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这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划为一个阶段，一方面是依据这一阶段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文学赖以发展演变的主要社会时代特征，亦即政治斗争从提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到文学服从于政治，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便是注意到这一阶段文学的这种共同目标、文学中理想人格设计的共同特质，以及用以反观实有人格、表现和评价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准则的内涵。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和整体特征，这一时期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按照以下主要轨迹在演变。其一，在人格取向上，由“五四”时期的重个体向重群体、重整体转化。个性的发现、个体意识的增强、个体人格的张扬，曾是“五四”文学中理想人格的主要标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也曾给那一阶段的文学涂上了异样的色彩。而到了这一时期，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从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成为衡量作家政治意识和评价人格的重要标准。2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及其“新人”形象，大都隐含着这种价值取向和标准的变化。从《倪焕之》《虹》一九三年春上海及稍后的《家》《三人行》《路》等，到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后的解放区文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文革”期间，尽管文学在表现内容上、在人物形象的具体特征上有了重要变化，但这种重群体的取向始终是理想人格的首要条件，他们人格力量的巨大和崇高就在于个体与群体的利益的高度一致，“忘我”“无私”因而无所畏惧。其二，在人格准则上，是阶级意识和政治色彩的强化，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传统的血缘人伦关系人格准则的彻底摒弃。2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中关于个人人格的优劣、精神风貌的评价，逐渐把出身与阶级意识、信仰和政治立场等作为重要尺度。个人的价值、人生意义和人格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的信念和行为，还取决于在阶级链条、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这样，忠诚、坚贞、克己、利人、视死如归、威武不屈、刚正不阿等优良品质，再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和个人的修养，而是与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活动相联系和被具体化，人格主要被视为政治品格。比如，光明在我们刖面，和到旲斯科去(胡也频）中的主人公，因为信仰的转变和政治立场的改变而奠定了他们人格中值得肯定的基调，其他人伦关系在阶级、政治标准面前便“是非分明”，人物的转变也显得必然并易被接受。而《子夜》中的吴荪甫，尽管他个人的人格具有某些优点，尤其是当他与赵伯韬相比时更是如此，但作品告诉人们，由于他的阶级本性和政治态度所决定，终于暴露出他的人格缺陷，以至于去强奸女佣而发泄自己的愤懑。从作者对这个“否定”形象的刻画过程中也可以反衬出对人格准则运用的某些特点。其三，是理想人格的“载体”由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的转化，即：日趋倾向于在农民、士兵、工人阶级的形象中“设计”理想人格。因为在观念和理论上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并代表着理想和未来。这似不用赘述。其四，对理想人格的设计，由原先的侧重“终极描述”向“过程描述”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标志，同时也与文学功能追求指向相关联。茅盾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特别是其中的创造和中篇《路》、长篇《虹》等作品的出现，代表了创作中一种重要而明显的意向，即对人的思想意识、斗争经历、人生道路等方面“过程”的具体描述。比如，从人性解放到阶级意识的觉醒、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等等。这些过程的内在线索和变化轨迹主要是人的精神意识，而人格由不健全到健全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结构故事的“纲”。与之相联系，此后对作品的评价和人物形象的评价，也把“过程”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人物转变的是否自然、可信、真实成为许多评论主要的着眼点。所谓理想人物、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界限分明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上述倾向发展的一种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对理想人格的呼唤、设计始终未曾中断，尽管今天我们对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不同的评价，但它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形象及其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它曾代表了我们民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代的人格主体和理想人格的特点，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民觉醒的过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过程，以及重铸民族性格的艰难历程。它构成了虽复杂多变却又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现象，其核心就包括了人格取向和人格准则的基本相同性，比如，重群体，重共性，重人的政治品格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重自我的克制约束，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对阶级、民族的义务和献身精神，以及对“重义轻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观的尊崇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主要是从发展态势着眼的“概观”，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阶段相互比较中对这一具体阶段特征的素描，而这一阶段本身则是非常复杂的，除过上述共同性之外，还有许多不同性，这不仅表现为理想人格设计中，纵向历时态的相互比照甚至冲突，而且表现为横向共时态中人格取向和准则的意向交错（特别是三四十年代）。
传统人格的批判与再造
文学的价值，文学的功能，文学对于人生的作用，如果不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刻，一般来说并不要求体现在文学直接地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仿效的榜样上，而多是通过具体形象所蕴含的人格准则和行为规范来影响读者的精神和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固然有着强调文学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有要求文学直接为人“指路”的价值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更大量的是通过人格的塑造，表现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并对读者进行人格方面的潜移默化的教化。所以，对于传统人格的批判，对新的人格的描写和再造，是新文学的一个潜隐系统，是文学最接近人生并改良人生的一个层面，也是渗透进作者意识最多、最直接的一个层面。现以几位重要作家的创作为例试作分析。
鲁迅的创作中，对于个体人格的揭示和新的人格的再造，既是他“个性张，由是转为人国”的主张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也是通过个体人格的探讨达到探索国民性的中介。他对国民精神的关注、对“立人”的强调，如果没有对于具体人格的揭示和表现这一环节，就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的理论框架。同时，鲁迅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特别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人格的剖析和理想人格的设计。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题材的表现实际也是对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两类社会力量身上所具有的不同人格类型的揭示和追踪。就农民群众的描写来说，鲁迅通过表现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文化精神环境，剖示他们畸形人格形成的深层原因。就知识分子题材来说，鲁迅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道德方面的人格批判，对于新知识分子，则揭示了他们人格中新的因素及其人格观念容易反复和动摇的精神悲剧。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对于新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没有雷同和重复，狂人、魏连殳、吕纬甫、子君、涓生等形象，各自都有人格方面的丰富的内涵。例如，吕纬甫在十年后的颓唐、敷衍人生，如蝇子一样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实际就是他的人格意识的停滞和倒退。魏连殳则是以孤傲超群的个体人格意识反抗社会失败后，人格变得畸形扭曲。而子君前后的变化和最终的悲剧，贯穿着一条人格意识的线索，即由最初的独立人格到后来的依附人格的变化。子君这一形象的独特价值之一，就是对于觉悟后的中国知识女性的人格的探讨和追踪，并且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在人格这一层次上，子君的内涵甚至较娜拉丰富和深刻。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显示出鲁迅对于人格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故事”进行“新编”所遵循的思路是对不同人格类型及其精神特质的剖析。格式的特别和笔调的“油滑”在一定意义上突出了这种追求的意向。女娲、大禹、墨子、羿、眉间尺等等，这些民族的“脊梁”，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他们都有一种不屈不挠、充满进取和斗争精神的人格感召力量和意志力量。而老子、庄子、叔齐、伯夷等历来被尊奉的理想人格及其所代表的君子风度受到鲁迅的讽刺批判，其锋芒所向并不在他们的道德和品行方面，而在于他们人格中的无是非观点，退让、柔弱的性格，无视现实、空幻的精神等等方面，并对历来被尊崇的传统理想人格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些不同的人格类型是存在于不同的时空内的，鲁迅采取“故事新编”的、非“现实”的方法正适合他的艺术目的。鲁迅的杂文所谓“砭痼弊常取类型”，这类型，可以看做是人格类型。郭沫若认为诗是“诗人人格创造的表现”。他的诗歌创造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想人格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