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与可然性作为事物发展的逻辑，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见得出。所以亚氏注重描写“行动中的人”，甚至明确提出，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而“情节是行动的模仿”，所以最重要的是情节（《诗学》20、21页）。因而，《诗学》用大量篇幅论述情节。这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论中十分罕见。
由上可知，无论是写作意图，还是理论的着重点，《诗学》都表现出对可然性、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关注。当然，亚氏所谓“必然律”，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必然规律”，它只是指“一件事永远那样发生或经常总是那样发生，从而带有直观、猜测和平均数的倾向。但由于它又与因果范畴相联系，因而确实又与“必然规律”不无联系、相通、接近。“可然律”与“潜能”、“可能”等范畴相关联，则指事物现在不存在而以后会存在的属性。这里又反映出亚氏文学观的理想主义性质。
四、两种文论的方法论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学》都是人类朴素辩证思维维的产物。两者在对文艺现象作朴素辩证观察，即通过直观和猜测，从事物的外部联系，解释文艺的辩证关系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也有着共同的弱点，即尚缺乏近代科学思维对现象的精细解剖、分析，还不能深入事物内部，确切认识事物的细节，因而总的来说还带有模糊、笼统的特色。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两部著作的观察研究方法又毕竟有巨大差异。
关于《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特色。笔者曾撰文作初步探讨，认为《文心雕龙》力求从文学事实出发，在多方面联系中，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关键，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现象，从而体现出朴素的唯物色彩，一定的发展观点和初步的辩证因素，从—个侧面反映出南朝朴索辩证思维水平的提高。在这些高层方法统领下，还结合运用训詁、定义、归纳、分析、综合与假譬取象等多种具体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就方法的多样化，结构的完整而言，《文心雕龙》显然超过了《诗学》。这除了因为《诗学》是讲稿之外，《文心》毕竟晚于《诗学》八百年。但应予指明的是，《文心雕龙》上述状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却是—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因而难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点的主要代表。而真正有普遍代表性的方法特色，是其经验感悟和形象描述的方法。重视实际经验，为我国古代传统的思维特点。刘勰继承了经验方法，自觉贯彻“捃理需覈”（《事类》）的原则，力求将其论证建立在大量文学事实之上。“论文叙笔”中的“选文以定篇”（《序志》），和《明诗》、《体性》、《时序》、《才略》等篇，就都有充分体现。就全书而言，“论文叙笔”的上篇，正是提供了下篇“文术”论的经验根据。刘勰在此基础上，运用“寻根”、“索源”（《序志》），“原始以要终”（《时序》），“援古以证今”（《事类》），“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序志》），“兼解以俱通”（《定势》），以及“晓其大纲”（《史传》）、“治繁总要”（《启奏》）等方法，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于大量运用经验归纳，其表述方式就基本上是描述的。但中国古代文论的描述往往借助于形象，用生动的意象表达文学原理。《文心雕龙》就是如此。《神思》叙述构思情状，《总术》说明文学感染力，《物色》描绘“诗人感物”，就都形象、生动，富有诗意，并具感情色彩。因此，有人甚至把《文心雕龙》视作优美的文学作品。
现在再谈亚里士多德。他虽然推崇演绎逻辑，但也并不排斥经验归纳，他既然肯定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就不能不以经验为基础。德国诗人海涅就曾指出“他以经验吸取一切”。在亚氏著作中。《诗学》是经验和归纳倾向表现充分的作品之一。但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关系，他的思路和表述方式与刘勰并不相同。他着意于认识事物的类特性，即本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普遍性。也即该类事物的本质。然后，以此基本命意为基础，提出分类标准，根据“种差”进行分类，探讨所属各事物与基本命意的联系，从而表现出分析的数学式的精密。《诗学》的思路，是通过直观归纳，得出诗起源于人们两种“天性”，一是“模仿”，二是“节奏感”。然后把“诗是模仿”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展开论证。
首先提出“媒介”、“对象”、“方式”三个种差作为分类原则，分别简单说明，而后重点介绍悲剧的写作“通式”，即分别阐述悲剧六要素（“成分”）。其中又重点论述“情节”。之后，简要说明史诗的写作。最后，以论述对“制作”的反应即诗的批评作结，条理十分清楚。亚氏也大量运用逻辑界定即定义的方法。西方文化认为，定义实际就是用“属”加“种差”以揭示事物类特性即本质的方法。作为—位逻辑学家，亚氏对定义运用自如。他这样给悲剧下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诗学》19页）“摹仿”便是“诗”这个“属”的属性，经过“对象”、“媒介”、“方式”、“功能”等方面的种差限定，就把悲剧的基本特点揭示出来了。这个定义，较之刘勰运用训詁方法，对“诗”、“赋”的定义清晰、严密多了。
人们还可以分明感受到，《诗学》的表述是冷静的客观的分析，感情色彩极少。其实，感情的贫乏，也是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的缺陷。甚至连本来可以略带感情的《伦理学》也是如此。以至罗素指责他“凡是能使人彼此互相感到热情关切的—切东西似乎都被亚里士多德遗忘了”。但确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亚里士多德“替文艺理论建立了科学分析的范例”。恩格斯曾这样描述欧洲近代科学分析思维形式的特征：“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类特性的关注和精于分类、要素分解的方法特点，与上述方法是相通的。分析的清晰、精密和逻辑系统性，正是欧洲文论的共同特征。
五、两种文论的民族思维模式根源
《文心雕龙》和《诗学》的上述特色，分别贯穿于东西方文艺思想史，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偶有反对文艺寓礼教训勉的异端言论，但绝大多数均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且成为主导的倾向。从《论语》的“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诗论，到《毛诗序》“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从王充“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的主张，到李谔“正俗调风”、“褒德序贤”（《上隋高帝革文华书》）的倡导；从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到高明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水调歌头》），无不在强调这一点。新文艺运动中的“从属”说、“工具”论，故然有其产生的现实背景，但也确实与上述传统有关。这样一种文艺倾向，故然有可能增强文艺的使命感、现实感和人民性，但也很容易使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台湾学者侯健先生在《中西载道观的比较》一文中，曾不无自豪地指出，在西方古代，文学艺术远远没有在古代中国那样高的地位。这恐怕还要作具体分析。在中国，虽有曹丕把文学抬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高度，出了许多能诗善赋的帝王，但在实际社会观念中，大约还是“文章最为儒者末事”。而把文学视为教化的工具，看起来抬高了文学，实际上恰恰是贬低、取消了文学独立性。诚然，在古希腊，诗艺似于工艺“制作”，作家等同于手艺工匠。但正由于承认文艺创作是一门独立的职业，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和促进了文艺，使文艺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古希腊戏剧的繁荣即为一例。据说，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剧作曾获奖二十多次，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有过吗？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不论现代的规律概念与古代的种属概念有多么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今天，似乎仍然和以前—样流行：关于单一的和特殊的东西的科学是没有的……一切对象都从属于普遍的概念之下”。西方文论的总体特征，也在于探求普遍性。亚里士多德谈到艺术的教育、净化、精神享受等多种功能，但唯独不涉及政治功能。虽然在实质上，西方文学理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这个制度并加强它的各种理论主张”，但一般说来，西方文论没有中国文论那种急切的政治使命感，不直接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而是以求知的姿态，比较全面地考察文艺功能。文艺家探讨文艺原理的目的，不是直接服务于某种政治倾向，而在于探求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西方文论（特别是现代派之前）对艺术功能的最根本的要求，是深刻反映社会人生的必然性。所以，李凯尔特认为，艺术就是“借助于一种与科学方法全然不同的方法，把心灵生活提高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或许是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文艺观了。但实际上也仍然侧重于把握历史必然性。一般说来，它不要求文艺服务于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而是强调反映“历史潮流”、时代精神，作家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等等。它更多地强调文艺的认识功能，文艺所提供的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欧洲许多杰出作家向世界揭示的“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道德家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把打破资本主义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看作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的重大使命。显然，这里仍然是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角度要求文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由于重视文艺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为中国文艺理论所认同。但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显然依据现实需要和文化传统，对之做了定向选择和改造，大大强化了现实政治功利色彩。中西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分明有着不同的着重点。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
西方文论以细密分析见长。但如不加节制，不与其他方法有机结合，也很容易流于烦琐。许多西方现代文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分解主义、符号学等，就都不免此弊。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比较切实、灵活，富有情感乃至诗意。但诗意的感悟毕竟是审美和艺术创作的特质，理论的基本要求却是精确、清晰和条理。这些，中国古代文论恰恰较为薄弱；作者心里有而却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范畴、命题太多。《文心雕龙》中诸如“原道”、“体性”、“风骨”、“定势”、“神思”等范畴，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分歧，不能不说与这些理论本身不够清晰有关。许多新的意念很容易注入古代文论旧概念，作出任意性很大的新解释。这样，包容性、应变力增强，也就更难证伪、否定和变革。由于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文艺评论至今仍是模糊仿佛者多多。所以，我们在加强现代科学辩证思维的同时，有必要认真借鉴西方细密分析的长处从而大大加强中国文论的理论清晰度和严密的逻辑性。
总之，以《文心雕龙》和《诗学》为代表的中西文论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立足时代需要，继承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借鉴西方文论的长处和精华，是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必然之路。
（原载刘波主编《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2］此处借鉴了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有关论点。
［3］分见《公孙龙子·迹符》，《墨子·小取》、《墨辩注叙》。
［4］按刘若愚先生的界定，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指“以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现这一概念为其基础”的文学理论，文见《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5］《中国的文学理论》第33，26页。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287页。
［7］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8］《形而上学》第265页。
［9］《形而上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