掌握兵权之要职，这样一来，很可能会使鄂尔奇更加忘乎所以，这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于是，鄂尔泰面见雍正帝，“力争不可”。雍正帝笑曰：“卿虑尔弟反耶？”鄂尔泰回答说：“兵权归一，不可启后世。”雍正帝不觉得如何严重，仍坚持己见，其实，他并不了解鄂尔泰的真实想法。
鄂尔奇升官之后，果然不出鄂尔泰所料，生活更加腐化。对这种现象，鄂尔泰有所察觉，也有所耳闻。一次，鄂尔泰退朝之后，路过鄂尔奇家，便想了解一下弟弟的情况。当他走进弟弟的宅院之后，立刻感到这里豪华过度，心中十分不安。他来到鄂尔奇的书斋，掀开门帘，正要迈进，“见陈设都丽，宾从豪雄”，于是，一怒之下，“不入而去”。鄂尔奇看见哥哥掀帘不入，立刻追了上去，“急诣兄问故”。鄂尔泰站在庭院当中，当着众人的面，严厉斥责说：“汝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今甫得志，而侈陈若此！吾知祸不旋踵矣。”鄂尔奇听罢，痛哭不已，并跪在鄂尔泰面前，要求原谅。看到弟弟有悔改的愿望，鄂尔泰才算作罢。
此后，鄂尔奇每当听说哥哥要来，总要先将珍宝收藏起来才敢相见。然而，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哥哥的告诫，虽然一时骗过了哥哥，但终于在雍正十一年(1733)因贪赃枉法被治罪。
尽管鄂尔泰对其弟的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后人仍称赞他的先见之明。
《郎潜纪闻》的作者陈康祺曾就此发表议论说：“宋子京椽烛修史，侍女满前，其兄景文尝有‘寄语学士，记得少年读书某寺时否’之语。文端诫弟，正与之同。
惜鄂尔奇无小宋之清才，而奢侈过之，宜其富贵之不终。”
对子女和青年的教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这种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固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中间也不乏有可借鉴之处，马援诫兄子书中所阐明的道理，就值得我们仿效。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他有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两人喜欢嘲讽别人，结交侠客。马援为此很是担忧。当时，他正领兵征讨交阝止征侧、征贰起义。尽管征途遥远，戎马倥偬，他还是修书告诫两人。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錞，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马援在信里举了龙伯高和杜季良为例。龙伯高即龙述，京兆人，担任山都长，为人敦厚老实，谦约节俭，廉公有威；杜季良名保，也是京兆人，当时任越骑司马，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两人都受马援所爱重，但马援却希望侄子效法伯高，而不要效慕杜季良的为人。因为：
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来力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马援对侄子的教导，从他对兄子婿王磐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王磐字子石，是王莽从兄平阿侯王仁之子，新莽溃亡后，拥富赀居故国。他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闻名于江淮间。后来游历京师洛阳，又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亲共相友善。马援对此很不以为然，就对其姊子曹训说：“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凌折，其败为也。”
一年以后，王磐果然被司隶校尉苏邺和丁鸿的案件牵连，坐死洛阳狱。他的儿子王肃不接受教训，又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
及郭后死，有人揭发，以为王肃受诛之家，欲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光武帝见书大怒，于是命令郡县收捕诸王宾客，转相牵引，死者以千数。以致有的被株连的人临死叹息说：“马将军诚神人也”。
由此可见，马援所提倡的敦厚周慎，谦约节俭不失为治家处世的准则之一。
6月到中秋分外明
有这样一副画：画面上只有三个人，丈夫在前面奋力拉着装满煤球的板车，无法看清他的脸庞，可是从他臂上沁出的豆大汗珠，可以看出他所负出的力量和步履的艰难。车身左部，妻子右手用力推着车子，左手拉着一辆坐着孩子的童车。
夫妻俩迈着坚实的步子，形成一个合力，前进的速度尽管不算快，倒也扎实、稳健。
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年夫妻生活图案，它揭示了中年夫妻关系的特点。
中年是人生的金秋，是爱情同事业的收获季节。中年是承上启下的年华，是充满艰辛和磨难的时期，忍辱负重的时节。中年也是夫妻关系容易出现裂痕的时期。中年人饱尝着多味的生活：事业上的成功同失败，工作中的顺利同挫折，家庭生活的忧愁同喜悦等等。
和其他各个阶段相比，中年夫妻关系明显表现出其不同的特点：
第一，生活周期长。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夫妻一起度过的，假如25岁结婚，75岁丧偶，那么夫妻就要一起生活50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夫妻俩先后经过新婚期、哺育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几个时期。这些阶段是有长有短的，其中，中年时期的时间最长，说它时间长是与其他几个阶段相比而言的。新婚期大体是指结婚到孩子出生前这段时间，按照我国大多数人的习惯，新婚阶段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接着就进入哺育期。哺育期从孩子出生到四五岁，时间也只有四五年。孩子四五岁时，正是夫妻30岁左右，便开始进入中年，一直持续到退休，按现代的退休制度，夫妻中年生活至少也有25年以上，随之便到老年。
第二，肩上负担重。中年夫妻不但要担负工作上的重担，还要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新婚夫妻非常惬意，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卿卿我我、相互缠绵上，在他们眼前充满阳光和鲜花。虽然随着小家庭的诞生，也带来了一些家务琐事，可是家务相对很轻。哺育期里，小生命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忧愁，夫妻双方一起哺育孩子，家庭的活动以孩子为中心。与新婚期相比，家务和责任骤然增多，可毕竟还比较单纯，只要精心弄好孩子的事就成。哺育期有些生活担子和责任了，可还仅仅是刚开始，中年期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事业上讲，青年期打下的知识基础，须在中年结出成功之果。为此，中年夫妻以非常精力倾注于各自的事业上，力求早出成果。在工作中，中年人年富力强，第一线的工作多数由他们来承担，要负重要的责任，要么是某一单位的领导，或者是学科的带头人，或者是厂矿、车间、班组的负责人，或者是技术骨干、业务尖子。随着工作责任的加重，自己也有个适应、钻研、提高的任务。在家庭生活中，上一辈这时大多进入老年，需要他们在经济上赡养、生活上照顾，自己的子女也逐渐长大了，父母不仅要抚养其健康成长，还要承担起教育的责任，把下一代培养成社会的有用人才。此外，迎来送往，众多的家庭琐事，中年期经济收入比青年时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上要赡养，下要抚养，自我要发展，所以生活开支成倍增加，同过去相比，实际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下降。事业、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在夫妻俩的肩上。“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就是对中年夫妻生活的形象说明。
第三，出现矛盾多，比如事业同爱情的矛盾，工作同家务的矛盾，代际之间的矛盾，还有夫妻间因性格、爱好等的差异。由于矛盾的大量出现，就给夫妻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第四，关系不稳定。中年期由于生活周期长、出现矛盾多等特点，就使夫妻关系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因事业、工作、家务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夫妻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因此就易出现感情上的疏远；另一方面，沉重的精神和生活负担，没完没了地内外事务，在处理过程上怎能避免夫妻间的分歧及摩擦？如果发生争吵，若不及时调适，矛盾便会发展变大，芥蒂也日益加深，感情裂痕得不到及时弥合，夫妻关系就会出现危机。再加上夫妻生活缺乏新内容和新鲜感，又会造成心理上的空虚，容易给第三者插足以可乘之机。
实际生活中，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通奸等发生率以中年居多，中年夫妻家庭裂破的占较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