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同情心的缺乏，从他们对付残废的人的态度里，可以看出一部分来。他们中间有一种很普通的信仰，就是凡属跛的，瞎的，聋的，秃顶的，以及对眼的，都是不祥而应当回避的人，对于一只眼的人，避之更是唯恐不速。他们的假定好像是，凡是体格有欠缺的人，心地上一定也有欠缺。据观察所及，这种人并不受什么虐待，不过他们也并不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心。这便是和西洋人很不同的一点了。他们甚至于以为这种缺陷是作了孽的报应，理有应得，所以没有向他表示什么同情心的必要。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6页
自利和自私便是中国人中间最显著，也是最可惜的品性。好比他们坚强的体格和省俭的美德一样，这种自私自利的品性似乎也成了种族血统的一部分，深深地镌在精质里面，可以说它是种族遗传的一部分，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1页
中国民族最重家族的道德，讲求人伦间的关系，因为日常实际生活，处处都是对人的问题，所以重视如何奉上，如何处下，以及保持家族和睦或继续家族繁昌。这种家族的道德发达，当然足以防止家族制度的崩溃，而且一种克己、容忍、依赖或服从的特性亦随之产生。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29页
中国人民，向来重视家族关系，政治制度又是实行专制，所以人治主义，非常发达，人民不能获得法律的保障，养成惟祸苟安，不管闲事的态度，从事社会工作，就是多管他人闲事。本来普遍人士对于国家政事、社会公务亦很热烈注意，但是事实方面因为没有法律保障，很易动辄得咎，一般远见的人，为适应社会环境计，当然就噤若寒蝉，不谈国事，渐趋消极无为了。东汉太学生伏阙上书，对于国家政治热心参加，结果反有党锢之祸，或被杀戮，或被放逐；到了魏晋时代，学者名士，大家崇尚清淡，纯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行为。以后各代类似的情形极多，于是整个民族就逐渐养成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心理。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38页
中国民族很能洁身自好，对于公共事务常不愿自动参加，认为多一事反不如少一事，这种态度实际缘于政治制度及社会风习而来。中国向来采取人治主义，个人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又因帝王专制，易于动辄得咎。中国人身家观念本来看得极重，不肯冒险进取，再加这种危险，诚恐连累家族，聪明之士当然消极怕事，放逸浮夸，避人耳目。由于多年适应结果，所以产生了冷淡态度。中国人过分重视现实生活，故不愿多事兴革，不相信进步，力戒年少气盛，尊重老成持重，所以对于一切都淡然置之。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5页
和平是美德，但过犹不及，易于流为文弱。中国民族看重现实生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因此能够心平气和。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阅世极深，所以知道和平是处世良法。古来思想就多鼓吹和平的思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亦时常采取和平手段，即国家任用官吏，亦复重文轻武。儒家最重视“和”的原则，崇尚德化，排斥武力，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道家崇尚自然，排斥人力，提倡和平更比儒家来得彻底，此外墨家亦倡兼爱非攻，主张博爱同情，反对暴力征服。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重人治轻法治的结果，大家重视道德势力，随处能宽容讲情，也是促成和平特性的主因。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6页
中国民族大家都能勤勉惜时，恒毅自立和刻若耐劳。这种特性大半由于农业社会所促成，儒家、墨家提倡“民生在勤”的学说亦不无影响。中国民族几千年来都在农业社会下讨生活，过于依靠天时地利的结果，造成了周期贫穷现象；因为天时地利并不能尽如人意，好的时候可以丰收，坏的时候，如果专凭自然，事先不加人力的控制，也未当不曾酿成荒欠。中国人民在丰收的年成，既不知道提高生活水准，反重视多子多孙的遗训，尽量生育，以致身受人口压迫的痛苦；等到荒欠的年份，事先既不能设法预防，事后亦无从补救，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贫穷现象就永远是轮转的。一般人民在如此情况之下，终年劳碌，全为追求衣食，孜孜砣砣亦仅足温饱而已。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7页
中国民族有放达的态度，采取乐自然的人生；对于自然热烈爱好；对于自身主张宁静淡泊。这种态度实由道家哲学和佛家思想交相影响所致。中国人对于人生目的极能确切认识，亦希望享受人生乐趣，但不幸中国是一个灾荒的国家，有时因饥馑臻荒结果又时常遭遇着内乱外患，中国人便极容易接受道家及佛家思想，求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道家认为自然有绝对的美，是绝对的善，故必以顺应自然为人类生活的法则，遵守柔弱能让之道，由于这种学说的诱导，就使大家养成放达态度，专求内心的淡泊宁静，偶向自然方面找寻乐趣。中国道家思想的势力本已极大，后来再融合了佛教的出世思想，便愈使人民养成了放达的态度。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8页
中国的民族温文好礼，极讲谦和恭敬。中国政治向采人治主义，因此实际上维持中国社会秩序者在礼教而不在法律。儒家是最重礼的，孔子就把礼和乐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讲求克己复礼，要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过末流之弊，即失掉了礼教的原意，单剩下一些形式，变为繁文缛礼、刻板文章，于是就难免从温文好礼而流于虚伪文饰。中国人也最讲究正名，但务名而不务实也不免面子上固然名正言顺而实际上仍是阳奉阴违。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9页
中国民族有实际的头脑，认为人生真义，即在现世人生目的，全在享受家族幸福，安度淳朴生活。中国人凡事都讲中庸之道，可说不离实际倾向，且富于常识，尤为实际性格的表现。中国人实际性可说大部由儒家哲学提倡所致。儒家提倡伦常道德，注重切身实践，不谈高深玄理，一切行事与人事经验有关。此外道家所谈亦都为人生实用问题，但比较难于实现，墨子和荀子虽然时常讨论到天，不过始终认为“天人合一”，无非给人生一种实用上的指示而已。
摘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9—560页
中国民族只有家族观念而缺乏社会意识，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思想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本体，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生活。
我们民族性的优点很多，只是不善处群。“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流行的谚语把我们民族性的弱点表现得最深刻。在私人企业方面，我们的聪明，耐性，刚毅力并不让人，一遇到公众事业，我们便处处暴露自私，孤僻，散漫和推诿责任。这是我们的致命伤，要民族复兴，政治家和教育家首先应锐意改革的就在此点。
摘自朱光潜《谈修养》天地出版社1943年版第51页
服从惯了的人民，要他“奋发有为”，是困难的。尽管有不断的刺激，他们也确实明了应该“奋发有为”，也会“迟迟吾行”的。就因为服从太长久了，又养成一个惰性。
摘自马叙伦《中国糟到这种地步谁的责任》(1946年)《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我国人极重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意思。中庸篇称舜“执其而端，用其中于民”。最能说明中庸的意义。孟子称“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就是执两者之中，是中庸之道。他又称孔子谓：“仲尼不为己甚者”。不为己甚就是中庸。我国古代帝王道统的授受，其要点亦不外乎中庸之道。朱子说：“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可见中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因此，—般社会思想行事，贵执中，贵凋和，贵折衷，而恶偏倚，恶执一，恶过度，恶一切极端的事情。
中庸除上述一义外，还有因时地制宜的意思。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因时适中的意思。关于这点，《论语》及《孟子》二书，均有极透彻的说明，《论语》谓：“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孟子》谓：“孔子圣之时者也。”又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这都是因时地制宜的意思。蔡元培氏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说：“中者随时地之关系，而适处于无过不及之地者也。是道德之根本。”又说：“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这更说明因时地制宜之“中”，便是道德的根本。
总之，中庸实包含“执中”与“适中”二义，而为我国社会自古及今崇高的思想行为的准绳。我国人所以爱好和平，实由于中庸之德的表现，但因过于偏重折衷调和，如与富有侵略态度者相处，必致大受损害。
摘自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27—528页
我国人向重自治。所谓自治，就是自己管束自己的意思。自己管束自己，所以需要克己修身。古人所谓：“躬自厚而薄贵于人”，所谓：“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都是表明做人之道，首重自治。自治之要，首在克己复礼。要克己复礼必须惩忿窒欲，拘束身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亲，非礼勿动”，就是这个意思。克己尤重“慎独”。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所谓：“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都是表明要使个人行为，动循礼仪；谨慎小心，无丝毫放纵的倾向。做到了这个地步，可说已经奠定个人自治的初步基础，然犹未达到自治的圆满境界。必须一面涵养其节操，一面不为环境所屈服，这是古代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故礼记学记篇谓：“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是谓大成。”孟子尝自谓：“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人有了浩然之气，始具节操，而能强立而不反。夫然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可谓之大丈夫。至此，始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成为光明磊落的人格。这样，由个人克己修身，养成谨慎小心，俯仰无愧，光明磊落的人格，古代儒家以及后世社会称为“君子”。中国社会自古迄今，以“君子”为一种公认的标准人格。鼓励一般人由修身自治以养成这样的人格。故注重修身自治，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中国人向来重视私德，亦由于此。
摘自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