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忆往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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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执行“六五”计划任务

在北京期间,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8月中旬,中央组织部送来任职通知。任命我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后改称人民政府)副主任。1979年9月初我到了银川,被安排在宁夏宾馆(那时称第一招待所)暂住。

我请示马信主席同意后,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银川市、石嘴山市、银南地区的各县和主要厂矿了解情况。1979年的国庆节就是在大武口度过的。次年3月末,我又到固原地区的各县了解情况。先后用了两个多月,所有市县都走到了。

这次了解情况,使我初步认识到宁夏的优势。滚滚的黄河流经宁夏12个县市,养育着300余万人,确是天下黄河富宁夏。川区粮食单产高,小麦套种玉米,亩产1200斤左右,水稻亩产也在800斤以上。大米质优味美,是米中的精品。拘祀医食两用,名扬九州。滩羊皮又白又软又暖,全国只此一家。煤炭多,质量好,品种全,太西煤尤为金贵。在获得这些好印象的同时,也留下三个不好的印象。一是电力不足。全区装机容量不过40万千瓦,春灌期间,就得压缩工业用电。而石炭井、石嘴山矿务局积压着百万吨煤炭,久运不出,已发生自燃现象。二是交通不便。我从南部山区返回,到了同心,同行的人说不能继续走了,要休息一夜再走,因前面要经过一条河水早已干汩的大沙河,满是石头和沙堆,很不好走。第二天,司机老王非常谨慎地开着车走到河中,后轮陷人沙堆中,光打转,不前行。这时沙尘暴骤然而至。我们几个人不管风吹沙打,司机掌稳方向盘,脚踏油门,我和秘书在车后用力推,终无济于事,只好坐等,任细小的沙土洒落在我们的头上身上,穿进耳朵、鼻孔。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了一辆货车,用钢丝绳帮我们把车拉出来。到了中宁,时间已到下午,我们个个都成了土人。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再就是山区缺水。有的村庄要到十里之外背水驮水,供人畜饮用,至于种田用水,全靠老天恩赐。

我初步调查后,马信主席先让我分管基建工作,后又增管工业交通工作。分工虽有变动,但我的思路和刚来调查了解的情况有密切关系。这时正是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期。

我首先抓电力,认为它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我把当时任自治区电力局局长的牛尚勤找来,对他说“一方面电力不足,一方面煤炭积压,农业、工业、人民生活都受电力不足的影响,为何不加快发展火电?一可满足工农业生产的用电;二可减少外运的煤炭;三可带动一批厂矿兴起。这样一举三得的事,为什么不抓紧,不积极办?”牛尚勤听了我的话,非常赞成。于是就上下一致地采取了措施。继续扩建石嘴山电厂,使之达到设计规模,暂时作为宁夏火电的主力军。积极进行大武口电厂建设的前期工作。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多次参加协调才做到三通一平。推动西北电力局把宁夏电网和西北电网连接起来,统一调度。邀请专家来银川实地考察,征询他们,对宁夏建设一个装机1000万千瓦火电基地的意见。大家根据黄河中上游水电发展远景,要水火电配合,认为建设贺兰山火电基地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应该抓紧时间,新建大坝电厂。之后,大武口电厂建成,大坝电厂开始发电,电力较充裕,带动了青铜峡铝厂的扩建,新建了一批炭素工业。因有电力保证,又新建了宁夏水泥厂、太西洗煤厂,还建设了第二毛纺厂、平罗糖厂、西北轴承厂等一批企业,改善了宁夏工业的构成。在文化设施方面,修建了广播电视塔、工人文化宫、自治区图书馆、科技馆等。

对工业生产,一般问题都是由经委安排解决。如电力的调度,原材料的供应,技改项目的确定,生产进度等,均由经委有关处室办理。有较大的事情,向我请示解决。我只亲手办过他们办不了的两件事:一是两次带干部到国家经委和铁道部要求调集车皮,突击调运宁夏积压的煤炭。后来,突运是组织了,但因东有大同、乌达的煤炭,运程较短,铁路部门愿多运他们的煤,而不愿多运宁夏的煤。突运过后,经一段时间,又有煤积压运不走,成了老大难问题。二是帮橡胶厂推销长城牌轮胎。因各省都有大小不一的轮胎厂,都想先用本省产的,长城牌轮胎尽管质量好,但牌子不亮,还是不容易销出去。

为给固海地区调水,当时的主要项目就是固海扬水工程。这个项目是由主管农业的书记、副主席挂帅建设的。我们从计划安排上、基建项目排队上都当作重中之重,从投资到材料,都按进度给予保证。这个项目建成后,黄河水翻山越岭,在久旱少雨的山区流淌,给山区人民带来了幸福。为争取大柳树、湾水利枢纽早立项、早上马,扩建了水泥生产。

在交通方面,着重改善银川至平凉的公路。从中宁到同心改经长山头沿山边通过,路好走,又省时间。适应南北运输日益频繁的需要,建成中宁黄河大桥。外省区来宁夏的游客日益增多,改善了新城区的民航机场,并勘察适当地址,要求民航总局新建可起降大型飞机的机场。

发挥工业力量支援农业也是我重视的大事。积极筹建30万吨合成氨、50万吨尿素的化工厂。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技术改造,整顿磷肥厂,加强各县的农机具厂,发展食品工业和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增收也起了较好作用。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工交企业也实行了放权让利、建立经济责任制等改革。

到了1985年,宁夏工业产值比1980年增长90%。工农业生产总值年递增10%以上。

1982年4月,党中央任命我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副主席。我的分工主要负责经济工作。我着重从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抓起。自治区副主席夏似萍对计划业务很熟悉,和国家计委好多司局有联系,能及时了解编制计划的指导思想,反映宁夏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只是着重注意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84年制定“七五”计划时,我带领各厅局干部,向有关部委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对方多能采纳。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自治区计委制订了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半的目标。我表示完全赞成。自治区党委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执行“六五”计划前期,虽说全党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大都是讨论这类问题。干部对一些大是大非的意见不一致,职工团结还不牢固。所以,1981年经济形势不大好。不过,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党性强,能顾全大局,善于发挥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性,有些领导干部反对李学智同志,不愿他当书记,我坚定地支持了他。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都是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勇于负责,积极工作。所以,“六五”计划还是提前完成了,为“七五”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