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有波斯僧侣阿罗本等人“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即景教。“景教”在唐代又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弥施诃教，实系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派。该派创始人聂斯托利（约公元380-451年）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主张基督二位二性说，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本位，认为是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圣母玛丽亚只是作为人的耶稣之母，并非作为神的基督之母。这些主张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故聂斯托利被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判为“异端”，予以革职流放。其追随者向东逃亡，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等地传播诙教，后在波斯王的宽待和保护下，约于公元五世纪末叶在波斯形成独立教派。聂斯托利派在波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乘着东西交通便利及唐朝与波斯、拂林（东罗马帝国）交往频繁之机，便由开头提到的僧侣阿罗本等人前来中国传教。当时唐太宗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命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此后，让阿罗本等人在宫中藏书殿翻译他们所带来的《圣经》，还和他们在内室研讨福音的道理。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这说明景教受到唐太宗的赞赏与支持，被准许公开传道，并由朝廷出钱在长安义宁坊修了一座“波斯寺。”此后，又令有关部门将皇帝的肖像摹画在波斯寺的墙壁上，以示恩宠。唐太宗死后，其九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650-638)。唐髙宗同其父一样，对景教也很优渥，“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由此说明，景教在髙宗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推崇佛教，景教发展迟缓，处境维艰，至唐玄宗时，景教又兴旺起来。玄宗命宁国等五王亲赴景寺，设立神坛；天宝初年，又令高力士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并赐绢百匹，以示庆贺。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从大秦国派来了新的传教士佶和主教，玄宗令景僧罗含、普论等17人与佶和主教一起到兴庆宫修功德，并亲自“天题寺榜，额载龙书”肃宗时，在灵武等五郡重新建立了景教寺。代宗则每至圣诞节就给景寺送去天香、御馔“以光景众”。唐德宗时，景教的处境也不错。德宗“惟新景命”，使景教继续发展。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由景教僧伊斯出钱，伊斯的儿子景净撰文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纪念伊斯，歌颂聂斯托利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近150年的经过。
景教碑建立后，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代皇帝（公元805-840<年）。在这30多年中，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无太大的起伏。至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一场空前的劫难便临到景教头上。武宗下令灭佛，“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廿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虽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怫教，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景教也受到了牵连。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其后便勒令景、祆二教的“三千余人还俗。”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使唐太宗时传人中国的景教大受挫折，一度衰竭，以至北宋初年，一位来到中国的聂斯托利派教士回去报告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归也。”这说明，景教自唐武宗会昌五年后，逐渐消亡，至宋时，已完全销声匿迹了。
以上就是景教在唐代的初传、发展却又突然消亡的全过程的简要叙述。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唐代景教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众多的传教士。景教所属东方教会对传教具有高度的热情，因此被人称颂为“火热的教会”。在这种热情的鼓舞下，许多传教士才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播福音。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载，与阿罗本同时及步其后尘的传教者就有名僧65人。仅“名僧”就多达65人，由此可见唐时景教传教士之众。这是景教得以迅速传播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统治者的支持。景教从唐太宗始，几乎得到唐武宗之前历代帝王的扶持，至于历代大臣如房玄龄、魏征、高力士、郭子仪等均曾奉命接待过景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僧。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宽容、景教方能迅速传播幵来，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③传教场所。景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来华伊始，传教士们便得到了由政府修建的第一个传教场所——长安义宁坊的“波斯寺”。此后，随着景教的发展，景寺也逐渐多起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中之“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等史料充分说明景教传教场所是比较多的，与其发展规模成正比，并且基本上是由政府修建的。
④信徒。景教是从波斯传来的，故唐代景教信徒有一部分是居留唐地的中亚、西亚等地人。但中国信徒也不会太少的，“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虽稍嫌夸张，但足以说明景教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统治者也支持景教，且景教教士传教热情很髙，因此一些中国人信奉景教也在情理之中了。唐武宗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道其大秦、穆护等祠……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这条史料明确告诉我们，景教信徒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看其文字内容，还似中国人为多。
摩尼教在唐代的传布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宗教，因创始人摩尼而得名。其主要教义被称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亦既善和恶，三际是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与将来，明暗系指世界的二个本原，三际是说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摩尼自称为“光明的耶稣”即真耶稣，是大明奠派到世间的最后一位使者。摩尼在波斯王沙普尔一世（242-273年）时，红极一时，摩尼教因之在波斯及邻近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但至瓦拉姆一世（274-277)执政时，风云突变，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摩尼教徒因受迫害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此后即在中亚一流行，并形成了中亚摩尼教团。摩尼教的这段受迫害一逃亡一发展的历史，同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早期历史很相似。
摩尼教人华的时间，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来看，比景教和伊斯兰教都迟，始自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这和景教初入中国的情形一样，传教士持其教经典远来唐朝，在得到皇帝的悦纳、支持后，便首先在长安传播开来。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唐玄宗，献来一位能解天文、学识渊博的摩尼教法师大慕阇，玄宗置法堂供奉起来。但至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态度突变，下诏说摩尼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说明摩尼教发展很快，同景教一样，已有许多汉人信徒。这次禁断，是摩尼教传人中国后遭到的第一次打击。但摩尼教的这次厄运为时不长，在“安史之乱”后便遇到转机。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两京沦陷，唐廷岌岌可危，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改为回鹘]出兵助唐平乱。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回纥兵自唐回来，“国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髙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摩尼教从此自唐朝传入回鹘，并很快成为回鹘汗国的国教，其僧侣与回鹘可汗共议国政，活跃在回鹘的政治舞台上。又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作为回鹘国教的摩尼教重新受到唐统治者的另眼相看，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教的僧侣甚至伴随或充当回鹘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史书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可见摩尼教僧侣受回鹘可汗的恩宠、支持非同一般。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唐朝应回鹘奏请，准许在长安建摩尼教寺院，赐额“大云光明寺”。这时摩尼教在长安已有很大影响，其僧侣很活跃，并且和“西市”的胡商保持密切关系，·肯定参与了部分商业活动。除长安、洛阳外，摩尼教这时也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回鹘又奏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寺一所。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有回鹘使臣奏请于河南府和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
唐武宗时回鹘政权破灭，摩尼教失去了靠山，面临着唐朝的第二次打击。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降讨回鹘之制文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③于是，天下摩尼寺都被罢废，摩尼教的经典画像也被收去烧掉，摩尼教僧侣们苦心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经营得来的财产自然也被没收。这第二次打击远较第一次为惨重，从此以后，摩尼教因不容于朝廷，便很快衰落，仅只在民间留有一定影响。
唐代摩尼教之传播，可分为两个时期，一在开元二十年之前，一在“安史之乱”以后，其传教方式，过程等总的来说迥异于伊斯兰教，而跟景教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两者都是由传教士前来传教的，并都受到统治者的支持，不过摩尼教在第二时期是由回鹘可汗全力支持，而不是由唐帝王扶持。另外，摩尼教还同景教一样，有传教场所——众多摩尼寺院，以及一部分汉族信徒。
四、其他
1.三教同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宗教，而且传播着文化的种子，促进了唐朝与大食、大秦、波斯以及中亚等的文化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随着三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很自然就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关系。由于三教各有自己的特点，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程度亦不同。三教之中，景教、摩尼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程度，相对而言是比较髙的。景教传人后，对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很重视，首先是展开经书翻译工作，从阿罗本初来长安，“翻经书殿”始，景教传教士们先后译了许多经典，以让唐朝皇帝及其臣民了解其教义。这些汉译经典大多已佚，目前所见的仅有七种，是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的。这些经典中，有的佛教语气明显，有的道教色释浓厚，且文字也较艰深，说明景教为适应以儒、道、佛并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文字流畅洒脱，用典古雅，据分析统计，有30处来自《易经》，20处来自《春秋》，30处来自《诗经》；涉及经书的有150处，史书的100多处，子书的30处。显而易见，碑文作者景净的汉文化造诣很深，同中国的士人一样，对这些经书很娴熟。他是景教的传教士。对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由此也可略窥一斑。
另外，景教传教士们还竭力取悦于王权，与唐朝皇帝保持密切关系，充当皇室的顾问和翻译，甚至在军队和朝廷中担任要职，如景净的父亲景僧伊斯就曾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因此，唐朝帝王也对景教青睐有加，如唐太宗时将皇帝的肖像，摹画在景寺的墙壁上，“天姿·凡彩，英朗景门”玄宗时将前五代皇帝的画像，也送来安放在景寺内，玄宗还为景寺题了匾额，凡此等等，都说明景教传教士们很懂中国的国情，竭力迎合中国的“天子”，以得到唐室的优容。
摩尼教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甚，这是由其教的特点决定的。摩尼在创敦时说道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这个思想决定了摩尼教适应性很强的特点。另外，摩尼教是一个集诸种宗教教义而大成的宗教，擅长于把其它历史宗教的材料合成一体。它在东西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传播地原有宗教的思想材料，因而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地区的教团就逐渐形成各自的特点。总的说来，西方的教团多披基督的外衣，东方的教团则多着佛教的色彩。唐代中国流行的摩尼教直接渊源于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中亚摩尼教团，在中国这个佛道教很盛的国家里，不但在原来的佛教色彩上进一步加深佛化，而且还出现了道化的倾向。摩尼教同景教一样，一传人中国，就开始其译经工作，陆续产生了许多译着。这些译着的佛教色彩浓厚之极，以致摩尼教被唐人误为佛教的异端；其道化倾向也很明显，这可从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看出。该文撰于唐玄宗时，其作者髙度地发扬了摩尼教灵活善变的传统，提出“三圣同一论”即把摩尼与释迦牟尼、老子视为一源，合而为一。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在佛、道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使摩尼教得以在中国境内扎根生长。
三教之中，伊斯兰教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算是最为微弱了。唐代的伊斯兰教，不是由传教士传人的，而是由于穆斯林商人们经商活动及其定居中国而得以传播的。商人们关心的是商业利益，而非传教活动，故唐代伊斯兰教不似景教与摩尼教，没有自己的译经活动。伊斯兰教的汉文译着活动迟至明末清初才会出现。唐代的伊斯兰教就宗教本身而言，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它既无向中国人传教的欲望与行动，也就不忙于积极、主动地去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它只是作为在中国经商、定居的穆斯林商人的个人信仰，默默地延续、发展着。
但是，穆斯林商人们既然前来中国经商，甚至定居，就要和中国人打交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道，时间一长，不会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是语言的影响，学会汉语，使他们能自由地和唐人交际。后来逐渐发展，穆斯林商人们的汉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了，以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升考中唐朝进士为标志，说明唐朝后期巳有汉文化造诣很高的穆斯林。唐代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大概主要是这些了。
2.三教在唐代传播结果迥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