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以来，各种外来的哲学社会思潮和观念几乎都在中国匆匆走过，有些似乎还产生了很大影响，超人哲学、生命意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新儒学等等都形成过热潮，但是，在当代中国，这些外来的思想观念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的生根，它或者作为形而上的观念只在某些知识分子头脑中留下了印迹，而深入中国普通民众乃至整个意识领域的仍然是源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社会意识，是商品大潮中土生土长起来的世俗精神。而精英阶层恐怕也难说不受这种世俗精神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加剧着世俗化倾向的演变。
世俗倾向有其历史的具体性，中外历史上世俗化的形成都有其各自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世俗精神是对神圣传统的冲击和背反。中国当前文坛世俗化倾向的形成演变，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神圣的冲击和背反，而十几年前开始的“严肃”与“通俗”文学之争，只是一个先兆、信号和集中体现。当初，关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讨论，确曾只是关于文学类型、读者对象、文学功能等范围内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到后来实际上起了性质的变化。按理论家文学家的本意，严肃与通俗、“纯”与大众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人们也注意不致使通俗文学有庸俗之嫌。这时，一个潜在的认识前提便是以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在同一文化精神氛围中的两类文学，它是读者对象与趣味的不同，而非精神特性和品格的不同。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表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兴起并日臻盛行，原就有世俗精神和世俗化社会心理作动力。这两类文学的区分、对立和相争，逐渐有了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亚文化之争的意味。通俗文学得以存在发展自然也有其合理性和意义。
也许未来艺术都应既是高雅、深邃的又是通俗的、面向大众的，但在今天，这似乎难以做到，于是两相对立便是一种合理的方式。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有所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这里有两种文化精神的区别。
综前所述，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是在两种文化意识和精神氛围中演变的，一种是依然坚持文学的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图以文学反映精英文化意识，维护文学的独立特性，一种是顺应世俗精神和一般社会心理，以满足日常世俗的精神欲求而求发展。前者要维护文学的神圣，后者则正是对传统神圣的反叛。这种反叛不是题材、人物等范围的区别，而是文学精神内涵和品格上的冲突。这种现状打破了有些理论家认为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本体”发现的预言，而标志着中国文学“神圣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以神圣的姿态拒斥世俗精神的文学状况的改观；代之而起的是世俗对神圣的背反和世俗与神圣的对立。
世俗与神圣的背反和对立，不仅形成了两类内涵、方向不同的文学的对垒和相争的局面，而且使整个文艺界的发展态势和创作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文艺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的浅显层次和深隐层次其影响都不可低估。在浅显层次，世俗对神圣的背反，不仅破除了文学神圣化的局面，而且也摒弃了神圣本身，其趋势似乎将使文学淹没于社会流俗之中而失去独立品格。其表现诸如：
第一，丧失自我，随波逐流，向世俗盲目认同；文学因缺乏对现实应有的探索精神和历史批判精神而显得软弱无力和“气短”。文学界的自轻自戕与社会对文学的轻视成恶性循环，使文坛逐渐出现有意回避现实和表明作者意识和态度的风气。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他的表现对象的圆熟的把握或把玩，对其琐细的分析与细腻的表现，但却难以感受到他的情感态度和蕴含其中的思考评判精神。这是文学真的走向成熟的标志甚或是文学无力的一种表现？在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这个重新调整社会物质结构同时也重建精神结构的时代，文学仅仅表现感触、体验和世俗态度，还是同时需要激情、冲动、思虑和历史评判精神文学是否还负有诸如改造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等神圣使命：这些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文学家对文学的价值和对自我价值的一种选择和定向，是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而今，最容易选择的恐怕就是对世俗的顺应，这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而“使个人放弃改造世界，对世界采取适应态度的动机是形形色色的，例如有的是由于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有的确实认为现存世界制度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制度；有的是贪图轻松而甘心随波逐流。适应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例如趋炎附势即与强者认同，个人因此也自恃强大；或者迷信上帝，相信命运，从而得到一种虚假的自由感或者着力于自我认识，自我完善，高度发挥内在的积极性”①。中国当代文学家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适应现实世界，将塑造出文学家各自的“形象”，从而在总体上也塑造出中国未来文学的“形象”和品格特性。
第二，嘲弄崇高，揶揄高雅，放纵粗俗浅陋。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每每可以见到作品中的人物对所谓“玩深沉”的调侃，对高雅的揶揄。对崇高的嘲弄和躲避。如果这偶尔出现于某一作品，它是新鲜有趣的，是作者的一种“发明”，或者是作品的需要。但实际上这种情景屡屡出现于许多作品中，它不仅以似曾相识的面目出现使人生厌，而且作为一种表现程式、一种同一的艺术实践在反复剌激读者和观众，对群体心理起着诱导的作用，而调侃揶揄的口气在本质上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其结果，对“玩深沉”“玩高雅”的调侃、揶揄，已经变成了对深沉和高雅本身的嘲弄和讽喻，而且民众似乎已开始对此认同。这种现象正反映了一种精神现象，一种社会心理导向，也表明了文学在世俗精神面前的一种姿态。追求轻松潇洒而耻谈深沉高雅，体现着人们崇尚世俗享受的意识倾向和对精神追求的淡化，其意识深处是对神圣的背反。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拿深沉高雅“开刀”以求轻松潇洒的努力，得来的结果却是粗俗浅陋之风盛行而少有轻松潇洒。轻飘、轻浮、轻视读者和观众，粗俗、粗糙和粗制滥造，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曲艺、小品、影视等领域泛滥成灾。而今，能静心创作艺术精品者有，但少急于以量取“胜”者也有，但多，而且似乎会越来越多。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但它与文坛对深沉高雅的背弃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实，深沉不是沉重，高雅也不是高高在上，追求轻松潇洒、娱乐享受不必把它们对立起来并以牺牲一方为代价。中国文坛庸俗之风日炽而不能有力克服，而讽刺嘲弄深沉高雅之音不绝于耳，不知文学家是否还敢深沉高雅，中国文学还会有深沉高雅之作问世？
第三，“玩文学”意识的继续泛滥。“玩文学”意识的出现并在当时受到批评已有时日，但它在商潮中没有也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反而作为一种意识和心态，影响着文学家及其创作所谓“玩文学”，是对文学神圣性的一种最典型的背反和嘲弄，它的核心并不是追求超越意义，不是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和解脱文学的过重负荷，而是过于看重实利和过度自负、轻视读者的表现，是一种无视文学的特性、把文学视为消遣游戏的态度也许当今文坛的不幸和悲哀还不在一些文人的“下海”，而在于这种“玩文学”意识的泛滥，它可以使文学家在精神上夭折，在创作中以无所谓、无是非的态度随心所欲，也可以使那些无聊之作以“新”“奇”的面目招摇过市。
世俗与神圣的背反和对立在深隐层次的表现则要复杂得多在中国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心理：抱着世俗态度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甘心仅仅成为一个与“俗”有缘的作家或“痞子作家”，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安宁，他们在以“俗”取胜的同时仍不放弃“神圣”和“深沉”，想借此来提高自己作品的品味而抱着神圣态度创作的作家，因各种原因也不能无视当前世俗精神的冲击，常以向“通俗”“大众”的倾斜来赢得读者并改变自己的形象。这两种心理曲折地体现于文学活动中，便构成中国文坛两种有趣的现象：一为世俗态度，神圣面孔；一为神圣态度，世俗面孔。二者相映成趣，各自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世俗态度，神圣面孔”者，其创作意识的主导方面是满足世俗的精神需求，在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主题提炼、语言特色、叙述方法和角度等等方面，都以此为基点。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这类作品整体结构实际是在通过琐细的世俗生活场面的连缀去阐明一个古老的人所皆知的主题，或证明一个看似新颖实则往往文不对题的观念。在这种整体框架内，作者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玩深沉”“玩高雅”。作者想要表现的“神圣”不是从生活本身和人物性格中自然流露出来，而往往表现在人物絮絮道道的说教上。特别是在某些大型电视剧中，过多的偶然因素，不断的节外生枝，目的是为人物提供更多的表现“内心”的机会，于是，人们从最普通的“凡人”嘴里听到最深沉的“哲理”，从最琐碎的生活情节里见出“神圣”。在这里玩“深沉”、玩“高雅”和玩文学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仍不能忘怀于“神圣”。事实告诉人们，真正“玩”深沉、“玩”高雅的人正是那些放肆地调侃，揶揄深沉和高雅的人。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某种滑稽感神圣面孔，其结果往往使作品既不世俗也不神圣。反倒成了无病呻吟与教训色彩和自我欣赏的混合物。
与此相反，“神圣态度、世俗面孔”者，往往放不下，也从心底里不愿意完全放弃神圣的姿态，他们不愿随波逐流，想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尊严和神圣，但迫于时势的变化，不得不去寻求通向“大众”和“通俗”之路以求生存与发展。其结果也常有无所适从之感，使其不能静心进行创作。这种状况在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家身上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世俗态度、神圣面孔”和“神圣态度、世俗面孔”是创作中的两种现象，或许还可以用来形容当前文坛的一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坛在相当程度上正处于一种想神圣又不敢神圣，想“严肃”又怕严肃，欲“世俗”又远世俗，为“大众”又非“大众”的尴尬的境地，在这里，“神圣与世俗的背反”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仍在潜隐层次起着作用。严肃文学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尚不是以名副其实的作品表明各自的存在的理由，而是左顾右盼或邯郸学步，偶尔有“理直气壮”者为自己辩白却离不开对另一方的攻讦棒喝。倘若中国文坛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品味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作品的对垒，有各自的代表作家各领风骚，那将是一种幸事和进步，它将表明中国文坛和文学家新的成熟，那时，背反的状况才会真正改观，对立才会有真正被沟通的基础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