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编辑的2010年第1期《信息交流》，编发了一组争鸣文章，争论的中心，是关于《文心雕龙·辨骚》“博徒”、“四异”含义问题［1］。在《信息交流》创办十周年之际，推出这一组文章，或许有倡导一种良好学风与会风之意。这些文章，不管观点如何歧异，确实无不执意求真，据实说理。但愿这种学风能继续保持并发扬。鉴于《龙》学深入创新之难，揭出分歧本身即不无意义，也不必急求认识统一。
笔者考据功底极差，本不该冒昧介入这一讨论。但诸学友力求真解的热情使我深受鼓舞，觉得不应自外旁观。于是便收起虚荣，鼓足勇气，撮成拙文，以求教诸位专研方家。刘彦和有云：“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而况《文心》骈体，思路跳跃，对其评析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对此大可持平常心，各言己见可矣；既不宜轻言“石破天惊”之“正诠”，也不必大发“和者盖寡”之哀叹。真理不在人数多少，而况还是“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呢。
一、古典阐释规范浅识
首先，我想先谈点关于古典阐释规范的看法。因为所有阐释者都会自觉不自觉以其阐释框架解析古典。学术共同体如对此无基本共识，具体阐释必然南辕北辙。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但在辨析事实资料时，却应该暂时将自己的价值立场搁置，否则将会干扰事实判断。我将此称为“价值悬置”或“价值悬搁”，这或较之韦伯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提法更易避免误解。在《辨骚》之争中，担心对“四异”、“博徒”的贬义理解会削弱《文心雕龙》的“价值”，就有违这一原则。同样，也不必害怕褒义说会影响对《文心雕龙》的整体评价。词语释义，凭理据说话，是就是，非就非，不应顾忌其他。如怀着某种价值期待解词，就很容易只注意与己有利的事实资料，却对相反资料视而不见；对大小语境，也很可能作出误判。还需指出，论者的价值判断不能与古典作者的判断相混淆。不能因为我们视“四异”为“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就断定刘勰也会如此看待。如有此类“价值先行”和“结论预设”，就决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
一般说来，词义的判定，多是由本义、引申义探源和语境梳理结合确认。任何词语，都是一般义和具体义的统一。一个词语的具体义，只能在特定语境中体现、揭示。人们多将语境理解为上下文。但实际上，语境实有多种层次，包括所在篇章，整部著作，作者意图，文化风气，社会状况，乃至文化传统等等。笔者曾在一篇拙文中称之为“大语境”。因此，根据语境解释词义，就不能囿于传统“随文释义”。陆宗达等先生曾告诫：“根据上下文来判定词义，绝不是光凭主观臆测，只要自己讲通了就行，必须上溯本义，左右联系引伸和同源，求得合乎规律的解释”，也即“判定一个词是否可能有这个义项时，必须把汉民族词义引申的规律作为依据”；整理多义词的义项，必须“注意义项之间的联系”［2］。包括笔者在内的未经训诂学专门训练的文论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告诫，流入粗率歧途。此外，研究者的价值期待，也会干扰语境梳理，也应十分警惕。
古典词汇可分为两类：一为社会常用词语，一为典籍专门术语。常用词，在长期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语义固定。即使有词义转移，也必然与其基本义有着内在关联；常用词词义的转移，也定会为大众认同，广为运用，而不会只由个别人独立言说。因此，常用词的释义，就决不能仅有内证，还必须有他人外证；否则，就成了自言自语，导致交流障碍。还应指出，并非该书中出现同一词语就是内证。必须或由作者作出明确界定，或由语境明显表示出属某一义项；而不能仅靠论者想当然地推论、猜度，随意添补中间环节。至于专门术语，则由作者赋予其有别于日常义的特定意义，限定在特定学科和学术共同体中使用；但也需经由若干命题予以展开、说明。而作者尚未明言，需要读者推断、猜度的词语，则难称“术语”。
二、“四异”、“博徒”语义辨析
下面，谨据以上原则浅识，先谈谈关于“四异”的争议。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四异”之评乃刘勰对屈原的否定性评价。世纪之交始有异议，认为是肯定评价，进而为其后对“博徒”的肯定性理解创造条件。我们不妨先看看“四异”中四个最关键判断词的词性。褒义论者辩称：“屈原绝不会提倡荒淫，刘勰也不至于低能到误解屈原提倡荒淫而批评他”。其实，刘勰也并未说屈原“提倡荒淫”，只是认为《招魂》描写内容“士女杂坐，乱而不分”、“娱酒不废，沉日夜些”等属于“荒淫之意”，为《雅》、《颂》所不屑，不应该描写此类内容。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肯定“荒淫之意”者，称此为褒义，那才是把刘勰推到“低能”地位。刘勰受儒家思想影响，排斥上述所谓“荒淫之意”，正是刘勰“宗经”局限。以《论语》和《孟子》肯定“狂狷”，佐证刘勰肯定“狷狭”，也并无说服力。“狷狭”与“狂狷”，一字之差，词义悬殊。“狭”义为“陋”为“小”为“隘”，决无褒义。“狷介”故然可取，但一经偏狭，即失典正。所以“狷狭”不可能是褒义。其后的史籍，也多视“狷狭”为性格弱点，如批评王安石“狷狭少容”（《宋史》列传第一百）即是。《文心雕龙·哀吊》中“或狷忿以乖道”中的“狷忿”，也属贬义性词语。其实，也非一切“狂狷”词均为褒义，全依语境而定。《隋书》即有对“异俗为高，狂狷为尚”（志第二十九）的批评。既然其中“二异”明显属于贬义，那么其他“二异”也就不可能另有褒义。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作点词义分析。论者力图以《文心》中“诡”、“谲”并非“全是贬义”为由，证明“诡异”、“谲怪”属于褒义，实在软弱无力。相反，在《文心雕龙》里却多有反证。如就在《辨骚》的前一篇《正纬》中，就有“删其谲诡”的句子；《练字》篇两处“诡异”也均为贬义。他如“诡滥”（《夸饰》），“采滥词诡”（《情采》）等，也均属贬义。《宗经》“六义”云∶“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这里，“诡”、“杂”、“诞”、“淫”等也均为贬义。如果说“谲”字有时还会作中性词使用，但《文心》却从未以“怪”为佳，怎能决然肯定“谲怪”是褒义呢？后代经籍，更是常把它作为贬义词，诸如《唐才子传》就批评吕温“谲怪而好利”；《后汉书·西域传》则斥西域异物记述“谲怪多不经”。这也是儒士的通常看法。刘勰在这里，不正是批评《离骚》的“谲怪不经”吗？怎么反成了赞美之词呢？由以上词义考证，足见刘勰对“异乎经典”的“四事”，确乎是持批评态度。刘勰在《杂文》篇里，曾批评《七发》以下作者“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瓘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魄”为“淫侈”、非“正”、“势不自反”，其审美倾向，与批评“四异”是否有着内在关联？
现在再谈“博徒”词义。该词本为社会流行语，起码汉代即有使用，《史记·魏公子列传》即有“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於博徒”之说，比刘勰稍后的王褒也有“博徒称剧孟，游侠号王孙”（《长安有狭邪行》）诗句。这里均是指“赌徒”，也是本词的常用义；有时也引申为“低贱者”。这是许多汉语词书所确认了的。然而，近年却有人认定《辨骚》之“博徒”乃为一个“特殊”用法——意指“博雅通达”之人。但确如张灯先生所说，“博徒已成固定语词，不宜分训”［3］。作为一个传统和流行的常用单纯词，语义已经固定，是“不宜分训”的。把一个复合词拆开，各找一个义项拼合成符合己意的“新解”，这是典型的望文生训，违背训诂规范。具体义可以“特殊”，但它不能脱离基本义这个“一般”，必定包含着“一般”。请问：“博雅通达”这一“特殊”，与“赌徒”这个“一般”有何联系？由“赌徒”或“低贱者”转义到“博雅通达”，有何转义线索可循？这不明明违背引申规律吗？在刘勰前代和同代典籍中，也不见有依此义运用者。刘勰稍前的刘宋裴骃，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吾闻剧孟博徒”下注曰：“如淳曰博璗之徒；或曰博戏之徒。”可见在宋齐时代，确实是将“博徒”理解为“赌徒”的。因此，时人恐怕很难理解这种所谓“特殊”用法。《练字》篇有云：“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如此一来，刘勰岂不成为己所痛斥的“字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