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回族人民为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寿千的《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民族研究》1981年第5翻），记述了回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勋。董振修等的《马·骏青年时代在天津的革命活动》（《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对五四运动中回族先进青年马骏的革命事迹作了扼要的阐述。在“全民抗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中，回族人民也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陈宝松的《威震冀中的回民支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对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的成长过程及主要经验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刘金声等的《抗曰战争时期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叙述了渤海回支的战斗历程。除回族抗日武装斗争外，全国各地回族人民还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马云山的《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述略》、余振贵的《抗战前期大后方回族人士的爱国外交活动》（二文分载于《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3-4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1985年，王建西主编的《孟村风云录（第一卷）》（内部发行）问世，洋洋几十万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孟村地区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丰富了中国回族革命史研究的内容。另外，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回族人民还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一是宁夏南部的海固回民起义，一是甘肃南部的汉回藏各族联合起义。谢生忠等的《海固回民1938-1941年三次起义始末》(《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1、2期）、李荣珍的《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固回民起义》(《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对海固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及意义等作了阐述；郭正清、马自祥的《甘肃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幕壮剧——试论甘南起义中的民族大联合》、牙含章的《回汉民族团结的楷模——纪念甘肃南部回族农民起义领袖马福善》（二文分载于《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1986年第3期），对轰轰烈烈的甘南各族农民起义作了回顾和论述。
(四）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进展。1979年以来，回族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及《回族人物志（明代)》两本专着。这两本着共写了元、明两代历史人物传记30卷（其中元代为14卷），对元、明两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回族代表人物收录比较齐备，对有争议的人物，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回族人物志》的编纂是个创举，它的出版发行，是回族史研究领域的盛事，其对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另外，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回蔟历史人物故事丛书》，其选题包括回族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回族人物。这套书为历史通俗读物，书中所述主要事实均有史料依据，并反映了近年来回族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对元代回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进展较快。龙永行的《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汤开建的《元代赛典赤家族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高度评价了赛典赤·赡思丁及其家族的历史功绩。林松、白崇人的《萨都剌族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多方考证，确认萨都剌的族籍为回回人。徐志清的《阿合马理财的历史功绩》（《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对《元史》列为奸臣的阿合马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对明代回族人物的研究以郑和为最，林松的《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连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2期），对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郑和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郑和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其表面现象。陈有和的《论郑和的为宦时间》（《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李士厚的《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就郑和的为宦时间及其家谱的真实性作了新的考证。郑一钧着《论郑和下西洋》等书的相继出版，更推动了郑和研究向前发展。对李贽、海瑞、丁鹤年等的研究文章也屡见不鲜，兹不一一列举。清代回族人物中，除回民起义领袖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家蒲松龄，其族别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论。白崇人的《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经过艰辛的考证，提出了一家之言，认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的后裔。
另外，对西北诸马的研究近年来也硕果累累。陈秉渊着《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杨效平着《马步芳家族的兴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马步芳家族的若干史迹及兴衰过程。师纶着《西北马家军阀史略》则概述了马安良、马步芳、马鸿逵三股势力的发展、消亡。《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马鸿逵史料专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青海、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青海三马》、《宁夏三马》，提供了大量研究马家军阀的珍贵资料。此外，各地一些刊物上也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西北诸马的文章，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西北诸马的研究。
(五）开拓研究回t族经济文化史的新领域。赖存理着《回族商业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叙述回族商业历史的专着，填补了回族经济史方面的一项空白。全书共10章，22万余字，就回族形成过程的特点、回族商业特征、回族在各个时期的商业活动以及回族商业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此外，张迎胜、丁生俊主编的《回族古代文学史》的出版，也结束了我国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学史的局面，是回族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桩大事。《回族古代文学史》共分3编16章，按元、明、清三代编写了我国古代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全面反映了回回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卓越贡献。
1979年以来，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涉及回族经济文化史的文章也不少。穆宝修的《元代回回人的农业》(《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对元代回回农耕的土地来源和回回工匠东迁及其在中国的一些情况作了考述。孙滔、马忠的《封建社会回族经济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对元、明、清三代回族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形成和发展特点，进行了探索。马寿千的《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张克非的《清代西北回族经济结构初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对清代回族经济作了探讨。高占福、蒋新贵的《甘肃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一2期)则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考察了甘肃回族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另外，冯增烈的《略论“回回”文化》、李燕晨的《试论回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文分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1988年第2期)对回族文化从理论上做了有益的探讨。
余振贵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述》（《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一文则反映了回族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王永亮的《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阐述了从1907-1949年回回民族的文化觉醒运动。宁文的《从经堂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回族教育史的巨大转折》(《宁夏社会科学》19S5年第1期）、孔祥录、喇秉德的《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王永亮的《论回族教育的发展和历史作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对回族教育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余振贵的《伊斯兰教义哲学与儒家传统思想的显着结合——试论回族汉文译着（正教真诠）的特点》（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及《回族思想发展史研究会议》(《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罗万寿的《试析王·舆的宗教伦理思想》（《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冯增烈的《关于0回民族“当代意识”的思考》（《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等文章，对回族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回族思想发展史作了初步探索，迈出了对这一领域进行开拓的可喜一步。
研究队伍的初步形成
十年来，随着我国回族史研究蓬勃展开，回族史研究队伍亦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已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研究人员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在这些研究人员的辛勤劳动下，回族史研究在短短的十年内取得了大量成果，并日益引起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视。着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近年来回族史研究的进展一直予以关注。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白先生虽因年事已高未能参加，但每次都通过录音带作了讲话，就回族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提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的意见。另外，元史、明史、清史以及地方史、伊斯兰教史等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也对回族史研究发生很大兴趣，并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有关回族史的文章。还有，宁夏、云南、甘肃等地的一些回族老干部，对回族史，特别是近现代回族史的研究很重视，积极撰写了一批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回族人民革命活动的文章，并为促成几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的召开，出了不少力，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对本民族的热爱。由于研究队伍人员组成的广泛性，更由于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因而形成了我国回族史研究领域成果多、质量高的新局面。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回族史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处于发展和提高阶段，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还需要广大研究人员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本文原载于《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