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因为他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而，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惟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声名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年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乎九十，誉望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显正隆，务和持悄懈，有始有卒。
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凡人能善其末路矣？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吾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还有机缘，即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国荃，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稍让功于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抢到淮军到达天京之前将其攻陷。最后，城终于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来的“杀威棒”却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还是曾国藩看得明白：
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面让一半与天。”彼恒谓然。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曾国藩常说的：“盛时常作衰时，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曾国藩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诉弟弟，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你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恃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决于气象，气象盛则即使挨饿也很高兴，气象衰即使饱食也令人忧愁！
他这样对诸弟说，我们曾家现正值全盛之时，却不可因几个银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让贤弟去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吗？每个人的境遇的厚与雹顺与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天既然可以使我们今天处于顺达的境地，当然就可以使我们明天处于艰难困苦的处境。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辉煌的时期。面对如此恩威，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不怀慕功名，志在清淡。这既是个人修身之法，也是家法。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中挣扎的，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与各种人过招；这还不够，还要私下里练拳法，才能不被打败。一点功名、一点利禄能引起轩然大波、毁掉多少人心啊！曾国藩是一位平衡心态的大师，他从来不去做非分之想，因为人之捅舌，绝大多数是由胡思乱想开始的；那些蝇头小利不在他的盘算之内。他特别能做到不为成喜、不为败恼，在身处困境时，心态端正，承认不足，治疗硬伤；那些让他唾弃的事，反而让他锻炼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两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这与他深厚的个人涵养有关！一个缺乏深厚自我涵养的人，到哪里都想显耀自己，本来自己什么也不是，却把自己看成是“唯我独尊”，碰到得失不平衡，就彻底崩溃了。这些人与曾国藩一生追求的平衡心态相去甚远，不是一两天能够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