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王先生似乎也有误解。这本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方法原则。它在黑格尔那里，虽然“头脚倒置”，却也包含着“历史”与“逻辑”相平行的内涵。后来列宁将其颠倒过来，提出了“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的论断。而此前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历史的”和“逻辑的”两种方法的关系曾有更为全面的论述。其基本内容，就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其灵魂，则是思维和逻辑应与“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相吻合。请注意！恩格斯、列宁在这里都用了“应当”一词，表明这是一个应然命题，而非已然命题，并非指一切逻辑都与历史相一致。它不过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而王先生，却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内核；将之视为已然命题，误以为是主张一切“逻辑”均与“历史”相一致、同一；并以此作为“规律”来批判。实际上，这是树立了一个假想敌。
王先生还以海森伯“测不准”原理，作为质疑规律的根据，恐怕也过于轻率。“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为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于1927年提出。它是指：在你任一给定时刻同时测量一个电子的速度和位置而得到的不准量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比关系，“我们越准确地测定位置，那一时刻的速度的测定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量子力学的定律和预言“一般只能是统计类型的”，人们永远不能精确预言对任何原子过程的单次观察的结果，只有一个可能性范围中的某一结果的几率才是可以预见的。由此可见，“测不准”原理，并未否认规律存在，而是发现了一条物理学新规律，微观粒子运动的概然性规律。但它有特定适用范围，并不能随意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更不能作为质疑“规律”的根据。王先生声称它“在其他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比如社会科学、艺术创造某些方面等等领域）”，只能是望文生解的妄加猜测。
王先生的反思是从清理黑格尔哲学影响开始的，但对黑格尔似乎也多有误解。作为高度抽象的黑格尔哲学，必然要以“逻辑推理”作为主要表现形式，批评黑格尔“过分相信逻辑推理”，就于理不通。那么，黑格尔是否是“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说：“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么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还指出：黑格尔的思想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的、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请看：是“广泛的实证知识”，是“经验历史的探究”；是“思想发展”与“历史发展”紧紧地“平行”！黑格尔本人，也曾明确反对逼迫历史“去适合一种思想”，“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虽然黑格尔哲学主要以“逻辑推理”方式构成，但在必要时，也有许多“历史”和“实证”叙述。更重要的是，它以“广泛的实证知识”和“经验历史探究”为根基，以唯心的形式折映出“世界历史的发展”。正因如此，列宁才高度赞扬：“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王先生对黑格尔的这一合理内核，似乎缺乏深切领会，称其“会产生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只能是一种误解。
在现代西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不断有人以各种理由否认“规律”的存在，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论，说来话长，兹不细论。而较之诸如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类质疑，王先生的质疑似乎也更加缺乏逻辑系统性和自洽性。一方面，他承认“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一方面，又认为宇宙万物“不是都具有规律性”。那么，哪些事物不具有规律性？为什么会如此？理论工作不探讨规律，又是探讨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王先生都未给出答案。列宁曾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途径，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王先生似乎是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而怀疑其规律性，将对规律的认识限度与规律存在本身相混淆，又把“规律”等同于“逻辑力量”。他似乎未能将极左思潮所谓的“规律”，与真正的客观规律区别开来。实际上，极左思潮的要害，不在于推崇规律，而在于歪曲规律，并垄断了对“规律”的阐释权。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修订本，确实删除了原版受当时极左文艺思潮影响而发的一些空洞言论。那么，有关“规律”论述的删除，又是如何呢？据何懿教授《<文心雕龙讲疏>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所作减法之启示》一文介绍，仅关系到“规律”问题的，就有如下许多“减法”式的改动：
第145页的“认为作家只要掌握个别而不要有意识地去掌握一般，这一看法不仅违反了作家的认识规律，而且也违反了作家的创作规律”、第182页以“关于文学创作中思想和感情的关系，只有依据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才能加以科学的说明”和以《实践论》中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来阐述文艺领域的认识活动的“特殊性不是超越或违反人类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只能是人类认识共同规律的特殊表现”、艺术家和科学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从感性到理性这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共同规律，都要认识并表现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大段，都被删除。而《释〈镕裁篇〉的三准说》一文中，“要是刘勰的确没有把‘三准’作为创作过程的普遍规律看待，他为什么把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命名为‘三准’呢？”、“既然是准则，自然也就带着普遍意义。纵使作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按照这种规律去创作，但仍旧不能不被它们所支配、所指引，不然，就只有遭致失败。这就是规律的必然性”等论述规律的地方或带有“规律”一词的有关论述中的“规律”一词悉数被删除，累计竟达十五次之多！此外《创作论》第190页至191页在论思、意、言的关系时，关于三者之间达到“密则无际”境界是作家“认识或遵守创作规律”、而三者之间出现“疏则千里”的状况，则是作家“在具体创作时违反创作规律”的结果的一大段论述也被删除了。第204页在论述艺术作品必须首尾一贯，表里一致时，删掉了下面一段话：“在这一点上，艺术和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理论要求逻辑推理的一贯性，使所有的论点联结为一条不能拆开的链锁，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以说明某个基本思想原则。艺术也同样要求形象细节的一贯性”，这里所说的“逻辑推理的一贯性”，大概就是“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第209页被删除的有这样一段话：“他只有凭借经过自己提炼、加工、熔铸了的生活现象才能去表现生活的本质，而这些经过提炼、加工，熔铸了的生活现象是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保持了细节真实性的。所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必须和‘详细情节的真实性’联在一起，互为表里，共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重要原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规律”的代名词。第230页对别林斯基把艺术规定为“自觉而又不自觉”的行为进行阐述的时候，删除了“文学创作必须摈弃主观任意性，而遵循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规律”这句话（《文心雕龙创作论》为1979年版；《文心雕龙讲疏》为2004年版）。
由前述拙文可知，由于王先生对“规律”的普遍存在产生了怀疑，而又无法确定哪些事物有规律，哪些事物无规律，因而使他对“规律”的判定处于犹豫不决和戒惧之中。正是这种心态，使他大量删除《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有关“规律”、“准则”、“原则”之类文字。在我看来，这些删除，可谓正误兼具。
原著称“三准”为文学“普遍规律”，确实失当。“三准”说，刘勰自己也未讲清楚。文“体”不能仅据“情”来确定，也需兼顾其它因素。即使它正确，还有下文的“次讨字句”呢。怎能称其为文学“普遍规律”呢？至于因为用了个“准”字，就断定必为“规律”，更是牵强。一般的“学生准则”，能称为“普遍规律”吗？思、意、言的“密”与“疏”，有各不相同的复杂原因，或是认识不清，或是表达无力，不能归之于笼而统之的“创作规律”。“形象细节的一贯性”提法本身就语义含糊，与“逻辑推理的一贯性”比附也欠妥。以上议论，删之可也。
然而，其他大量议论，真的有必要统统删除吗？
王先生将许多认识一般规律制约文艺特殊规律的语句悉数删除。这里就牵涉到一般（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文艺创作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的特殊性，它更重形象思维，艺术直觉和灵感等等。然而，这种特殊性，真的可以不受认识的一般规律制约吗？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出真知，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浅入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等等认识规律，作家能够以其工作的特殊性相违背吗？“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与文艺创作的深刻程度无关吗？王先生晚年喜欢并多次谈论京剧，但毕竟不如那些深入理解京剧的行家们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作家掌握的“个别”，能脱离“一般”而存在吗？文学创作中思想和感情关系的科学说明，能脱离“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吗？文艺认识活动的特殊性，难道不是“人类认识共同规律的特殊表现”吗？刘勰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文心雕龙·时序》）的观点，不就是一般认识规律在文论中的表现吗？即如最能体现艺术思维特点的，王先生在评刘勰“率志委和”说时提出的“创作的直接性”，不也仍然是“沉潜往复的思索和长期生活经验的结果”，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吗？删除“文学创作必须摈弃主观任意性，而遵循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规律”这句话有无必要？文学创作，真的可以“主观任意”，不受生活逻辑和艺术规律（比如“形象”、“情采”）制约吗？在这里，王先生是否将“主观任意性”与创作个性、个人风格混淆了呢？
在《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中，王先生曾批评黑格尔“总念的普遍性”吞没特殊性和个体性。在那里，“总念的普遍性”大约也就是“规律”之意吧。但如果仔细读读《小逻辑》，就可知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经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黑格尔，始终都尊重特殊性、个体性和个体自由，虽然这与其维护普鲁士专制政体形成内在紧张。这在他的《小逻辑》和《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都有充分表达。正因有此误解，王先生才难以理解黑格尔对东方哲学不承认个体价值的批评。唯物史观认为，特殊和个别不能脱离一般和普遍而存在，只有与后者相联系才能确定其地位和作用。因此“规律”论者，无不是“普遍（一般）”论者。而历史上的非“规律”论者，却往往是“特殊”论者。王先生由于长期深受极左思潮之害，致力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从而容易过分推崇特殊性和个体性。而一旦这种追求脱离了普遍性和一般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规律的普遍性产生动摇和怀疑。
确实，此种心态，使他删除了许多不该删除的东西。南朝的士庶区分，给当时审美意识、文艺思潮的分化、激荡和斗争，产生了极深影响。这既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阶级社会普遍规律的一种反映。它对《文心雕龙》的整体影响，至今仍未清理完毕。而王先生却将相关论述大段删除，似乎一谈阶级烙印，就是极左和机械论。他还删除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字样，以及相关语录。但任何独创，都需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以经典语录代替自己的论证故然不可取，但也不必以征引马、恩、列为耻。即使为了批判，先生显然也没能象顾准那样，对经典文本下那么深的功夫（或也与先生健康状况有关）。如能多读点马、恩、列有关论述，或就不至于对“规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有那么多误解吧。这也许还与先生只重“精读”不重“泛览”的读书方法有关。
从以上简述可知，由于受到不当“规律”反思的株连，《文心雕龙讲疏》和《读文心雕龙》确实删除了许多不应删除的东西。由于王先生毕竟难以完全否认文艺创作规律，书中又仍然保留了若干关于“规律”的论述，这就使他处于进退失据、左右维谷的境地，也使读者无所适从。然而，也许基于对王先生人格和学术威望的敬仰，许多人，乃至个别资深学者，竟对王先生生的“规律”反思盲目推崇，过度赞扬，乃至誉为“对学术研究是有震撼性的启发”。又鉴于近年来，大陆学界质疑“规律”已渐成气候，对王先生“反思”学术的严肃学理评判就十分必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规律的普遍性都决难否认。包括古文论研究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还是应该紧扣人类能动实践维度，抓住基本历史联系，以探求具体规律为己任。否则，人文社科工作者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笔者与王先生有多年交往，他的人格风范、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方法，都曾使我受惠良多。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认同其学术观点，并曾于奉函中提出。我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曾谓：先生能“将生命融入学问”，而且“首先是自我解剖，由‘为己’之学到‘为人’之学”；又指出“如果从纯学术和专业的角度审察，先生立论或有未周之处”；进而提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不是永无休止地赞扬，而应当是继承发扬他的品格与事业，回答他的疑问，乃至弥补他的某些疏失。”。本此理念，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哲训，拙文在对王先生“规律”反思保持同情之理解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异议。现在看来，包括他“激进主义”反思在内的许多反思，均有值得商讨和深化之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数引禅宗反对“裨贩”宗师、墨守师教的言论；对弟子於师“崇拜倾倒”作“拜之倒”新解；并评曰“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这些告诫，不很值得我们这些王先生的敬仰者深长思之吗？
不过，我对“规律”问题向无专门研究，王先生的大量著作也还在研读、消化之中。拙文一孔之见，企盼专家通人和先生知音不吝赐教。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当面与王先生交流，向他讨教了。
附记：
笔者将拙文提交给芜湖2009《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后，曾蒙涂光社、陆晓光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并据此作了若干修改，谨此致谢。当然，文责仍应由笔者来负。
注释：
［1］《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9页。
［2］［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4］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5］王元化：《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6］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167页，202页，311页。
［7］同上书，第166、167页，第251页。
［8］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6-1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