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新疆自治区党委为解决工农业、交通运输需用的汽油、柴油和化肥，确定向石油部和国家计委建议新建一座石油化工厂，并要我带几个干部去办此事。我带了3个干部，一个是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瓦力斯江，他是维吾尔族，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一个是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兼计划处处长周庆祖，他是学石油的技术干部，专业知识好，脑子灵活。一个是马玉贵，回族干部，他也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有实际操作经验，敢说敢干。
我们4个人带了一份报告，于1月间到了北京。我们先到石油部部长康世恩家里汇报。他说要等部里开会决定。康世恩同志在抗战时是晋绥八专区的专员，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早已相识。在1941年八地委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大家的伙食只有小米和黑豆。康世恩曾对参加会议的干部说“今天条件差，接待不好，将来到了北京，我请客。”我记起这件事，临走时，我对康部长说：“1941年你说等将来到了北京，你请客。今天你可要实现诺言哟。”他会心地一笑。后来办完事，他在“东来顶”请我们吃了一顿涮羊肉。
过了几天，石油部召开会议，讨论新疆建立石油化工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位副部长和有关司、局长。康世恩部长示意我先发言。
我说：新疆产原油，但炼油能力很小。要把原油用汽车、火车拉到兰州炼油厂，迢迢两千里，增加了生产成本。再把兰州炼油厂的汽、柴油，用火车、汽车拉到新疆，不仅提高了价格，而且占用了车皮，挤掉了消费品和农资的运力，很不合理。再者，现在备战任务很重，新疆是国防前线，一旦打起来，没有足够的燃料，部队调动不灵，怎能打胜仗？我们都是打过仗的，都能理解这个道理。新疆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经济落后，要发展加工业，不宜老把原材料运往很远的地方去加工。如果就近在新疆加工，少数民族会高兴的。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要求在乌鲁木齐新建一个石油化工厂。
接着，周庆祖汇报了建厂的规模、生产能力、建厂地点等意见。
在讨论时，石油部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在原油运输和生产用水等方面提了些建设性的意见。康部长在讨论的基础上拍板定案，同意在新疆建石油化工厂，并让我们再到国家计委汇报，同时说明石油部的意见。
接着，我找到了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汇报了新疆自治区和石油部的意见。余秋里说，你们要生产化肥，我举双手赞成。他指定分管西北地区计划工作的顾秀莲副主任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又过了10来天，顾秀莲副主任主持会议，昕取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关于新建石油化工厂的建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半个月后，国家计委发了正式批文年产200万吨成品油、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就正式立项了。以后，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了建设指挥部，经过一年多的“三通一平”，正式开工建设。到1980年，炼油、化肥设备安装完成，生产出合格的成品油和尿素。
另一件请立项的工程是南疆铁路。
1973年6月，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用一个多月时间，考察了天山地形和喀什、伊犁等地，提出要预先做好战场建设，建好后方基地，必须搞活天山，加强南疆经济建设。他建议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经乌鲁木齐军区党委讨论同意后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很快表示同意，并确定天山公路（由独山子至库车）由部队修筑。南疆铁路（由大河沿至库尔勒）
由铁道部负责，铁道兵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施工。自治区党委于11月，负责人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责成我和自治区计委主任张思明向铁道部汇报。到北京后，铁道部很快就召开会议讨论，我先发言，从政治、经济、国防几方面，强调了修建南疆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简短讨论，刘贤权就表示同意。这次请求立项，因为中央军委早已表示同意，所以很顺利地就办妥了。
回到乌鲁木齐后，根据第一铁路勘察设计院的建议，确定了铁路走向和穿越天山的技术问题，于1974年春季正式开工。
施工队伍由铁道兵一个师约2万余人、生产建设兵团工建师约1万多人组成。他们在崇山峻岭中，在戈壁沙漠边辛勤劳动，施工进度快，工程质量好。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把路轨铺到终点，轰鸣的火车开到了库尔勒。南疆的维吾尔族人民喜笑颜开，庆祝火车给他们带来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