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卓别林正在拍摄《大独裁者》，一个脸色发白的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冲进摄影棚，递给卓别林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查理，这是刚才在大门口捡到的。”
纳粹分子在这封信中，用赤裸裸的语气叫嚣：
如果你不停止拍摄这部电影的话，将来无论在哪个城市，哪座影院放映它，我们就要在哪里放臭气弹，向银幕开枪！”
正当盛年的卓别林压下满腔怒火，把那些恫吓的信轻轻扔到废纸篓里。他嘴角边浮起一丝轻蔑的微笑，耸耸肩说：“没什么了不起，那就让他们开枪吧。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这就是我的回答，来，各部门准备，开拍！”……
影片要放映了，卓别林却又担心起观众们的安全来。他找到一个工会会长，想请几十位工人到时帮忙维持秩序。会长一听哈哈大笑：
“我不相信事情会闹成那样，查理，你有的是你自己的观众去对付那些坏蛋，只要有他们维持影院的秩序就够了，何况纳粹分子在美国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
卓别林勇气大增，1940年影片正式上映。其轰动效应持续了几年。先是纽约人如痴如狂地争看，两家影院一起连续放映了三个多月。然后，影片运到英国，尽管是在战时，但观看影片的盛况空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之后，它陆续在世界各地上映，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和好评，给全世界人民增强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心与力量。
3.银幕下的艺术大师
1916年，在卓别林赴纽约之前，一位他所敬佩的著名演员忠告他：
“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只会毁了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身之前，卓别林给雪尼拍了一个电报，告诉他自己动身和抵达的时间，然后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这是一列慢车，要经过几个州、市，5天才能到达终点。
火车到达某站时，卓别林脸上抹着肥皂正在刮脸。一群人在车停稳后，冲进车厢大喊大叫：“他在哪儿？”
“查理·卓别林在哪儿？”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他应声答道，这一下麻烦可就来了。
“我们代表这儿的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下去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卓别林面对殷勤的影迷们，不知如何是好：
“瞧我这样了，……怎么下得去啊！”
“没关系，没关系，查理，只要穿一件晨衣就行了。走，这就去跟大家见见面吧！”
他赶快擦了脸，他不再刮剩了一半的胡子，一面扣衣扣一面下车去。
站台上旗帜飘舞，彩带飞扬，人声鼎沸，市长尽量提高嗓门致词：
“卓别林先生，我谨代表全市所有崇拜您的人……”
欢呼声一再打断了他的开场白，人群甚至把卓别林与市长挤到了火车旁边！现场的警察赶快过来“营救”，“快退，退后点！”
好不容易他们两人才回到原地，市长用一个汤匙敲着桌子，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发表演说：
“卓别林先生，您的德克萨斯州的朋友们，为了表示对您的电影的感谢，请您跟我们一块吃点蛋糕，喝点可口可乐！”
桌子周围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大家都想看看现实生活中的“夏尔洛”。卓别林只好站在桌子上，对拥挤着的影迷们表示感谢，还用可口可乐与市长干杯……
原来，他发往纽约的电报要经过几个地区的中转才能到达。各地邮电局的电报生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各地的报馆，各报馆又把消息公开了。
这样，卓别林经历了一系列夹道欢迎的场面，才抵达纽约站。可谁知刚一到，就收到一份吓人的电报，是纽约警察局拍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长请他不要从中央火车站口出站，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提示他在第125号街车站口出站。
1921年9月初，卓别林乘坐当年来美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休假。
他没想到，船上有跟踪报道他的记者！于是各类电报像成群结队的飞鸟一般从这漂行的轮船上飞往各地：
“卓别林衣锦还乡！沿途将有欢迎盛况！”
“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和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子、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查理，我亲爱的》这首在英国广为传唱的歌曲，具体表现了一周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种狂热随着这艘“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不断加剧。”
“‘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停靠港口，已有大群影迷聚集该地，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察局为此正忙于安排，以维持现场秩序……一如既往，举行游行时，我报将报道：在什么地点，什么角度可以最清楚地一睹这位游子的风采。”
船刚到英国，侍者把当日早晨报送进舱内，大黑体字母组成了通栏标题“喜剧演员归国盛况不亚于狂欢节”、“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另一版是“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还有一条“看啦，我们的儿子”……
大群大群的影迷守候在卓别林下塌的旅馆前的草坪上欢迎他，卓别林发表了简短的致词。卓别林回到楼上的房间后，又听到影迷们在下面喊：
“查理，好样的！”
“查理，你为英国人争了光！”
“查理，走出来吧！我们想见见你！”
于是他几次走到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还将一大把玫瑰花扔了下去。可马上就有一个胖警察气喘吁吁地跑上来：
“什么也别扔，卓别林先生，楼下的人为抢您的花打起来了，有人会被踩死的！这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啊！怎样都行，可别扔花，不，什么也不能扔，我可求您了！”……
一直到下午4点，卓别林的房间里还是坐满了记者，这可把他愁坏了：我回祖国，可不是为了来陪记者先生们聊天的呀！
忽然，他灵机一动，长长地打了个哈尔，又挪了挪坐进沙发里的屁股。
“记者先生们，从昨天到今天下午，我还一直没合眼呢，我想你们也有些累了吧。请侍者带你们去楼下随便用些咖啡，吃点儿点心，我也好忙里偷闲，小憩片刻。各位意下如何？”
记者们见卓别林没下“逐客令”，只是“暂停”采访，也乐得休息一下，于是便离开了他的房间。
一见记者们走了，卓别林立即改换行头“脱掉黑色礼服，换上普通衣服，扣了一顶帽子一直遮到眼睛。他悄悄地开启房门，左右看看——走道里并没有人，便一转身带上房门，乘了运行李的电梯下楼，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
而在旅馆里，闹剧还在上演着。
卓别林以他的讽刺喜剧艺术名震影坛之后，模枋他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某团体特意举办了一次比赛会，看看谁最像卓别林，并请了一些研究卓别林的专家担任裁判。卓别林听说后，也特地赶来参加比赛。评判的结果，卓别林屈居第二。发奖的那天，举办比赛的团体邀请卓别林前来讲话，卓别林回信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卓别林，那就是我。为难的是，应该尊重评论家的意见，我既被评为第二名，还是请第一名讲话吧。”
有一次，一个贵妇请教卓别林：“依您之见，哪种颜色的头发——金发、黑发还是棕黄发的女人对男人最忠诚？”卓别林脱口而出说：“白发女人！”还有一次，卓别林参加一个研讨会，一只苍蝇在这位令人琢磨不透的滑稽大师头上嗡嗡直转，卓别林无可奈何地把手挥来挥去。后来，他要了一把苍蝇拍，挥打了几下，都没有打中。最后，苍蝇竟落在他的前面。他举起苍蝇拍，正要予以致命地一击，突然他停住手，仔细地瞧了瞧这只苍蝇，然后把苍蝇拍放了下来。“你怎么不打？”有人问。卓别从耸了耸肩说：“刚才不是这一只。”
1938年，滑稽大师写成了以讽刺和揭露希特勒为主题的电影脚本《独裁者》，但影片开拍时，派拉蒙电影公司说：理查德·哈定·戴维斯曾用“独裁者”写过一出闹剧，所以这名字是他们的财产。卓别林派人与派拉蒙公司谈判，但毫无结果，于是他亲自上门去商谈解决的办法。但派拉蒙公司坚持：如果卓别林一定要“借用”《独裁者》这个名字，必须付出25000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在法庭上见高低。卓别林灵机一动，当即在原片名前加上一个“大”字，变成《大独裁者》，并且风趣地说：“你们写的是一般独裁者，而我写的是大独裁者，这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派拉蒙公司的董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无可奈何。事后，卓别林对朋友说：“我多用了一个‘大’字，省下了25000美元，真可谓一字万金。”
一天，卓别林遇到了一个流浪汉，恰好与自己所要寻找的“角色”差不多。于是，卓别林马上把这位流浪汉请到一家饭馆里，以好酒好菜相款待。一番狼吞虎咽之后，流浪汉开始自由自在地与卓别林攀谈起来，卓别林边听边记，流浪汉的经历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他。同时，卓别林还很仔细地观察对方的表情、谈吐、姿势和动作。谈话结束之时，卓别林一再向流浪汉致谢，还拿出一些钱，声明这是酬金，弄得饱餐一顿的流浪汉莫名其妙。流浪汉哪里知道，他所讲的经历已成了卓别林脑海里生动有趣的情节了。
当《淘金记》、《马戏团》热热闹闹地在世界各地陆续上映时，卓别林正在好莱坞休息、调养、锻炼身体，还积极钻研电影艺术。一天，他接到电话，访美的大科家爱因斯坦来好莱坞参观，想见见他。卓别林十分激动，他很崇敬比自己大10岁的爱因斯坦。
卓别林同心情愉快、亲切温和的爱因斯坦教授、教授夫人、教授的秘书等人共进午餐。卓别林对爱因斯坦博士的崇敬与真诚，使爱因斯坦夫人大为感动。午餐后，当客人们参观制片厂时，爱因斯坦夫人把卓别林拉到一旁，小声说：
“您为什么不邀请教授上您家里去呢？教授对您非常欣赏。我知道，如果咱们几个有机会单独聊一聊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卓别林这才觉得是自己因高兴而疏忽大意了，他马上向教授提出了邀请。
在为爱因斯坦举行的家宴上，热情健谈，精力充沛的爱因斯坦夫人，向好奇的卓别林讲述了博士创立“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那天清晨，博士穿着睡衣从楼上来到客厅吃早餐，但似乎什么也没碰。夫人以为他生病了，就问他。
爱因斯坦用笔告诉她：“亲爱的，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
他喝完咖啡，坐到钢琴前弹琴，弹几下就停一会儿，用笔记下一些什么。然后又重复说：
“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
夫人说：“究竟是什么想法呀？你讲出来吧，别跟人打哑谜了。”
爱因斯坦摇摇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导出来。”
他继续弹琴、思索，又停住记下一些什么。这样约摸半个小时后，他离开钢琴回到楼上的书房，关照夫人别让任何人任何事干扰他。他整整在楼上呆了两周，只有黄昏时出门散散步活动一下，饭菜每餐由夫人送上楼。两周后的一天，面色苍白的爱因斯坦疲倦地走出了书房，把两张纸放在桌上：“喏，就是这个。”
卓别林听了这故事后，头脑中也冒出一个想法：科学家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他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挥了自己的极大的热情。
卓别林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他下一部影片放映后，就准备去欧洲。爱因斯坦夫人说：
“到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100多万美元供他用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卓别林深受感动。从这次起，卓别林与爱因斯坦夫妇的友谊保持终生。
卓别林对中国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1929年到1930年，中国艺术大师梅兰芳到美国表演京剧，和卓别林相识，东西方两大艺术家从此建立了友谊。卓别林对京剧很有兴趣。1936年他到中国上海访问，还专门观看了京剧。1954年，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在瑞士会见了卓别林，两人亲切地进行交谈。事后，卓别林对中国记者说：
“我到过中国，但那是在过去的腐败的日子里的中国，那时干罪恶勾当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现在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切都在进步。”
从1958年开始，69岁的喜剧皇帝退出影坛。用了五六年时间写他的自传。
70年代来临了，美国一些知名人士，在卓别林离开好莱坞20年之后，1972年热烈地邀请卓别林重返那块土地。
卓别林在洛衫矶被授予奥斯卡特别荣誉奖（终身荣誉奖），以表彰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做的无可估量的贡献。”
那年9月，在第3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的“卓别林影展”，一共放映了他80部影片中的73部，这令卓别林感慨万千。……
1977年12月25日，人们正沉浸在圣诞节详和喜乐的氛围里。就在这天清晨4时，20世纪最卓越的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在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别墅中，安祥地告别了人世；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