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名气大了，不沽名则其名愈溢；一个人的功劳大了，不矜功则其功愈显。俗话说，“夹着尾巴好做人”，对普通人如是，对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来说也莫不如是。
中国历史上明王朝的建立，大将军徐达功不可没。
“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的徐达，儿时曾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和中国的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将帅才，他也深得朱元璋的宠爱。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居功自傲。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还朝。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按理说，这样一位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至交，且战功赫赫，甚至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他，完全可以“享清福”了。朱元璋也在私下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宅邸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朱元璋的旧邸是其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就是不肯接受。万分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旧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徐达半夜酒醒，问周围的人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内。”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有关部门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石碑，并亲书“大功”二字。
徐达功高不骄，还体现在他好学不倦、严于律己上。放牛出身的徐达，少年无读书机会，但他十分好学，虚心求教，每次出征都携带大量书籍，一有时间便仔细研读，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理论。因此每每临阵指挥，莫不料敌如神，进退有据，且每战必胜，令人心服。
身为统帅的徐达，还能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军粮不济，士兵未饱时，他也不饮不食；扎营未定，他也不进帐休息；士卒伤残有病，他亲自慰问，给药治疗；如遇上士卒牺牲，他更是重视，筹棺木葬之。将士对他无不既感激又尊敬。
本来可以声色犬马的徐达，平生却无声色酒财之好，“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所疵，昭明乎日月。”朱元璋赐予他一块沙洲，由于正处于农民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擅谋其利，徐达知道后，立即将此地上缴官府，“其无私欲，持大节类如此。”
1385年，徐达病逝于南京。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陈列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开国功臣第一”。
徐达之所以能不居功自傲，除其个人良好的修养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知道功成名就后如何安身立命。这不能不说是高人自有高招。历史上几乎无一例外，每个皇权的确立，无不倚仗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功臣往往成为权臣。在中国历史上，功臣权臣夺取皇权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鲜见。所以，历代皇帝总是在政权到手后，视功臣为最大威胁，千方百计收回其权力。“杯酒释兵权”已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成为皇权统治下残酷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朱元璋登基后，从1380～1390年，受丞相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功臣、官僚共达三万多人；1393年，有赫赫战功的将领蓝玉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士均被杀，先后牵连被杀的竟有几万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杀者更多达8万之众。
应该说，朱元璋用严刑重刑，杀了包括功臣在内的十多万人，实质上是强化其统治的手段，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的个人品格有关。从小与朱元璋在一起的徐达当然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知道与这样的皇帝在一起，只能共苦，不能同甘，自己如果居功自傲，无异于引火烧身。所以，徐达夹起“尾巴”，低调做人，这既是徐达个人良好品行的体现，更是他保全自己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