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高低，要看它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也就是说，它对世界文化提供了多少珍品。”（引自198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唐诗、宋词、元曲就是我国对人类文化提供的珍品。
诗言志。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就是说，“言志”包括见物起兴，观察反映，合群交流，发泄怨愤。而在唐诗、宋词、元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兴观群怨”的丰富内容。如以唐诗而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篇中有人与自然的交流，杜甫的现实主义诗篇中有对战乱时代的反映，白居易通俗易懂的诗篇中有对世风的批评，李商隐的象征主义诗篇中有心灵的感叹。如以宋词而论，则有缠绵悱恻的柳永，以理化情的苏轼，语浅情深的李清照，愤世嫉俗的辛弃疾。一方面，唐诗和宋词都继承了《诗经》中“兴观群怨”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对元代散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宋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六百年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而当时的西方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到了元代，蒙古族从北南下，侵入中原，统治全国，君临天下，压迫南方人民。现实社会中，蒙古人甚至可以随意杀死南人而不受惩罚，知识分子却沦落到了非常低贱的地位，甚至在妓女之下，只在乞丐之上。这种现象在元散曲中都有反映。如钟嗣成在《醉太平》中描写乞丐：
绕前街后街，
进大院深宅。
怕有那慈悲好善小裙钗，
请乞儿一顿饱斋。
又描写穷书生：
风流贫最好，
村沙富难交。
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
开一个教乞儿市学。
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
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
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
做一个穷风月训导。
又如真氏写一个妓女说：
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
背地里泪千行。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诗人的现实主义，到了元代，已经扩大深入到下层人民了。
元代知识分子一般无力积极反抗，只能愤愤不平地发发牢骚，以怨天尤人的方式发泄内心不平。如无名氏的《朝天子》中说：
不读书有权，
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
贤和愚无分辨。
发牢骚后，他们尽量麻醉自己，把乐天知命、知足不辱当作处世的原则；把人生无常、消极的出世思想渗入自己的作品，主观幻想地美化田园的隐居生活。如冯子振在《鹦鹉曲》中写道：
嵯峨峰顶移家住……
指门前万叠云山，
是不费青蚨买处。
他们做伴的是渔樵，流连的是诗酒，享受的是自然风光、田园乐趣，追求的生活境界是任情适意，逍遥自在。如乔吉在《满庭芳》中说：
白云流水无人禁，
胜似山林。
钓晚霞寒波濯锦，
看秋潮夜海熔金。
但是在自然风光中，他们并不能逃避现实，还是会遇到惊涛骇浪，废墟荒冢，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如张养浩在《山坡羊》中写道：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官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在自然中得不到安慰，有的诗人只好发思古之幽情，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如周德清在《看岳王传》中说：
功成却被权臣妒，
正落奸谋……
钱塘路，
愁风怨雨，
常是洒西湖。
在元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英雄主义已经转化为悲观思想，宋代的理性主义已经转变成消极无为，他们抒发的情感大众化了，但他们的批评精神依然存在，他们的语体文风却又有新的发展。
以内容而论，元曲主要的题材是叹世和归隐；以形式而论，唱词多半用的是老百姓的日常口语。宋代的李清照早已用口语入词，如著名的《如梦令》：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但李清照的口语还比较高雅，我们再读张可久的《闺思》，那的确是用语极浅而意思极真了：
掩春闺一觉伤春睡，
柳花飞，
小琼姬，
一声雪下“呈祥瑞”，
团圆梦儿生唤起。
“谁？不做美？
呸，却是你！”
元曲和唐诗宋词不同的地方，是诗词韵分平仄，不能错押，有时可以转韵；曲则没有入声，平上去三声通押，一韵到底。而且用韵的密度较大，有时甚至是每句一韵。诗词尽量避免字句的重复，尤其是不能重韵；而曲却往往以重韵见长。元曲和诗词最大的不同，是曲在正规的格调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些衬字，使作者有更大发挥的自由。这说明元曲比诗词更加解放，更加先进，可以说是诗词的发展。这只要比较同一首曲子却有两种字数不等的曲调，就可以看出。如徐再思的《水仙子》：
九分恩爱九分忧，
两处相思两处愁，
十年迤逗十年受，
几遍成几遍休。
半点事半点惭羞，
三秋恨三秋感旧，
三春怨三春病酒，
一世害一世风流。
这首曲子只有八行五十五个字，而刘庭信的《水仙子》却有二十九行一百个字，由此可见刘曲比徐曲多了二十一行，四十五个字，如前四行：
恨重叠，
重叠恨，
恨绵绵，
恨满晚妆楼。
这几行就是把“重叠恨满晚妆楼”一行七个字扩大成为四行十四个字，增加的字和原来一行的字数相等，由此可见元曲衬字特点之一斑。
唐宋的律诗都以对仗见长，如杜甫“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中最著名的一联：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到了元代，对仗的种类也增加了，如“鼎足对”，就是诗词中所没有的。它以三句为一组，互为对仗，往往形成对事物淋漓尽致的刻画，这又是诗词的发展。如马致远《夜行船》煞尾中的三句：
看密匝匝蚁排兵，
乱纷纷蜂酿蜜，
急攘攘蝇争血。
元曲可分散曲和杂剧两大类，散曲又可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类。小令只有一支曲子，带过曲是由两三支小令组成的，如《雁儿落过得胜令》由《雁儿落》和《得胜令》两支小令组成，《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由《骂玉郎》、《感皇恩》和《采茶歌》三支小令组成，所以可算是短套曲。套曲一般由四支以上小令组成，如杜仁杰的《耍孩儿》套曲由七支曲子组成，主题是《庄家不识勾阑》，写乡下人进城看戏，颇像自居易现实主义的乐府。关汉卿的《一枝花》套曲却只包括四支曲子，主题《不伏老》，颇像嬉笑怒骂的辛词。马致远的《夜行船》包括七支曲子，主题《秋思》有苏东坡《赤壁怀古》的意味。曾瑞的《集贤宾》由六支曲子组成，主题颇有缠绵悱恻的柳词风味。睢景臣的《哨遍》包括八支曲子，主题是《高祖还乡》，在君道森严的封建时代，作者能够不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来写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盛况，而从一个过去与他有瓜葛的乡下人眼中，写出他装腔作势的可笑模样，显得非常新奇。乔吉的《集贤宾·咏柳忆别》，张可久的《一枝花·湖上归》，宋方壶的《斗鹌鹑》套曲都显示了元曲的抒情主流。钱霖的《哨遍》最长，包括十二支曲子，主题《看钱奴》是讽刺为富不仁的守财奴的。从本书选译的三百首小令和套曲，可以看出元曲和唐诗宋词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元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杂剧，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国外评价很高，说是可和莎士比亚比美，却比莎士比亚早了两三百年，由此即可见中国文化之宏大发达。而元曲则和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世界文化的珍品。
总而言之，元曲继承和发展了唐诗和宋词已有的“兴观群怨”的优秀传统：在意美方面，使诗歌更大众化；在音美方面，使韵律更自由化；在形美方面，使格式更多样化。因此，元曲把诗歌进一步推向通俗化、口语化、灵活化，为近现代的白话文学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许渊冲 200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