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在讲到文学价值系统重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时曾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历史现象，都曾为文学的某种演变提供了大小不等效果不同的机遇，但对文学整体局面产生重大而又直接影响的，是色彩各异的社会背景与占据时代中心的社会意识，这些背景与意识集中反映了具体历史阶段关于社会变革发展的思路和“方案”。这些背景既是文学发展的机遇，同时又提出难题；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就意味着时代对文学提出具体要求。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愿意去翻文学与政治的这些历史老账，我们也不应简单否定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只是旨在指出：一个最易被忽略的关系是，文学利用政治“有求于”文学的机遇，克服了眼前的难题，却回避或掩盖了一个根本的难题，即文学如何在保持自己独立特性的前提下为当时的历史任务(政治斗争）去尽力，去继续发挥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到90年代后，这一关系仍然存在，只是这一关系中的“政治”变为“市场经济”，即文学主要受制于经济因素而面临如何保持独立特性的新问题。文学以失去自己独立性为代价而发生的转化，曾引起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冲突，一批杰出的真正的文学家也曾为此产生了深刻的内心冲突，在矛盾冲突中作出了可喜的成就，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种代价越到后来越见清楚，其一，“短期性”的文学价值目标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作家把紧跟形势看做是文学的主要职责，因而减弱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的思考，其创作不可避免地随眼前形势的变化而起伏沉落。我们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作家跨入当代后的困惑和变化中，从当代文学“写任务”、“写政策”中，从对历史题材（包括近、现代题材）的处理中，从作家屈从于市场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印迹。其二，文学在失去独立性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和它所依赖的对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可以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塔”，也可以引人走向更深的瞒和骗的大泽中。现、当代文学的沉痛教训主要不在文学脱离人生和现实，而在于它在人生与现实面前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这也许是每当社会思想混乱、精神贫乏而最需要文学时，文学便彷徨困惑的原因之一。其三，文学利用机遇，机遇给文学以转机、以支持、以抬高，同时具体的机遇又给文学以制约、以诱导、以钳制。从文学把为人生具体化为服从政治，到因为服从政治而背离人生（“文革”时期是其极端），这是一个由利用机遇开始到强化难题告终的过程。当文学自身无法解决难题时，它只能期待新的机遇在新的机遇到来之际，文学才有可能以新的角色出现。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是无须重复描述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缘起开端、变化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历史提供的机遇。这包括了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时代背景、读者期望等等，也包括了特定历史阶段为作者提供和积累的生活素材、思想情感等等。如何利用自己的条件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决定着作家的地位，也决定着文学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机遇本身和利用机遇并非坏事。问题在于历史不能总是为文学提供机遇而不出难题。后来文学的“低潮”，除过其他原因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时代已不为文学提供以前那样的机遇，特别是那样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氛围，其中的焦点在于，占据时代中心的“借改革开放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逐渐被曲解演化为“借商品经济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概括可能不尽科学，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两种意识是有重大区别的，前者是包含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变迁等多层次全方位变革的意识，后者则主要或仅仅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来说，这种“张物质而非灵明”的社会意识，对其无疑是一种冲击，一种角色位置的降低。这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既不同于五四时期文学与思想革命、文化启蒙的紧密契合，又不同于2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政治斗争对文学的需求利用，也不同于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重新发现”对文学的迫切需要。
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提醒人们，这是一个更需要健康文学的时代，也是文学处在十字路口、面临新选择的时代；而来自经济（金钱）方面的压力，加剧着选择的紧迫性，选择何种方向，决定文学的未来面貌。自然，这是一个需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认真探讨的问题，也不是凭人的主观意志就能解决的问题；但20世纪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乃至当今文坛的现状，无疑是最重要的参照系，它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几方面有现实价值的参考。
首先，要树立文学独立性与社会历史责任感相统一的文学角色观，在强化文学独立意识的前提下，直面人生，直面现实，以其独特的功用作用于社会历史活动并显示自身。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屡屡出现而又不被揭破的思维方式和深层意识，即把文学的独立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相分裂相对立，把强调文学的独特性与脱离现实相联系。这是一个莫大的认识错误，它往往掩盖着那些貌似有责任感实则不为人生社会提供任何新内容的“文学”的泛滥，同时助长着那种在遇到困惑时见风使舵的意识。文学在强化它的独立意识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历史评判精神和独特探索精神。这便是文学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统一，是以独特性显示自身、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表现。倘若失去其独立性、并失去以其独立性作用于社会的意识和勇气，便难有真正的立足之地。
同时，要破除求助于机遇的心理。如前所述，机遇曾给文学许多好处，同时带来许多心理上的弊病。求助机遇、期待机遇、依赖机遇往往使得一些作家急功近利、追求轰动、疏于思考，热衷大题材、大事件而又动辄摒弃。看看我国文学界对近、现代以来大题材的处理，特别是像抗日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的处理，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某些追求意向。许多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悲剧都可以被文学家淡漠或轻描淡写，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样的“机遇”呢？现实已经告诫人们，中国的改革进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将遇到的更多的是“几乎无事”的悲喜剧，更多的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文学面临的是这样的现实，而不是更多的外在的“机遇”。可以预料，未来文学的面貌，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这种环境中文学与人生构成的关系，文学的角色取决于它对人生起何作用。因之，调整文学界的心态，克服期待心理是探求出路的重要一环。
第三，克服被动迎合社会思潮的心态，确立和强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坐标系的文学观。中国新文学是以改造国民灵魂、重造民族精神为其历史性开端和目标的，而“人的文学”的理论反映了人与文学关系理解方面的重要成果。然而中国文学似乎最容易轻视的也恰恰是“人”、特别是人的精神和魂灵。近年文学的不尽如人意，确与此相关。试举两例：其一，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切似乎都在开放、搞活，地下的转向“地上”，隐秘的变为公开、赤裸，可谓“全方位”开放。在这种情势下，文学及其读者群的“层次”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离说，固然反映了文学观上的一种多元意识和文坛的某些现实，但同时也反映了在改造国民灵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课题面前文学职责的某些逃避。也许，某些作家的作品确也在揭示人的精神、甚至人的潜意识，某些作品精深细致到常人不可理解，这些不应妄加否定，但上下左右的互相隔绝、“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沉溺于表面的轻松和放纵，而实际上加剧着空虚和无奈，这无论如何不应是文学主要追求的目的和正常的现象；其二，比这种“逃避”意识更严重的是迎合心理和媚俗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观念的增强，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道德、精神方面的消极现象以至堕落现象。用社会进步与道德发展的二律背反规律理论对此所作的轻松的解释，并不能使人如释重负，相反，事态的变化不断加深着人们的忧虑，因为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还有另一种“背反”，即道德堕落、精神弊病、人格缺陷等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就换来社会进步，相反，它们严重地阻碍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这些精神现象，文学是在“反映改革”、“支持改革”、“历史观点”、“现代意识”等大帽子底下闭上眼睛甚而迎合呢！还是睁了眼看，“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在这里，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是，文学毫无疑问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但这种顺应与促进有其特定的角度和途径，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的终极目的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学的功能主要并不在对历史现象作“裁判”，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人性恶的揭露和批判，对金钱“罪恶”的控诉，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却以其辉煌的文学成果，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今天，当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被更加赤裸裸的“道理”即金钱观念所困扰时，文学是以迎合“时宜”而自保，还是以强化独立意识而自强？文学的进步体现为与社会思潮的处处与其“同调”，甚或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确乎与文学的“命运”有关。人们不再期待“大转变时期”的意外出现，但期待着文学能有新的转机。这种转机离不开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文学家的努力，那么，“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文坛，这种精神界之战士大有人在，他们不甘寂寞、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起着激浊扬清的作用，代表着文学的主流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