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文化的过渡色彩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关系，其意义在于：第一，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的形成过程，某种价值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并不是对一种既定的、完满正确的模式寻求的过程，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多种文化选择中，在人对文学的需要优势的不断变化和对文学价值属性不断重估的双向运动中，选择、重估、整合出新的观念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的观点，不应仅仅只从思想意识一个层面去作伦理的评价，而应注意到其背后的文学意识及其在现代中国出现的意义。同理，在这一过程中，即使最符合当时要求和代表正确方面的观念，也不能涵盖这个时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所有方面，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第二，由于不同文化模式的影响和作用，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特征，主要并不取决于人们对于文学知识了解的多少，不是关于文学价值要素认识的深浅，而是知、情、意几者形成怎样的内在结构形式，首先是需要什么。第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价值的评估，应置于中国文学由古典型向现代型的变化的总体背景中，看其反映着文学与人的怎样的价值意义，避免把本应属于中国文学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应有的需要和新的价值观，以不合现实“需要”而排斥。最后，还应指出，过渡型文化，也是造成文学价值观念中的短期效应和易变的原因之一。
四、文学价值观变化的驱动性与稳定性
在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实际上呈现着表面层次文学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更新，而在深隐层次传统观念依旧或复旧的现象。从时间上说，五四时期文学价值观的变革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较之先前都要充分得多，而五四之后则变为观念上的有限度的调整和修正。在政治斗争、民族斗争尖锐，文学的现实功能被强调的时候，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循着的是适应社会性需要的路径，是一种局部的调整或传统观念的复活，而不再是文学价值系统整体突破和结构的重建。文学价值观上的反省明显受阻，新的观念很快被不同程度地否定，而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加入符合现时需要的内容。比如，关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这时已不再对“文以载道”观念在根本上“错了路子”进行深究，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在载什么“道”上去区分新旧观念，这在客观上是对五四文学价值观的一种偏离。而这种偏离不是以复旧的形式而是以不断革新的姿态进行的。
与此相联系，文学观念逐渐呈现着由多样趋向单一、由异趋同的总体态势。急于“统一”的意识限制了对于文学价值更多可能性的探讨。对此，朱光潜在30年代就曾有过忧虑。他认为，中国新文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这几十年对一个政治运动可以由发生而完成，而对一个极大的文化运动来说则“至多可以稍见端倪”。他认为文化思想的发展略可分为生发期和凝固期，而生发期应鼓励不同观点之间存在分歧、摩擦、冲突、斗争，因为“所经过的摩擦锻炼愈彻底，所树立的基础也就愈坚实稳固”。他指出：“我们应该尽量地延长这生发期，不让我们努力孕育殷勤期待的新文化思想老早就沟渠化”就走上一条窄狭的路，就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型，就截断四面八方的灌流。”①今天看来，新文学史在整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也确是一个生发期。在这个时期确也充满了摩擦、冲突、分歧、斗争，只是这种冲突多被牵引到政治层面，越到后来越较少触及文学本身的深层问题，缺乏文学本体方面的直接交锋和深入探讨。局部的现时的争论和节外生枝的摩擦代替了关于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这就造成了在文学价值观念上的反复和易变两种互相关联又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种表层不断驱动而深层稳定难变的状况和急于建立正宗，统一”观念的意识，都不利于重建相对稳定和深刻宽阔的文学价值观，而在一定意义上使人感到它是对传统价值观局部的更新。
五、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关系变化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过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尽管各自的“上帝”不同。然而，西方的上帝死了之后，其文学是长期的纷繁多样，特别是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现代主义，更体现着我即上帝的意识个体意识的无限舒展放纵可以说是许多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虽然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确实带来了文学面貌的整体改观，个性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但是，这种现象是短暂的。
五四之后，虽然文学家关于主体的归属意识始终有不同的表现，或以个体为文学活动的主体，或以群体为文学活动的主体，直接关系文学价值目标的确立，这造成了许多文学现象的冲突。但就整体倾向而言，个体向群体饭依构成这一时期文学家意识的主要特点。这种特点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化使群体意识的强化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和必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把个体交融于群体，把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个体向群体的饭依和认同，就要求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需要，以群体的审美意识为创作意识，这又从另一方面决定着文学价值目标的确立和价值意义的追求的向度。个体向群体的饭依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有其必要性，它在总体上使得文学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发挥了群体的力量，对于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及时的作用，是文学走向普通人生、走向大众的路径之一，是文学价值的社会实现的方式之一。而这种饭依对于作家意识的影响，则是复杂的、利弊交织的。它对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意蕴的生成都产生影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追求作家个体意识又成为另外一种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人的重新发现，主体性的强化个人性与私人化写作等等，无不包含着对创作自由和个人意识的强调。文学主体的归属意识从集体、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普遍地向个体、自我转变。作家的身份、角色发生重大变化，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定位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大的方面看，对于文学价值观的产生嬗变，在五四时期主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在五四之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主要是政治革命方面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生态”系统与“角色”意识
将“生存状态”的概念运用于文学领域，如同人们习惯用“生命力”来评价文学作品价值和魅力的大小一样，是一种比喻和形容；但同时也有这样的意思，文学现象类似生命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作为社会精神现象的文学，如同自然界生命现象一样，它诞生和存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有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从发育、生长、运动、刺激感应到繁殖、传导、调解等等过程，都受生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可知，这里的“生存状态”是一种虚拟出来的批评模式，将文学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动态的生命系统。文学的生存状态不取决于某一方面，而取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状况。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系统，主要是文学与现代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本来，从理论上说，文学的发展演变史应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轨迹，文学历史并不一定与社会历史同步。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极为密切和特殊的关系，越来越显示出，决定文学发展历程的根本因素主要并不在文学自身，而在文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诸种因素，在于社会为文学提供的生态系统。文学的整体格局和生存状态，包括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功能的发挥、文学价值的实现和评价等等，取决于生态系统为它提供的“可能”；任何艺术个性的张扬和艺术才华的发挥，须得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学的“历史背景”，并不同于戏剧舞合上那个一经布置停当便一动不动的幕布和道具，而是影响和制约着整个表演过程的特定！情境，甚至它还可以运用看不见的手对“表演”进行指挥和操纵。
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具有新的特质的文学，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但也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和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历史背景就是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从宏观背景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也许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较为合适，即“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文学”和“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文学”。但考虑到新中国成立所引起的社会整体的系统性变化及其对文学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应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有过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这就是20世纪初到1949年的“革命与战争”背景下的文学生态系统，1949年到1980年前后的“革命与建设”背景下的文学生态系统，和80年代以后的“改革与开放”背景下的文学生态系统。
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文学生态系统的特点主要是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特定的社会环境所提供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弥漫着强烈政治色彩和战争气息的动态环境。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刺激着文学特殊的发育过程；同时，决定文学生存的又不单是一种因素，还有文化，心理，社会情绪倾向等等因素。另外，现代社会的战乱，在客观上为文学的较“自由”地发展创造了条件，现代文学又形成小的不同生态环境，生长出不同的作品。五四时期，新文学生存空间的拓展，是几方面的合力：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障碍，文学革命成为思想革命的一部分；外来思想和观念的引进，为新文学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带来了“新声”和树立了新的参照系。从总体上说，文学革命的目标清楚，文学家知道做什么，他们并不迷茫。后来“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在革命和战争的新背景下文学寻找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当然，文学在借助机遇时，也在改变自己的特性。这种改变引来了坚持文学特性的作家的抵制。此后的各种争论和斗争，在客观上都是在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和价值目标。来自当时统治者的压迫，无疑是对新文学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阶级斗争的严酷和血腥，在客观上不能使文学有一个正常的生态环境，文学被逼上畸形也有其必然性。现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性，特别是“左翼”阵营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合一，并不是某些个人的意愿，而是为生存而作的迎战。固然，文学在这时，会有其自身的选择余地。但是，在一个政治黑暗、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环境中，文学的超脱就是文学的失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左翼文学作为这个时代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潮流，也作为“异端”，解构着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现着反抗者和进步力量的心声，形成了特有的文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以及以悲剧与崇高为特征的美学风格。
战争是残酷的、野蛮的、血腥的，人们诅咒战争。然而，人类又是在战争中前进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过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摧残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家，使文学发生畸变。但是战争又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永恒的题材，在这种意义上说，战争给人以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情感动力，也给作家以新鲜的题材。这时，一些作家的创作是“借助”于某种外力的。抗曰战争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模式对此后文学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
进入当代，战争时期的文学观念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改变。战争和革命作为一种巨大的背影对文学艺术发生影响，对作家心态和思维发生着影响。这主要是武装斗争结束后，思想“战争”的继续，使得一大部分作家不能进入一种宽松平和的精神状态。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学，一方面，就生存状态来说，政府为作家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创作甚至成为一种有较好生存保障又受人尊敬的职业，应该说有了从未有过的好的环境。但是另一方面，就作家心理状态而言，有可能比战争时期更紧张。比如，战争时期提倡集体主义，那是提倡一种精神的共同性和文学对革命实践的精神影响，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则变为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对作家的共同制约，甚至革命激情也可能被误解。所以，这一时期作家的重要身份地位与他们所能具有的自由创作思想之间存在矛盾，文学价值观念在总体上是“集体”的意识。
改革开放状态下的文学生存状态，其总体趋势，是一步步更加自由，创作空间越来越大，规范被打破，作家内心的自由是前所未有的。相对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出现了迥异的文学格局和多元化文学精神意蕴。同时应该看到，当今的时代，和平是一种向往，发展是一种趋势。然而，实际上，一面是歌舞升平，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更新领导着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是国际范围内更加严酷的新的战争一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战争如火如荼。一方面是理性和正义的呼唤，另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原始物欲和人性中的“阴影”的沉渣的泛起。人类还远未达到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理想境地。这种和平与发展时期文学生态系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就作家而言，文学不再是一种“任务”，没有了压力，也没有了束缚，但是有了自由不一定就获得更多创作的动力，最重要的是缺乏创作激情和对文学的虔诚。这时，个人名利或金钱很可能成为有些作家的最重要的动力，这虽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动力所产生的后果是有局限的。这种动力有可能将作家导向为了利益和金钱而进行价值追求，也可能江郎才尽。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在和平与发展时期仍然大显身手，在几乎无事的和平时代发现人生社会的重大主题，在人人感觉而他人无法言说之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声音方有自己的位置对于创作来说，意蕴比方法技巧更重要，作家应该更有独立思想和独立意识。同时，和平时期文学与时代潮流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思考。如果说，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文学不得不与时代束紧关系的话，和平时期的文学则要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脱离现实，而是作家面对生活要有高于生活的认识、驾驭能力和超越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