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现代文学观念和创作意识来说，科学主义思潮同样有着重要作用。陈独秀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周作人认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主义，他对其理解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一这就是易卜生主义。”瞿世英说“小说的价值，便在乎能描述人生至于若何程度。愈能将一幅人生之图描画得逼真的，便愈有价值。”这些观点所显示的美学倾向正是，排斥那种对超现实的美的境界的追求，强调文艺与客观现实的迫近，崇尚对社会人生的逼真写实描绘；同时倾向于把审美情感理解为唤起日常生活情感，文学艺术美的价值依存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显然，这既有对于文艺与人生关系理解上的原因，也有对于文艺功能要求方面的原因，而其深层意识是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进行“洗礼”，以获得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价值意蕴。正像“科玄论战”中表现出的思路一样，在文艺领域，对于文艺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也是要为文艺与人生找到一个切实的契合点，使文艺成为表现人生、同时也指导人生的武器。对文学的认识价值的追求，是由科学精神的融入而走向对现实真实反映、深刻揭示的观点和体现。茅盾此后进一步提出的文学不仅应是一面镜子，它还应是一把斧子的观点，在现代文艺理论中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它是科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和反映。也就是说，文学不但要科学真实地表现生活和人生，而且要为社会革命、历史发展艺术地找到“证据”，拿出确证，进而文学应该直接促进生活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这种文艺目的论，正是有着哲学思想上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为理论依据的。
第四，科学主义精神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并渗透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化特点。茅盾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在创作中要有观察和想象的能力，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①；而文学研究会关于要客观地观察、如实地描绘的写实主义主张，也同时表明了艺术思维上的变化。分析、观察、描绘、反映等概念，说明了作家意识内部对知、情、意三者的区分，也说明意识结构上的变化，即对于认知方面的强化。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意识有了明显的区别，与传统文学艺术中的重“意会”、“传神”、“顿悟”等思维方式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创作意识在现代文学中的反映十分突出。从30年代茅盾在子夜的创作中明确以文学参与社会科学论战为创作出发点，到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占据作家创作意识主体的就是对于表现对象的科学分析，重视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对应。现当代文学中的理论观点的许多冲突、特别是围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争论、探讨，几乎都可以从它们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中找到深刻的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中，科学精神先被认为是一种医治传统中国文学“虚假”的“药方”；后又被实际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这里，西方科学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观点，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与文学的历史使命达到了统一同时，这种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也有着深层的契合，与中国传统的重实用的文学理论，与“兴、观、群、怨”的文艺观念一脉相通。“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到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比如，强调综合分析的方法，突出观察和如实描写，排斥形而上学和思辨精神，用社会科学理论形象地反映现实，强化客观真实而不是心理真实没有“原罪”之类的永恒主题，也少有如西方现代主义对于哲学先验理论的演绎，着重探求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表现人在阶级链条中的位置和所处的环节，理性地描写人的心理变化，探索人生道路作家用切身的回忆和血与泪的真实对推翻旧制度提供具体形象的“实证”，追求文学的历史感，强调文学意蕴的认知成分。创作中少形式、语义、结构等方面的意识和执着追求。这些都与科学精神的强化和文学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追求目标相一致。这大致可以说是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侧重再现的文学的精神特质和哲学意蕴。进入新时期后情况有所不同，传统的科学精神被扬弃，代之而来的是西方“现代”科学主义。
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受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把追求哲学含义，追求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实证、“纯粹”真实作为文学“深刻”“严肃”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借鉴、实验，到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其背后有着西方科学主义哲学观念的支配。这种思潮的传入，对于冲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丰富和变革文学创作方法，促使文学艺术价值向多元方向发展，推动中国文学话语向世界文学靠近等等，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这种思潮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局面、使之蕴含多维价值内涵也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转型期，亦即人们重新认识、理解、确认文学角色和地位的时期，因此，这种思潮有意无意成为文学“重建”的一种理论依据、甚至直接的“操作”方式，出现了由试图对文学“科学”地解释而改变文学“本性”的倾向，它的极端可能是另一意义上的“科学”对文学特性的否定和文学本身的“消解”。
问题也许主要不仅在文学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还在于20世纪哲学本身也陷入了困境，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偏执。“哲学的实证化乃是这种偏执的代表……实证化倾向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哲学引向歧途：在内容上拒斥形而上学，使哲学变成一种在视野和预设上都混同于科学的东西，从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在形式方面，则追求表达上的清楚明白，试图用科学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结果遗忘了为了正确地讨论内容实质起见，双方均必须进入哲学的领域。”哲学上的科学主义对于文学的副作用和负效应，也许就在于一方面把文学“变成一种在视野和预设上都混同于科学的东西”，从文学的终极目标、本质特性等“内容”方面对文学进行釜底抽薪的颠覆；另一方面，试图用科学语言来谈论文学问题，使文学领域也弥漫一种“极端形式化的技治主义思想”，从而从文字的“形式”方面对这门特殊的语言艺术进行全面的“解构”。比如当文学语言方式探讨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达到某种明确的文学价值目标时，它还是文学“内部”本身的探讨，而当这种语言的探讨及其结论与文学本质特性的重新定义等问题联系起来时，当把这种理论解释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时，它就实际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就是文学的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一种对文学的哲学的重新理解和解释，一种从语言入手对文学的“科学”解剖，读者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科学分解后的“零件”和“结构”。
它的极端就是从科学主义走向“技治主义”，从而使文学失去它的独特的视野和价值预设，或者使文学变得陌生和难以理解。这到底是使文学更加接近它的本体呢？或是使文学失去自身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需要从哲学角度探讨的文学现实课题。现代科学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全部后果或许还需要随时间的推移方能真正理解，但这一现象本身及其对于当前文坛所起的作用，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科学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利弊得失，要从中国文学的总体的历史发展走向和结果来看。就有利的方面来说，西方传统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理性精神的结合，确如新文学的倡导者所预想的一样，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起了某种扭转方向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一贯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是一致的，与“求真”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和认识价值的强化与之有一定的关系。这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着不利的方面，这主要是：第一，这种潜在的哲学意识，强化了把文学等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观念，使文学向“科学”靠拢，它的极端化是使文学机械地、“科学”地而不是能动地、艺术地反映现实，从而在深隐层次形成一种以“科学”地反映现实即为艺术之“真”的文学意识，加重了文学的理性化色彩，这片面地扩大了文学的认识价值而极大地局限了文学的其他应有之义第二，这种“科学”精神渗透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形成以科学“技术”理性支配创作意识的思维模式。比如，不是强调作家对于世界、人生、现实的独特的理解、感悟、体验，而是强调用科学原理来解释社会，并与现实对应。
文学的特殊性被科学观念所束缚，被这种哲学意义的追求所左右。而问题在于，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哲学的科学化影响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从苏联引进的教科书里，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这类影响印迹。教科书里的基本哲学范畴，如物质、运动、时空、规律、因果、必然性等等，当初是从科学概念直接搬运过来的，至今对它们的所谓哲学解释，体现的仍然主要是科学（而且是那一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例如规律的理解基本是如此。另外，适应科学的要求，教科书把哲学理性化，重视认知理性的意义，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像意志、情感、目的、欲望这些范畴都未给予应有的地位。”“科学的真理论被归结为认知性的科学真理论。”熟悉现当代文学的人大概不会不由此想到，在几十年的文学历史中，上述从外国教科书引进的哲学概念，也曾经是文学理论中的常用术语和概念范畴，我们的文学在一个时期所追求的哲理实际就是这种有局限的哲学概念，我们追求的“真善美”可能就受制于“科学真理论”的支配。我们的文学批评所赞扬的某些作品对历史规律的揭示，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史规律的勾勒，也有可能把这种科学主义影响下的创作轨迹作为文学进步的规律来肯定。这样分析，不是要否定对文学规律、因果关系等的研究价值，而是在于说明，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膨胀实际使哲学自身受到危害，不言而喻，当这种受危害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理论依据或创作意识时，它的片面性就不能被忽视。
人本意识，理性与非理性
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在很长一个时期是“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并逐渐由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本主义”思想却不但没有完全被取代，而且以其特有的内容和方式构成重要线索。而围绕人本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实际形成了以理性为特质的“人本主义”与以非理性为特质的“人本主义”两种不同思想倾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意蕴。一般意义上的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人的精神现象的不同方面，本身并没有是非之分，不应扬此抑彼；而当它们被推向极端成为某种“主义”后就产生了片面性和谬误。“理性”，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以此形式进行的思维活动与理性相对而言的是“非理性”，它指人的本能、直觉、情感、无意识等因素。理性主义则是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经验，因此它又被称为“唯理论”而与“经验论”相对而非理性主义，则是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夸大、上升到人的本体的地位，看做人的本质。文学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解和表现，在某个具体作家身上或某个文学派别中并不是界限分明、决然对立的，而往往呈现出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人，作为文学深入揭示的人性，本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冲突又共存于一身的。
而作为文学历史中的一种整体现象，这种或突出理性、或偏重非理性的倾向就具有复杂的原因而值得特别关注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呼唤人的觉醒，肯定人的权利、价值，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在哲学上，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和美学观点是它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水平。他的着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美学体系，充分反映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人本”色彩。而现代人本主义与传统的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特点，表现在否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否定理性思维能力，崇尚意志、直觉、本能、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并把它们提高到人的本体的地位。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以理性为特征的传统人本主义，与20世纪以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人本主义在20世纪初几乎同时传入中国，而随着“五四”前后思想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在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实际影响。中国文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也以80年代为其基本界限，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面貌，有着两种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意蕴。这两次“人本主义”思潮有着不同的中国现实背景和世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它的焦点在于：前者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以理性的人本意识为主要特征；后者则发生了由重理性的人本意识向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的深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