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在价值重建的表层，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激进姿态，但是在价值体系深层，又有与传统精神的联系。具体来说，“为人生”的文学价值系统，与儒家积极进取，入世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有某种联系；而追求文学自由，独立的文学价值观，与道家文学价值观有某种联系。前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追求社会伦理道德对人的规范，不将个体的情感心理要求和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分裂开来，引导人、启示人在把个体融入社会整体中去估价自己的价值。这种源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定向，在被推向极端之后，就成为束缚文学自由发展和导致瞒和骗，因而与人构成消极的文学价值关系。因此在“五四”时期受到激烈批判，反“文以载道”就是反对这种价值系统。后一种价值系统，与道家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它将文学艺术的价值定向与超功利的生活态度联系起来，追求人生的自由境界，提倡“朴素”、“无为”、“淡然无极”，这可以说是重视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由意识、满足人的本真欲望的价值体系。这种文学价值观被推向另一极端后，又变成消极退隐、出世无为、回避现实人生问题的价值观，在“五四”时期同样遭到批判。从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看，儒家与道家这两种文学价值观在现代都是遭到激烈反对的，如“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二三十年代对道家老庄哲学的评判等等但从整个文学历史长河来看，特别是从价值要素及其结构方式来看，又有相当程度的古今相通性。20世纪文学思潮的这种基本格局与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甚至制约着对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态度与取舍。
走出循环与融通整合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两大文学思潮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对峙，冲突与“拥抱”、交织；乐观地看，或许正处在突破的前夜，有可能在对峙、交锋、冲突中走向融通。这将是历史性的嬗变，其冲突的激烈，现象的多样复杂，作家面临的精神痛苦、迷惘和艰难选择也是前所未有的融通不是对文学创作具体的规定，而是价值导向的融通整合自然，这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文学就是在价值选择和艺术追求的冲突中发展的。而我们最需要的文学是多样性、多元化中的和谐发展。于是，从冲突走向融通整合，是我们可以向往并努力的文学价值重建的目标。而20世纪中国文学对此的启示意义，我以为主要是要重新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看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广义说，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以人我为价值主体和轴心。向外，追求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效应”关系，包括形象而具体地感悟、认识、理解世界，引人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并确立自己在其中的价值意义；向内，寻求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安顿，通过文学表达或激发自己的感情，满足精神需要，体验生命，健全人格，合理地生存。这两种最本元的文学价值追求的延展和嬗变，是构成两大文学价值主导倾向的根源。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在文学价值体系中，不仅如何“立人”与“立国”的双向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立人”本身如何理解与如何进行艺术表现也是重要的价值重建课题。
现代历史阶段的“启蒙”与“救亡”、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与“建设”、新时期的“改革”与“发展”，构成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精神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立国必先立人，是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学家的理想和观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动机。“立国”可以理解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是社会的全面现代化，“立人”是人的全面发展，是呼唤经过精神改造的新的国民的出现，文学通过改造国民精神而对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特殊作用，伴随“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立人”的旋律也在变调。围绕“立人”展开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出现过许多分歧，引起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与游离开来而产生的不同冲突。有鲁迅的“为人生”，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茅盾的“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有梁实秋的表现“永恒的人性”，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新时期人性的重新发现等等……而在这一过程中，在现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新时期前，主要是政治、救亡等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对文学变革的强劲影响，文学价值取向上对“立人”即国民精神改造不得不让位于“立国”的需要，对生成文学价值要素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文学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关注重于对国民精神改造的关注。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总趋势，对文学价值重建的影响具有另外的内容和特点，这就是经济因素及其规则对文学价值取向的影响，文学越来越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制约，文学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与复杂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相关，而社会价值体系变化则受制于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特别是文学以自己特性作用于人的精神重建的目标，在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后，又受到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这其中的进步意义和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广义的“立国”与“立人”形成新的矛盾关系。
所以，文学如何处理“立人”与“立国”、建设精神家园与介入历史过程，始终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问题。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最终目的是文学更好地介入社会的价值体系，但是，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更大空间。
在肩负历史责任与追求生命本真方面，新时期的一些重要标志性作品达到了新的水平。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白鹿原。我以为，白鹿原许多方面界碑式的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和充分肯定，但在融通文学肩负历史责任与追求生命本真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还没有被深刻认识，需要站在更宏阔的文学史背景上去理解。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小说之一白鹿归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特质和现代历史思考最深、最具有宏观视野和思想高度的作品，它所体现出的新的文学价值观，新的文学价值创造意识，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实现，都具有代表性。它仍然具有诗史品格、巨大规模和恢宏艺术架构，融进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并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但在这同时，它对人的生命本真的表现，对于生命体验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表现同样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不同于以前的同类题材作品在将人与历史联系的时候又将人降为次要地位，为了证明历史必然性而忽略对人的生命本真的表现，或者离开历史现实表现抽象。白鹿归在将二者融通方面已与“十七年”文学甚至80年代前期现实主义作品拉开了很大距离开阔辽远的视野，丰富的文化意蕴的融入，动人心弦的人物命运的叙述，对民族秘史的重新艺术解释，成为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关于人与历史关系叙事中的重要坐标。作者陈忠实显然既对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传统儒家与道家文化特点及其在现代的命运有很深的思考，同时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也有充分的体验和理解。作品通过白家、鹿家等家族及其成员在现代历史变革中的命运的描写，表现出对家族制度、政治革命、人生态度、文化冲突乃至人性等复杂问题的反思，其中深刻地揭示出政治革命对传统文化价值造成极大而深刻的冲击，同时又对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造成空前的震撼。作品以人与现代历史和文化精神构成内在结构及其冲突，决定了白鹿归在艺术地阐释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独特的意义。它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特性对文化精神的价值问题进行具体地、深度地思考和艺术表现，以前所未有的丰满与深刻，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价值重建的问题提出并进行了具有深度的探索。它的重要性不在做出的结论正确与否，而在于它真正地显示出文学在介入社会文化价值重建中的不可替代的特性，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把全部矛盾性昭示出来。在这一点上，白鹿归也是一个经典。陈忠实的深刻和杰出，他所具有的对历史文化理解的穿透力，是属于个人的，同时又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转型、包括文学自身转型，为他提供了对历史文化重新思考和艺术表达的要求和可能、空间和基础，而这些也正是作为精神价值创造者的文学家的用武之地，其突破和困惑都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相关，对人的精神行为和历史的过程评价也与时代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介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重建也许并不是白鹿归作者的初衷与明确意识，但其客观效果却昭示出：文学介入社会价值重建并不是要图解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宗教、文化等具体问题，而是要对存在和渗透在我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这些问题进行感性的、形象的、具体的揭示，不是要开药方，而是要艺术地呈现和“敞开”。在社会价值系统中，文学所涉及的价值问题，既表现为文学对社会历史本身所作的艺术解释及其体现的价值取向，也更多地表现为文学在对情感问题、道德问题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中精神、心理问题与人构成的价值关系的艺术表现和探索，对人的知、情、意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建立提供新的资源，对社会文化发挥或整合或解构的特殊作用。《白鹿原》为文学在新的历史起点和认识水平上，寻求走出传统两大文学思潮对峙与循环的怪圈，达到了“融通”找到了新的路径，提供了极富意义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