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心理视角向文化视角的转变）
以荣格原型理论为先导！以弗莱的文学理论为后起代表和标志的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批评派别之一。它不仅受到原型理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人类学、象征哲学、符号学等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影响。它以其理论基础的跨学科性和批评视角的新颖独特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型批评有其他批评方法无法代替的特点和优势。
就整体倾向而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后来由弗莱在50年代推向高峰的原型批评，大致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推进了原型批评的深入。
原型批评的早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人物如荣格、鲍特金、赫丽生、墨雷等，通过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和诗歌中相似现象的研究，分析文学与原始宗教仪式、神话等的关联，他们的批评视角主要是侧重于揭示互不相同的文艺现象背后潜藏的人类深层的共同心理。比如荣格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尤利西斯》：一段独白：《创造的赞美诗等，英国的赫丽生的《古代的艺术与仪式》，鲍特金的《诗歌中的原型模式：想象的心理学研究》、墨雷的《古典诗歌的传统》等等，都比较注重从心理原型和情感模式的角度深入，探究文艺与心理原型的关系以及艺术与仪式的共同心理源泉问题。在方法上实际分为两步：第一步，论证文学创作中存在着“原型再现”和“集体无意识”现象，即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有着深层的相似性第二步，则是追寻这种现象的心理根源，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共同的心理基础，一种由远古祖先精神“遗传”的反映。这可以看出原型批评在这一时期的鲜明的心理学的特色）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作为有许多文学理论家共同构成的原型批评派别，包括荣格自己的文艺批评，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荣格关于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假设的思路中进行实践，它的许多论述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文艺现象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所具有的后天经验的性质。
原型批评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书出版为标志，体现出一种新的倾向，就是在整体上，把文学中的原型现象的解释与其心理根源的追寻，转向对其深层的结构分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宏观地把握文学现象的规律，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深层模式。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是弗莱不再仅仅把原型看作是祖先精神的遗留物，不再仅仅强调原始意象的“古老性质”，而是对“原型”这一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原型是“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具有约定性的“联想物”和象征，原型可以“置换变形”等等。这实际上把原型理论的重心，从心理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方面牵引了一大步，使原型这一概念不再神秘和不可理解，而且为其找到了现实的基点。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即是广义的人类学，它永远构成文学批评语境的一部分；而且越是清楚地区别于人类学研究仪式的方法与文学批评研究仪式的方法，那么二者之间便越能产生有益的相互影响。心理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这就为原型批评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它的直接结果就是认为文学是神话的移位，用神话原型模式解释文学的历史。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弗莱仍然看重“心理”原型的意义，但是他更看重其中的“结构”，看重历时中的不变因素和内在模式。这体现出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诗学的某种联系或相似性，只是，结构主义诗学偏重文化模式，而原型批评更重视心理模式。
由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寻找文学现象中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因素，追寻人类共同的心理根源到从人类艺术活动的相似的现象中推论一个“最终的”无所不包的神话原型模式，并做出完整的理论概括，之后又把它反过来用于对文学史的分析，这或许可以说是原型批评演变轨迹的一个侧影这种变化的直接动因是对于原型的理解发生了由荣格时期的偏重于心理维度到弗莱时期向社会文化维度的转变。
（第二节心理分析向结构分析的倾斜）
原型批评尽管其理论基础是荣格的原型概念，特别是“集体无意识”理论，但是，原型批评的实践却纠正了这种理论前提一它不是深化而是泛化了“无意识”概念，即把“集体无意识”泛化为“集体精神”，“群体情绪”或集体心理现象，它包括了集体无意识又不限于集体无意识；以这种被泛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考察人类文学现象，其关注重点在于人类“集体”所共同标示的精神现象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和反复——这里的“集体”有两种向度上的含义！从时间上来说，“集体”包括了远古祖先直至当代的“我们”，从空间来说，“集体”包括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们。正是有这种无限的“集体”及其所创造的文艺成果，才为原型批评提供了超越时空界限的观照对象，才能从相互关联和比照中发现它们内在的相似性，才能由此去概括和解剖其深层的结构。换句话说，原型批评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在于“集体”概念的覆盖和拓展，在于它表现出的整体意识和远观视角，以及对文学现象从着重心理分析向结构分析方面的转变。这通过原型批评观点在后来的嬗变，特别是弗莱在后来的理论就可以看出。
作为现代原型理论的代表人物，荣格以它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艺现象，提出了诸多独特的观点，涉及关于文艺本质和功能、作家人格的内倾型与外倾型、作品的心理模式和幻觉模式、抽象与移情等等有意义的命题。同时与其他原型批评家相比，荣格自然重视集体无意识与文艺的关系。比如他认为，伟大的艺术是通过原始意象的激活来再现与远祖心灵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因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一点残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情境，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荣格把“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引入到对文艺现象的分析，客观上为文艺批评拓展了无限大的时空范围。从时间的维度来说，它把人类当下的精神现象与祖先的精神遗存联系起来，由这种对时间的跨越而触及文艺现象中的“永恒”问题；从空间维度来说，它不仅揭示了个体与集体心灵世界的新领域，而且深入挖掘了“集体无意识”背后所潜藏的人类心灵的相通性。
但是，荣格的这种本意并没有在后来的原型批评中深入下去，或者说，原型批评不是沿着对集体无意识与文艺的关系这个向度深入，而是偏重“集体”性这一向度的展开。在这里，我们如果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在文艺实践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作为一个参照，就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实际情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各自侧重面有很大不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于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无意识”概念为解释文艺现象中的潜意识心理特别是性心理，揭示人物的深层隐秘的内心世界等等找到了理论依据。它的侧重在于个体，在于个人情结，在于对个人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挖掘的深度。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实践，则在向集体心理方面的开拓起了重要的作用。荣格原型理论和集体无意识概念在文艺批评方面的最重大的意义已不在于对无意识向深度的开掘，而在于向“集体”的广度方面的扩展，它因此为文艺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和维度。虽然，从荣格的本意和集体无意识概念的内涵来说，集体无意识比个人无意识处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它决定着个人无意识即情结。但是，在原型批评实践中，真正被批评家所看重、所展开的是“集体”这个层面，或者说是“集体”这个概念的引入。正是在这个方面，原型批评由对文艺现象中的集体心理的充分关注而与结构主义有了某种相通。这种关注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文艺发展的历时态中抽象出跨越时间范围的“集体的人”的“无意识”心理即原型模式，所谓“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观点，以及原型的置换变形的理论，就体现着这一视角，文学因此被看作是神话的移位。弗莱所看重的是超越时间的“集体”性中所潜藏的不变“结构”。另一方面，这种关注，是从文艺发展的共时态中归纳出不同文学作品中的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将找不到直接的社会和文化承传关系的“共相”视为超越个体甚至种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瞬间再现”，所谓“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种族，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而因为“集体”与“无意识”的联系，又使得原型批评更容易超越一般时代环境、伦理道德等社会层面而更多抽象人性的意味。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来的原型批评没有离开荣格的原型观点，但是却冲破了心理分析的向度而向结构分析靠近。
（第三节宏观的视角与封闭的体系）
原型批评的开阔的视野，却囿于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之中。它在整体上把文艺现象看作一种深层次的重复或循环。另外，原型理论本身没有很好地解释原型的积淀与突破的关系，只着眼于远古，没有从实践的观点解释它的发展、突破，这样，作家的独创、突破就失去了理论的前提。这使得原型批评总脱离不了一种模式，这极大地局限了原型理论可能有的广泛的理论意义。自然，弗莱提出了原型的置换变形的观点，部分地解释了文艺的发展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变化，文学都被看作是神话的“移位”。“在原型批评家那里，叙述被当做仪式或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模仿而加以研究，而不是被看成对某一个别行为的模仿。……对于一部小说，一部戏剧中某一情节的原型分析将按照以下方式展开，即把某一情节当做某种一般的、重复发生的或显示出与仪式相类似的传统的行为。”！
这里的问题在于，它实际反映了原型批评的一种文艺本质观，一种把文艺的发生发展的动因定位于原始精神的变形的观念。以这种观念建立的批评理论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由此造成了原型批评的脱离实际和假设成分，也造成了僵硬的批评模式。原型批评家，特别是弗莱的创造性的具体观点被这个封闭的体系窒息而缺少新的生机。同时也招致了对原型批评的责难。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认为）“在当今批评理论中，原型一词却囿于某些多余的无法让人接受的内涵。”“我们可以指责正宗的原型批评假如不是抹杀的话，至少是搅浑了它所要阐述清楚的文学作品的种种特征。如果一种阅读法旨在通过一首诗的文字、特征和设想去挖掘一个更重要的潜在结构，即原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不是出于作者本意的潜意，那么这种阅读法便取消了这首诗的个性，甚至于完全抹杀了它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本质。这种阅读法最终导致作品的丰富多样趋于单一或者非常有限的几个原型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可以在神话梦幻以及变态幻象这些非艺术现象中发现。”“刻意地把所有的，至少是大量的严肃诗作归结为一种永恒主题的变奏，这是于追求文学作品独特性的批评家的目的相悖的。”这种批评是尖锐的、深刻的，他抓住了以往原型批评（或正宗的原型批评）的致命的弱点。
原型批评产生这样的问题，与原型概念本身的特性有深层的关系。“原型”的本意就有“原始”、“最初”的发生学的含义和“模式”“模型”的功能的含义。原型概念引入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就肯定包含了为文艺现象寻找“原型”的意义，而实际上，原型批评的特点之一就是为具体的文学现象找到一个最初的模式，找到一个“根”。
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为文艺现象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原型(比如神话或者仪式（，而在于从什么角度去寻找文艺原型，以及在于寻找这个原型要说明什么？我以为，以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局限。
弗莱尽管注意到文学现象中的原型来源与人类原始意识的联系，如认为“艺术节奏之中重复出现的原则看来是从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派生而来的”，揭示出自然节律、四季变化在人的心理中引起的感受与原型的深层联系，但是，弗莱理论中一个基本的思路，是认为人类后来的文学现象都是这种原型的反复或置换变形。弗莱的深刻在于他注意到了原型与人性的关系，但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通过原型模式深入挖掘文艺现象中深藏的人性，或者他实际认为人性或人的心理经验凝固在原始文化阶段，这反映着一个潜在的假定，即并不认为文艺原型及其置换变形在心理层面，即人性、人的情感的“置换变形”，而在叙述、结构等层面的置换变形”。弗莱的兴趣在于完成他的神话批评的理论体系，在于他要找到一个最终的文学模式，一个可以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包容其中的模式。这种对于原型追寻的角度，注定了它的理论体系的封闭性。
弗莱以他的开阔的视野追寻文学原型，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但是，弗莱的这些解释，对于认识人类文艺发展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批评体系，这种目的可以说是达到了。但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试图告诉人们，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找到最终的模式，都可以在神话的置换变形中得到解释。如果这样，人类艺术发展史就是一个在表层有所变化而在深层重复的循环现象，文艺的发展变化，以及它所反映的人类精神的发展变化、人性的变化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