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同志是我尊敬的老领导。他的思想和作风，值得后人好好学习。我用朴实无华的语句，讲些亲历亲见的有关王恩茂同志的事实，来表达我对他的仰慕之情。1944年11月，我在晋绥第八分区五支队担任政治委员。王文礼支队长和我接到八分区司令部的命令：八路军南下支队定于30日通过离岚公路南下，届时，五支队派部队掩护南下支队通过。根据这项命令，我们部署部队向大武、挖洞之敌严密监视警戒。南下支队顺利通过封锁线，到鸦儿崖一带休息。八分区副司令员张希钦、支队长王文礼和我见到王恩茂同志。张希钦向王恩茂同志介绍了八分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我和支队长坐在一边不问不说。王恩茂同志静静地昕着，十分认真、谦和。昕后，他对我们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积极斗争，为打败日本，夺取最后胜利更加努力吧！”这时，苏联红军正在向德国法西斯发动反攻，美国也在太平洋打击日军，形势很好。王恩茂同志给我们讲的话，就是“七大”的主要精神，对八分区和五支队今后的战斗和工作越发明确了方向。谈话约半个小时，王恩茂同志有事要办，我们告别回队。第一次见面，王恩茂同志给我留下了政治水平高、头脑清楚、亲切和蔼的印象。
1947年8月20日的沙家店战役，是重挫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扭转西北战局、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的一次战役。18日，十三团和兄弟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目标是歼灭孤军深入沙家店、乌龙铺之敌三十六师。不料大雨如注，战士的衣服和枪炮尽被淋湿。部队奉令撤回附近山村隐蔽待命。我是十三团政委，正在和团长苏宏道一起了解各营连情况。这时，第二纵队副政委王恩茂同志来到我团。我和苏宏道很快把他迎进一间草房。只见他衣服湿透，裤子、鞋子上沾满了泥巴。不用问，就知他在雨天行路摔倒过。王恩茂同志脱掉滴水的上衣，即问部队情况怎样？吃饭问题怎样？我们回答后，他说“这一仗必须打好。消灭了敌三十六师，我军就主动了，胡宗南的进攻就会失败。要反复向战士干部讲清楚形势和任务，克服一切困难，完成战斗任务。”说完，就穿上湿漉漉的衣服到其他部队去了。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恩茂在协助安排好整个纵队的战斗部署和政治工作后，又抓紧时间来到前线部队，走近前沿阵地。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激励部队提高战斗力，鼓舞战士不顾一切地战胜困难，英勇杀敌。19日部队按原计划设伏，20日，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三十六师。胡宗南部争先恐后，拼命南逃。在连日连夜追击逃敌中，我想到王恩茂副政委这样既能协助指挥好全纵队战斗，又能深入前沿激励干部战士，如此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确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王恩茂副政委在紧要关头，不辞劳苦，不怕牺牲，以身作则，深入基层，鼓舞指战员英勇战斗，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迅速占领了重要城镇，接管了边防，剿灭了叛匪，稳定了政局。中共新疆分局正领导全疆人民进行建党、建政、发展生产的工作，形势很好。王恩茂同志当时担任新疆分局委员、南疆区党委书记、南疆军区政委。他领导的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区的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开展，成绩尤为出色。我在五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伊犁区党委秘书长。当时我听到社会上有人散布“要解放军退到星星峡以东”、“新疆要成立像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的共和国”，甚至还有“新疆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言论。散布这些言论的多数是思想认识错误的人，只有个别的是反动分子，蓄意搞破坏。1951年3月间，我到新疆分局宣传部汇报工作，吃午饭时见到了王恩茂同志。一年多未见，心情格外激动。饭后我就到他的房间，像小孩子向长辈诉说似的讲了伊犁和五军的情况，并汇报了我听到的上述那些流言萤语。王恩茂同志平和地对我说“要搞好民族团结。你讲的情况，分局领导都知道。对错误认识要教育，对分裂祖国的反动言论要严肃批评，分局会正确处理的。”我昕后心里有了底。后来，新疆分局组织干部学习，一方面组织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一方面教育纠正错误思想，严肃批判反动言论，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政治免疫力。王恩茂作为分局委员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1952年，王恩茂担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妥善地处理了伊犁地区的双重国籍问题。采取不愿退苏联国籍的，不再担任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解放军军政干部；愿担任中国政府官员和解放军军政干部的，一律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籍。此举对于维护伊犁、塔城等地区的政治稳定，对捍卫祖国统一都有重大意义。
新疆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我已调任新疆分局办公厅副主任、主任，能够经常接受第一书记王恩茂和其他几位书记的指示。我体会到王恩茂同志领导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根据党中央有关政策和指示，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土改中，坚定地摧毁封建制度，满足贫下中农的翻身要求，又坚决制止乱打人，尽量少捕人杀人。在半农半牧区，采取和平方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不动浮财。在牧业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多为牧民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考虑到新疆工商业不发达，经济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只在几个城市实行公私合营等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者都比较满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般比内地各省慢一步，而且给农民的自留地比较多。这对于农民解决粮菜瓜果的需要起了好作用。粮食产量比较实在，浮夸风只在个别县较多。所以，在1960年前后的3年困难时期，新疆自治区除拜城以外，没有发生饿死人事件，而且还有余粮调出。城市居民的口粮、食油虽然较紧，但还能按定量保证供应。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是很有意义的。
王恩茂同志非常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他很尊重赛福鼎同志的意见，每次常委会议上，他做结论前，总要征求赛福鼎同志的意见口如果赛福鼎有不同意见，就暂不决定，继续商谈。在政府的部门中，多数厅局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正职，汉族干部担任正职的少数厅局，则配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主要副职，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在1953年至1954年间，他和赛福鼎同志紧密合作，在分局领导下，成立了5个民族自治州和焉蓄、察布查尔、木垒等民族自治县。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1955年，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他积极学习维吾尔语言，经常下乡了解民情，有一年在吐鲁番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近一个月，和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他能记住好多县以上维吾尔族干部的名字，见了面，问长问短，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和工作。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执行信教自由政策，对宗教职业人士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热爱祖国，遵守法律，多做公益事业。在他主持新疆工作的十多年中，数次表扬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十多年间，没有发生民族和宗教的较大纠纷，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逐渐形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己在新疆确立。此后，王恩茂同志十分重视生产建设。1956年我调任自治区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又先后担任自治区经委党组书记、工交政治部主任，经常列席区党委常委会议，参加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所以，对王恩茂同志的领导工作还是比较了解。他很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建设好农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农舍的“五好”农村，把农村工作水平提高了一步。他指示工业部门生产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汽油、柴油、农药、化肥、水泥等，帮助农民大办农田水利。他积极支持生产建设兵团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开办工厂、经营商业等，使生产建设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兴办工业，建立起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石油、纺织等骨干工厂和大批小工厂，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初步繁荣了民族地区的经济。他积极支持兰新铁路的建设和改善公路交通。民用航空也形成了由乌鲁木齐到多数地州的运输网络，大大改善了新疆和内地各省、新疆内部各地州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旅客往来。
“文化大革命”之初，王恩茂同志虽理解不够，但还是执行的，对干部传达了有关文件，教育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乌鲁术齐一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区党委，打倒王恩茂”，不久，自治区党委又被夺权。王恩茂同志在新疆军区办公，仍坚持对各地州的领导。随着大串联、大辩论的广泛展开，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不断发生纠葛，王恩茂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全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报告请示，所以处理很稳妥。他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有人要他找林彪表态，他拒不前去。林彪、江青挑动一部分人批斗他，要他承认17年来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给他扣的帽子很多，压力很大，但他硬是顶着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见到他时说“你没有去见林彪，没有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这条路你走对了。不仅你好，而且使新疆大多数干部没犯大错误。”我和友好的同志一块常说，“文革”中王恩茂同志的表现，充分说明他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对党、对人民十分忠诚。真金不怕火炼，中央军委了解到王恩茂同志德才皆优，于“文革”后期任命他为南京军区副政委。
1982，王恩茂再到新疆工作，我已调到宁夏。昕说他到新疆后很快稳定了局面，“解放”了干部，平反了冤假错案，使用了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加强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增进了民族团结，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我虽然离开新疆，但时刻关心着新疆。1985年，我又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目睹了新疆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好形势，心上格外高兴。庆祝活动结束后，我特向王恩茂同志告别。他说他对新疆各族人民很有感情，死后要留在新疆。昕了他的话我深为感动，眼眶里禁不住充满了泪水。
王恩茂同志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是备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称赞的。他写的一本有关民族工作和政策的小册子，就是遵循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政策的经验总结。在1954年筹备成立自治区时，对自治区的名称，多数人意见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人意见是“维吾尔自治区”，不用新疆冠名。还有个别意见是“维吾尔斯坦”。王恩茂向志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和赛福鼎同志商谈一致，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新疆分局讨论后，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因为充分发扬了民主，对各种意见作了比较，所以，后来对自治区的名称没有再产生不同意见。1952年，我到新疆分局工作时，王恩茂同志虽是分局第一书记，只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星期六，他几个上学的儿子回来后只好打地铺睡觉。过了两三年，单位在东梁建起了宿舍，他的住房条件才有所改善。他的房子虽然面积稍大，内部陈设却和其他干部的住房一样。有一位地委书记资格较老，能力较强，但较骄傲，不大民主，和同级干部团结不好。王恩茂同志找他谈话，在肯定他的成绩和优点的同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缺点。开始他不接受批评，王恩茂耐心地帮助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第二天又谈了几个小时方才结束。我当时想，王恩茂同志真有耐心，可以说是诲人不倦。王恩茂同志使用干部任人唯贤，没有亲疏之别。地委书记中，有地方干部，有转业干部。转业干部中，有二军的干部，也有六军的干部。在自治区各厅局的副职中，多数是地方干部。“文革”中，王恩茂同志喜爱的一个儿子王北新被一个司机用手榴弹炸死，他和骆岚同志十分悲痛。但是他俩没有任何雪恨的意思，反而认为这是特殊年代发生的，不要将之处以极刑。这种宽容的态度，好多人深为感动。自治区党委召开干部会议，他作报告，很少由秘书长或办公厅事先准备讲稿后照本宣科，而是他自己昕了各地州领导同志的发言后，自己准备讲话提纲，在会上讲具体内容，速记员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经本人审阅后，该下发的以区党委正式文件下发。
总之，王恩茂同志主持新疆工作成绩很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映很好。受历史条件限制，他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也有欠缺之处。但他认识早，改正快。我们不应对他有任何苛求。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左”的领导思想影响下，没有一点错误的领导干部是极少的。
2001年王恩茂同志去世。他留下遗言，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新疆大地上。这表明他热爱着新疆各族人民，热爱着新疆这片宽广而富饶的土地，愿意永远忠诚地守卫伟大祖国的西大门。让那些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东突”恐怖势力，在王恩茂同志的英灵面前发抖吧！他们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们深情地纪念和缅怀王恩茂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优良品德作风，就是要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0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