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皇朝建立后，随着大批回回色目人的编民入户，撒尔塔工匠也由全部保障军队供给，转变为主要生产官用民购的生活用品，用现王的话说，叫“军转民”了。
明淸以后，东乡地区的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以制皮、擀毡、织褐为主的毛毛匠最为有名。
河州毗邻藏区，州内也以半农半牧区居多，皮毛原料充足，于是，东乡地区的毛毛匠便应势发展，皮毛加工成为谋取生计的一大产业。比如，东乡的考勒家族，分布在该县的考勒、巴哈松、三源、科妥和相邻的永靖县王台等地方，旧时因有很多从事传统皮毛产品加工制作的毛毛匠，因此又被称为毛毛家族。民国时期，东乡南北二岭、龙泉、董岭一带的毡匠有500多人。建国后，擀毡成为农村主要副业之一，年产毡上万条。县城锁南镇至今有一个行政村仍沿用着“毛毛村”的村名。
有人问，何以叫毛毛匠？毛毛匠是民间俗称。元代官方把国家设立的管理皮革毛品制作的官署叫“毛子局”，对从事这类活计的工匠叫“毛子人匠”或“毛子匠”。但民间一般不这样叫，似乎用重叠词称他们更觉随便亲切。
有人说“毛子匠”是一种蔑视性的叫法，我不这样认为，难道叫“孩子”、叫“君子”、叫“娘子”能算是蔑视性的叫法吗？不能这么看。话归正题，东乡毛毛匠的手艺是相当精湛的，用“堪称一绝”四个字来赞誉也不为过。民国时，东乡毛毛匠织的毛褐，纬线有400根、800根、1200根不等，花纹精美，洗染讲究，可与机制粗呢相媲美，在河州、兰州和川藏等地享有盛誉。他们擀的毡，选毛严格，弹毛蓬松，铺坯均匀，尤其是洗揉讲究，收边固实，一般不易掉毛脱边，铺在炕上隔潮保暖，经久耐用，实为百姓家居的上品，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旧时的东乡，老百姓养家糊口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做商贩、当脚户。清朝中期，东乡有脚户600多户；民国时期一度发展到千余户。志书概括东乡的特点说“东乡多负贩”。严格说来，商贩、负贩和脚户并不完全一样。商贩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做贩卖、零售生意的人，称商贩并不涉及所贩卖商品的携带、运送方式，人背肩挑、车载牲口驮的都有；而“负贩”是当时写志书的读书人文绉绉的一种叫法，专指以人背肩挑的方式做小本生意的人，民间俗称“买卖人”；脚户则是指赶着自己的牲口为雇主驮运货、客的人，脚户一般只管运送，不管买卖，到站交验即了。无论是做买卖人，还是当脚户，都是非常艰辛的劳动。
以前，东乡的买卖人大都活动在方圆三四天路程的兰州、临潭、循化和州内地区，主要是在四乡里收购、串换一些山货土产，从中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以赡生计。当然，这只是正常年景的情况；而一旦遇有灾荒年或战事，运送粮食和军需物品便成为买卖人、脚户们的主要生意。
清康熙《河州志》记载说：自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原驻临洮、巩昌的一路总兵官移驻至西宁后，其兵马所需都要靠临洮府组织民夫运送。从临洮府及所辖的河州到西宁，往返2000余里，都是“蚕丛鸟道”的崎岖山路，应当运送的军粮，“车不能转，驮不能行，惟可肩负”。这样，数千兵马的供给，全凭“小民一肩之负戴”，稍有不继，催之甚急。况且，一人不过只能背不足两斗粮食，如此量大的军需粮秣，如此艰险的路程，怎么能够背得过来呢？于是，造成青海方面军粮时常紧缺，而临洮、河州地面民力日益疲惫难耐。无奈，官府只得将原来收缴本色粮改为收缴折色粮（即将粮折为钱），这样一来，百姓负担图为坚韧地挺立在山头上的老榆树更重。官府折价高，本地粮食贱，加上附加的运送费，“小民卖粮三石，尚不能完一石之实”。州府将地粮集中收缴起来后，还得组织民夫、脚户运输，而雇用的民夫又大多是东乡的买卖人和脚户。由此可以想见，清初时东乡“负贩”和脚户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辛，但即使如此，东乡人仍在坚韧地生活着。马海云说：“我的阿爷生前常说起我们的先人一直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人要一直往前看，一直往前走。’‘再大的山，总能翻过去；再难的日子，总能熬过去。’”他说，“这话是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家一代一代也都是这么做的。”马海云遵从祖训，以商补农，勤劳不缀，这些年上过西藏，下过四川，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可谓已成小康之家。他的话让我咀嚼良久，我点头道：“你这话，真是经典啊，出自东乡人的经典！”
东乡族人的坚韧，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在这里随处可见的那一棵棵山榆树。走在东乡的山路上，不时可以见到三三两两饱经沧桑的山榆树，如同孤独的守望者，坚韧地伫立在瘦骨嶙峋的山顶、路旁、村头、墙外，成为东乡人历史与现实的见证。
东乡的山榆树根扎得很深，在路旁被劈开的坡面上可以看到，扎下去的树根足有五六米或七八米深，它们吸收的只是极少极少的水分，有时仅仅是一滴露珠、一股湿气，但生存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并且竭尽所能为童山点缀一抹翠绿，为过客奉献一片荫凉，为子孙积蓄一根栋梁，为历史珍藏一份记忆。
在东乡的考勒乡，东乡族汉子马进元的创业事迹，正是这种山榆树精神的充分体现（本篇中有关马进元的事迹，主要根据马志勇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50岁的马进元出生在东乡县考勒乡三塬村的一个贫苦家庭，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险些被饿死的东乡族娃子，至今一说起东乡的山榆树，总会涌出一股恩重如山似的感激之情。当时，全国都遭遇自然灾害，甘肃更是艰难，东乡的考勒尤其不忍言状。面对令人恐怖的饥饿，许多人家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山沟里本来就不多的野菜和树皮上。8岁的马进元除了跟着大人在山里挖野菜，便是时常在附近的山榆树上爬上爬下。青黄不接的春天，他的小手不知道摘过多少榆钱，揪过多少榆叶，最后，连榆树的老皮都被剥下来晒干，磨成面给家里人吃了。就这样，一家人的性命总算保下来了。艰辛备至的童年生活使马进元更加领悟到了祖训的无比英明、正确，“天不作主人作主，地不养人人自养！”
幸运的是，马进元这一代总算遇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鼓舞着这位东乡族汉子。马进元决心走出大山，到外面挣些钱回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乡亲们借了30元钱，收拾好行李，背着干粮，坐着班车来到省城兰州。然而，让他激动已久、第一次见到的兰州，此时对他却是那样的陌生，徘徊在兰州的街巷，他不知道自己该在哪里落脚、驻足。两天过去了，眼前仍是一片茫然，而怀里揣着的路费盘缠已所剩无几。几乎是在让他感到眩晕的时刻，他突然碰到了熟人，约他一块搭帮到离兰州二三百公里的天祝哈溪沟挖金子去。没有别的选择，他牙一咬，坐上末班车，向西去了。
在哈溪沟，他一干就是一1年。这一年，对于马进兀来说，那是他自长那么大受的苦最多的一年，也是他生来最兴奋的一年；年底，他点了一次又一次，算了一遍又一遍，林林总总合起来共挣得1000元。
当时，这是令庄稼人梦里都在欢笑的一笔钱。从此，他用这1000元作本钱，搞起了东乡族人向来熟悉的贩羊皮、羊毛、羊绒的生意。几年以后，马进元成了考勒乡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马进元思谋多日，作出一个对于全家而言称得上是最重大的决策：举家住进省城，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他们弟兄四人，各有分工，有再去淘金的，有继续贩皮毛的，还新做起了贩卖牛羊的生意。凭着马家四弟兄有眼力、善经营的本事，几年以后，他们的积累更多了。
1991年，马进元又大胆决断：上青藏高原，到格尔木去发展。谈到当年的想法，他说：“青藏高原艰苦，许多人怕苦不敢去，我们弟兄几个都是苦里泡大的，更多在乎的不是苦不苦，而是有没有市场，能不能发展。”他对格尔木这颗高原明珠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一咬牙，先是买下一块地皮，接着与人合作，投资600万元，盖起了一座名为“伊贸大厦”的商厦。
随着马氏家族资金的进一步厚实，2000年，马进元再次果断决策：盖一座饭店。马进元认为，格尔木是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因此，在做商贸业的同时，还要加上宾馆、餐饮服务业，只有搞综合经营，才能有综合经济效益。于是，一座占地15田（1公顷），集住宿、餐饮、停车为一体，名为“高原饭店”的建筑拔地而起。目前，饭店拥有固定资产达千万元，流动资金300万元，年纯收入达200万元。如今，“伊贸大夏”和“高原饭店”已成为东乡族人在格尔木创业成功的两个亮点。
在东乡族人中，像马进元这样，用坚韧不拔而且奋斗不已的山榆树精神浇灌培养起来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处贫困而不馁，遇坎坷而坚韧，得幸运仍奋进不怠，成为令人佩服的新一代东乡族人。
又是一个初夏的早晨，站在东乡县城锁南坝山梁上那棵苍老却挺拔的山榆树下，望着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面对玄黄色、丹霞色交织的一道道沟、峁、塬、灿，我实在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动，放声呼喊道：“太阳啊，你该记得，这就是黄土高原！这就是东乡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