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教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建国以后，我国宗教信仰者的身份主要是农民和市民，内部结构比较单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信仰者不但呈增加趋势，信教人口增长较快，而且其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信仰者，如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师、学生、干部、工人、企业管理人员、城市下岗人员和律师等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另一方面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青年教职人员、知识分子、离退休干部、在大陆工作的港澳台人员和外国人等。信教群众内部的社会结构逐步分化，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阶梯。
目前，我国宗教信仰者内部，从知识结构上看，有文盲半文盲，也有中高级知识分子；从职业类别看，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国家工作人员、律师、传媒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还有从这些人员中分离出来的一些群体，如城市下岗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离退休干部等；从财产占有状况看，有大量的低收入阶层，也有中间收入阶层和少数高收入阶层；从社会影响力看，有广大的农民、贫困市民等弱势群体，也有数量日益增多的社会名流和精英分子等社会强势群体；从宗教内部的组织结构看，有上层人士，一般的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者，普通信教群众；从教派上看，在一些宗教里面，林林总总的不同派别出现分化趋势，在个别宗教中还出现了恢复教派活动的迹象；从国别上看，有大陆范围内的信仰者，有在大陆工作的港澳台人员，还有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在宗教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差别和矛盾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如果不通过社会整合加以协调，各种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特别是信教群众中产生的社会强势阶层和加入信教者队伍的精英分子、社会名流，有着较强的政治诉求和参政冲动，极有可能成为宗教权益的新的代言人，其影响不可低估。
(二）利益矛盾日益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诱因增多，日趋多元化，但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利益之争。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再分配的压力在宗教工作上的具体体现。这种利益之争可以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三种从政治上看，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群体对于“自己人”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干部数量、所任职务的大小以及政治安排情况非常看重，有的甚至采取不正当手段干预民主选举，都试图在政治利益的再分配中取得主动和优势地位。从经济上看，主要是谋取经济利益，不同的宗教、教派和利益集团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试图在利益的再分配中获取一杯羹。同时，在一些经济利益矛盾的背后，潜伏着谋取政治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机。从社会效益上看，不同的宗教、教派和利益集团，都试图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对社会的影响面，提高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宗教方面的利益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新旧规范的相互冲撞和摩擦，人们正在经历着从注重宗教传统向注重个人利益的深刻变革，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趋向与宗教要求、宗教理想的冲突和错位，宗教对一部分人正失去它神圣的约束力，宗教世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宗教方面由利益之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增大了社会转型的风险，加重了社会变革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
(三）宗教方面矛盾和纠纷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多。社会不安是社会转型期必然承受的代价之一。在宗教工作中，这种社会秩序的暂时失序主要表现为突发事件经常发生。宗教方面的很多矛盾纠纷本身就有偶然性、突发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矛盾纠纷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进一步增大。从矛盾纠纷的诱发因素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是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出版物。二是落实宗教政策的遗留问题。三是宗教内部形形色色的争权夺利。四是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体制不顺。五是其他社会问题反映到宗教方面。六是境外渗透和破坏。七是贯彻政策出现偏差或者工作不到位。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有游行示威，大规模集体上访并围攻党政机关、党政领导，群体性械斗或其他群体性违法事件等。宗教方面矛盾纠纷的频繁发生，是社会转型时期诱发的社会矛盾在宗教工作中的必然反映。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粗浅认识：一是信教群众的行为趋向将比过去更注重维护自身权益，追求自身利益，宗教工作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合法权益的任务越来越重。二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宗教工作必须尽快建立预警机制、防范体系等社会规范体系，有效防止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三是社会转型时期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心理失衡、鲁莽冲动等社会心理，将在宗教问题上得到充分体现，如何引导信教群众克服这些心态，冷静理智地看待事物，对宗教工作将是一个大的挑战。四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对社会事务包括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调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如何进一步提髙管理水平，改变工作作风，增强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探索。五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如何处理好既要开放又要有效抵御渗透的关系将是宗教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四）城市宗教工作的压力增大。随着我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正日益成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中心，城市宗教工作的压力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1)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速了人员向城市的流动，大量的农村信教群众向城市聚居，至少出现了四种情况。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宗教活动场所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主要体现在布局不合理、数量不足、面积有限，已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得不新建扩建。二是一些宗教矛盾随着人员的流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正日益成为宗教矛盾纠纷的汇聚地。三是一些信教群众聚居的社区生活环境、卫生条件、治安状况堪忧，又难以整治。四是由于农村信教群众较为虔诚，热心于宗教事务，逐渐掌握了城市中一些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与市民中的信仰者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给依法管理设置了难题。（2)由于城市聚集功能的增加，许多宗教方面的矛盾汇聚到城市但又得不到及时消化，积累的矛盾时不时爆发，影响城市的发展和稳定。（3)城市拆迁改造中引发的宗教问题曰益突出，一方面由于城市拆迁改造往往打破传统的居住格局，造成信教群众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不方便，所以信教群众聚居的社区改造工作有很大难度，往往发生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拆迁中宗教活动场所布局、规模与信教群众的要求之间有一定距离，经常发生冲突。（4)一些农村的宗教势力向城市扩张，强行修建宗教活动场所，极力争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权，试图在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城市宗教工作的任务加重，增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压力，城市如何提升消化宗教问题的功能，将成为“经营城市”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党员信教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员信仰宗教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信仰宗教的党员，不仅少数民族中有，汉族中也有；不仅基层和农村有，城市中也有；不仅普通党员中有，领导干部中也有；不仅有离退休的，在职的也有。党员信仰宗教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与我国社会的转型不无关系。比如：在多元意识形态事实上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大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需求多元化，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一些党员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宗教领域寻求精神支柱，有的人甚至追求“二元信仰”，既信马列主义又信宗教；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竞争的压力，宦海的沉浮，仕途的坎坷，对名利的追逐，使一些党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而到宗教领域寻求慰籍；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在内容、形式、方法上没有探索出有效路子，思想教育工作不能适应转型时期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党员信教问题曰益突出，为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六）宗教的传播方式更新并日趋多元化。传统上，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宗教相对封闭地在一些地域、群体内部传播交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逐渐步入信息时代，我国宗教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四种主要趋势：一是各宗教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通过出版报刊杂志、制作VCD光盘、利用互联网等方式积极面向社会宣教；二是一些大学开设宗教课程，邀请宗教界人士讲课，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宗教、传播宗教的作用；三是一些宗教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到社会上传教，招收信徒；四是境外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在我国传教。
信息社会现代传媒的发达特别是互联网作用的增强，尤其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宗教传播方式的更新和多元化，使得宗教走出教堂，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在我国社会日益进入信息社会的进程中，宗教传播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必然会带来诸如信教人口盲目增加、互相争夺信教群众等不正常情况的发生，给依法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七）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宗教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是信教人口的增加和各种新的信仰者的加人，宗教渗透到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宗教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二是很多宗教界人士被安排到各级人大、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这种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官员”的双重身份，客观上提升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三是随着企业家、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强势群体、社会名流的生成和加入，逐步改变了宗教的传统形象，为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更多的舞台。四是许多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和信教群众心于济贫扶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等社会公益事业，既赢得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信任，又提高了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五是学术界的宗教研究热持续升温，客观上为提高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是宗教传播方式的更新和变化，增强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七是借宗教名义开展经济活动，使宗教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如一”些地方政府借“宗教搭台”，唱经济戏，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并通过媒体宣传；有的以恢复古迹为名维修庙宇，再塑金身；有的以开展旅游为名修建宗教活动场所；有的人借用宗教界人士名号开展经营活动；有的厂家在企业内部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借以牟利。种种情形，不一而足，客观上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宗教在我国社会中地位的提升和对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必然会影响到转型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层面，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和作用一时尚难以充分估计。
(八）宗教工作中的国际因素凸显。主要有6种情况：（1)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一些国际公约，宗教工作不仅仅再是国内事务，而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宗教工作，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国际因素。（2)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国内外宗教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际领域涉及宗教的冲突和争斗不时影响到我国宗教领域，比如美伊战争、巴以冲突均在我国穆斯林中有所反映。（3)宗教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宗教名义推行其政治主张，为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宗教与政治的关联度大大提高。（4)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采取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宗教方面的渗透，企图干涉和控制我国的宗教事务，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5)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权大肆攻击我国的宗教工作、宗教政策的趋势明显增强。（6)对外开放的扩大，为新兴宗教传入我国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我国五大宗教的传统格局面临着新的考验。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宗教问题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对宗教本身提出了挑战，宗教界不应当置身事外，而应当积极应对。另一方面，对宗教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适应，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动权。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宗教问题发生的新变化给宗教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我们从认识上进一步提高，观念上进一步更新，体制上进一步完善，制度上进一步创新，工作上进一步加强，以积极的姿态从容应对，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增强工作的有效性。
(一)观念的更新刻不容缓。社会转型时期最深刻的变革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但在宗教工作中，相对于体制的转轨和制度的创新，人们观念的变革却显得“从容不迫”，至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模式上。不冲破、不改变和不摒弃影响宗教工作发展的陈旧观念和僵化思维模式，要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将是一句空话。适应社会转型时期宗教工作的新变化，我们在宗教工作中至少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新思想、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