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配偶和自己的子女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夫妻是最亲近的，他们感情上耳鬓厮磨，利益经济上休戚与共；子女是自己的希望，自己未来的一切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完全忘记了是谁给了他们生命，给了他们幸福的童年而健康成长。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的利益，而把父母的生活、感情、所思所想抛在脑后，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孩子一多，互相推托，结果父母身边一个孩子也没有，形成空巢。很多子女出国的时候父母还都健康，但是当父母重病缠身、或寡居、或年迈的时候，他们都会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回国，如：自己的孩子在国外比在国内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回来不好找工作等等，他们考虑自己的去留完全从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出发，而没有把父母的存在考虑进去。有的子女互相之间商量谁回国照顾父母，结果是谁也不肯，好点儿的是轮流回来照看父母，差点儿的就把父母放在家里雇个保姆，或者花钱送进养老院。然而人们不妨站在老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下：他们满怀喜悦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为孩子付出了爱和大量的精力，每个孩子都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希望的是共享天伦，然而经过多年的抚养，他们得到的只是耄耋之年的孤独。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最不能等的就是孝敬父母。”我听到很多人在父母去世后说，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有满足父母的某个要求；最大的遗憾就是在父母过世时没有在身边……为了不后悔，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孝敬父母，而不是在父母过世之后留给自己无穷的后悔。
一次在饭馆里遇到一个回国探亲的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又要批判我了吧？！”问得我莫名其妙。一问才知，父母都重病在身，只有一个保姆照顾，她和弟弟都一直在国外，至今没有回国定居，只是隔段时间回来看望一下父母。她问我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的确有人批判了他们俩姐弟，二是自觉汗颜无地。
我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看看这个世上还是有真正做到孝道的子女。我熟悉的一个老教授中年丧偶后，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姐姐也陆续结婚并出国定居了，小儿子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中科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经过热恋结了婚，不料婚后妻子坚决提出要出国，小儿子不顾新婚燕尔，毅然决然地离了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家中无人照顾的老父亲。按照他的水平，出国深造对他来说驾轻就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出于孝道，决不能让孤寡老人独处，他牺牲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初恋，牺牲了自己出国深造的大好前程，这样的壮举需要怎样对人生的彻悟和思想境界。这件事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我听到之后也同样被他的大义之举深受感动而铭记心中。
我想，如果每个做子女的都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把照顾父母的责任放在小家庭利益（准确地说是个人利益）之上，我们这个国家的空巢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自己也不会总是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实质上是个重利还是重义的问题，是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尽管利和义的冲突往往不会违法，但是人们心中都要有道德法律，要经得起道德法庭的审判。
离别北京十年的日子里
如同十月怀胎的头三个月，童年是人生的关键。可以说，一个人能否终生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不能否认有基因的因素，但童年的经历更会影响人一生的心态。然而，青春的岁月，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不管是蹉跎还是峥嵘，将永远在脑海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送别
1968年12月17日，是我和成千上万在“文革”中经历了狂乱的北京中学生一起离京赴山西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了几乎所有正值花季的知青们人生轨迹的一天，也是我们不同程度的坎坷历程的开始，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的准确日期和令人难忘的离别情景。
初冬的寒冷刚刚向人们袭来，阴霾的天空中隐藏着离别的无奈。我的三个儿时的伙伴，帮我提着手提包，挎着背包，提着行李，四个人有说有笑地聚集在北京站前的人群中，似乎不是在送别，而是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不久，大哥和小哥以及两个未来的嫂子也到了北京站。我和他们分别留影之后，在进车站之前，三个小伙伴就离开了。
哥嫂四人把我送上了火车，我把行装安置好后就坐到了窗口。我突然发现站台上四个人少了一个，找了半天，才发现大哥正躲在一个水泥柱子后边抹眼泪，从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我，顿时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然而就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与故土离别和失去亲人的呵护而引发的恐惧感深深刺痛了我，我开始要哭了，小哥在车下发现后，一开始是跟着火车走，边走边喊：“不许哭，不许哭。”火车加速了，他就跟着火车跑了起来，还在喊：“不许哭，不许哭。”在他的强制中，我听出了“要坚强”三个字带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真的就不哭了，他才停止了追赶。
小哥追赶火车，使我想起了母亲讲的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我在清华上幼儿园全托时，由于父亲、母亲工作忙，大哥、姐姐也都忙功课，七岁的小哥担起了接送妹妹的重任，当时我只有两岁多，但每次他把我送到幼儿园要离开时，我都要哭喊着：“我要小哥哥，我要小哥哥。”他每次周末接我回家都是跑着来幼儿园，生怕我因着急而哭，但是有一次刚下过雨，地上很滑，他摔倒了，两个膝盖都在流血，他还是坚强地爬起来，继续跑。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地滑，他怕我也摔跤，就忍着疼痛，把我背回了家。小哥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后来一起成长的岁月里，我也是很佩服的。想到这些，坐在火车上，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酸楚。
火车开动不久，我发现有个女学生刚才还和站台上的亲人车上车下、难舍难分地哭成一团，现在眼角上还挂着泪珠，却开始津津有味地啃起了苹果，离别亲人对她来说也只是一时的伤感，很快就像小孩子一样恢复了常态。到底是涉世太浅，根本就没有想到是怎样的荆棘在前方等着她。
西堡
初到山西省垣曲县同善公社的西堡，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跌宕起伏的山峦、一层层整齐的梯田、幽静的小山村，从喧嚣的大城市来到这里，就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一天就是过挑水这一关，我们四个最先到村里的女生首先开始学的就是挑水。泉眼在沟下，下去的时候还问题不大，但是挑着水上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由于坡比较陡，个子最高的女生负责挑担子，我和另一个女生一人拉着前边的水桶、一人推着后边的水桶，第四个女生在最后提着沉重的铁制大马瓢，四个人艰难地一边摇摇晃晃地上坡，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生怕桶里的水洒了，坡上的社员们看着这四个北京来的笨手笨脚的姑娘，笑得前仰后合。到了坡上，觉得终于到达终点了，可算松了口气，当看到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水桶里只剩下半桶水了，四个姑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一天起，挑了两年半的水和粪以及化肥，练就了一幅铁肩膀，后来转插到河北怀来县小哥家，有一次小哥一星期没有回家，家里的水缸见底了，我就一口气从街上的自来水龙头挑回了三担水，尤其是担水时矫健的步伐，令路旁的行人瞠目结舌。
西堡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xiao），人家咋着咱咋着”。在西堡的两年半中，干的最多的农活就是春天耪地，夏天割麦子，秋天摘棉花。也许是人生来就是要强的，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知青干活都很卖力气，和社员们一样，不管干什么活，都怕落在别人后边。干这些活儿几乎都要长时间地弯腰，或者长时间地蹲在地里，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家里有的不要说做饭，就是洗衣服都不太会干的知青来说，真是意志上最好的磨炼。正是那段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经历，练就了我的吃苦耐劳，影响了我几乎一生对生活的感受。
当地的卫生条件是很差的，不仅绝大多数知青都因水土不服长了荨麻疹，个别人还相当严重，吃药吃得整天睡不醒；我和另外几个女生还长了黄水疮，从膝盖以下，见不到巴掌大的一块完整的皮肤，后来还是吃了很多中药才治好的；最严重的是好几个男生传染上了肝炎，其中有个别人还是乙肝，这可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然而西堡的生活也不仅仅都是苦，时不时也经常有诗情画意的奇迹出现。第一年夏天收麦子时，当时我们知青还没有分灶，大队就把我们全体知青调到最后一个小队——五队收麦子，因为那个小队地多人少。白天我们一起就像在北京郊区收麦子一样，无语地闷头割麦子，晚上收了工，男生都分住到社员家中，我们女生全都住在离麦田不远的没有窗户的空房子里，打开行李，铺在麦秆上，就是我们“宿舍”了。当时国家的命运都不知道是什么，自然个人的未来对每个人来说也都是未知数，尤其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混了几年之后，什么求知、进取、追求，都从脑子里完全消失了，只觉得自己就像个只剩下良知和怀旧的躯壳。一个女生唱起了苏联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我当时听了一愣，明明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怎么改成“朋友”了？在那个年代里，“爱情”是禁区，谁提谁就是资产阶级，可是又想唱，只好改词。我无聊地向门外望去，皎洁的月光使我情不自禁地把大家叫出了只有一盏煤油灯的空房子。这哪里是山区的夜晚，简直就像北京“十一”国庆节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一样清澈、亮堂。不要说远处的山峦轮廓清晰，就是同学之间的脸庞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夏日里这么美丽的月夜，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我想起了一首歌：“山当书桌，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我找出了纸和笔，准备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借着明亮的月光写信告诉父亲母亲，然而月亮再亮毕竟不是灯，更不是太阳，还是看不清字。这样美妙的夜晚，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也许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欣赏月夜了。
第二年夏天，遇上了多年不遇的好雨季，连续十多天，几乎天天白天晴，夜里下雨，这对庄稼来说果然是个丰收年，而这几天里有时白天一下雨，我们就没有事情干。我拉起了手风琴，另外一个女生找来一个脸盆和铁勺当打击乐，几个女上聚在屋里，又是唱、又是说、又是笑，全然忘记了下顿饭连蔬菜都没有，更不要说肉和鸡蛋。这种“穷欢乐”的日子使我们在整天过着吃“米奇”（小米稀粥里加面条和几根萝卜条，当地人几乎天天这么吃）的艰苦日子增添了几分快乐。
最使我难忘的在西堡的日子，就是一次西堡全体知青进深山打柴。大队借给我们两辆平板人力车，天一亮我们就带着水、干粮、柴刀和绳索进山了。进了深山之后，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渺无人烟的大山沟里，居然有一户小院子。看得出来，日子过得井井有条，院子旁边流淌着潺潺溪水，附近是天然的绿地，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思，就好像书中描写的仙境。我们在小院里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前进了。深山里的植物种类繁多，看得眼花缭乱，大家就好像进了植物园，都抢着讲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突然有一个男生喊了一声：“这就是山楂树。”我听见之后马上跑过去看，当我看到了山楂树时，不是这种植物的体型外貌吸引着我，而是它的名字使我想起了苏联歌曲《山楂树》，这首歌使我感到又回到了温馨的童年，顿时浮想联翩，再加上周围这样多郁郁葱葱的植物，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愉快的歌声不由自主地从我嗓子里流动了出来：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里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还有一次和一个同学翻山，到了山顶，看到一望无际的群山，令人心旷神怡的壮丽景象，我哼起了苏联音乐的曲调《在满洲里的山岗上》，艰苦的生活从来也不会让我忘记了抒情，也许这样的乐观的心态是与生俱来的吧。
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大家拿出了头天晚上蒸好的馒头，遗憾的是由于馒头数量太多，下碱的同学心里没数了，结果碱下多了，馒头都成了浅咖啡色的，可是人饿了就什么也不顾了，硬着头皮都吃了，后来有的同学直闹胃酸。男生比我们打柴的次数多一些，所以我们女生只有看他们砍什么样的荆棘和柴火，我们就模仿着干，不但砍得不如男生多，有的个别女生还要男生帮着用绳索捆柴火。知青毕竟不是当地人，当地农民一个人一天就能打一车柴火，到家正可以赶上吃晚饭，而我们十几个人打满了两车柴火，走出大山时天已经全黑了，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条宽宽的山道上隐隐约约有好几个山口，不知哪个山口该拐弯，幸亏大队民兵连长带我外调时曾走过两次这条路，我果断地在黑暗中把大家带回了住所。
9岁那年，因难得的一次感冒发烧，母亲两天不让我上学。很快退了烧之后就整天趴在北屋的大阳台上无聊地东张西望，胡思乱想。就是这两天的空闲时间，给了我第一次探索人生的机会。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千百年来被世代提出的问题，同样就在这两天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下了根，但是长久以来，我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发现小说中有很多议论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如饥似渴地想在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就在插队的头一年，我终于在《军队的女儿》这本小说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人活着，就是要让周围的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人生才有价值，否则人就是一架造粪机器。”我当时觉得茅塞顿开，我的思想基础也就是16岁这年，从这本书开始奠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