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松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相信我，我们的一切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
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姐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沉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旗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的胸间插着冷光的利刃；”无论如何，这样困兽犹斗式的形象，表面上很难跟风流浪漫的诗人徐志摩联想到一块。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至死也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
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然而，当我们读到他的《自剖》，就不仅能发现这种矛盾的深层统一，而且会领悟到理想主义文化品格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来。”
其实，理想主义诗人都有表面对立的两面：一面是，敏锐激烈的批判；一面是，倾心倾情的赞美。在这章散文诗中，理想主义者爱和平的生性，由于受黑暗沉闷环境的压迫，酝酿发酵成一种不可遇制的爆发（就情感的激越性质来说，甚至让人联想到闻一多的诗《发现》），一种几乎不加节制的宣泄与诅咒。借以“毒药”为题，几乎象杜鹃啼血般地唱一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哀歌，这里显露出了徐志摩作为理想主义诗人的至情至性。正像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介鲁迅时说的那样：“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同时，“毒药”也是一个极好的意象，不过，徐志摩终不能象波德莱尔和鲁迅那样通过整体的想象力来处理它和发展它，获得情境的象征力量和反讽性，而只是作为“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激烈情绪的简单比喻。从作品本身看，情感的表现也嫌直露简单，象“因为……所以……”这样逻辑性而非表现性的语式，让人怀疑诗人在冲动的情感面前失去了控制力，因而说这篇作品有滥情主义倾向也不过分。理想主义由于黑暗的压迫产生一种怨毒式的情感是完全可以理喻的，但艺术创造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它的驾驭，它的价值和美的表现。感情的宣泄只能产生一种刺激，情感的美和价值的完好表现才能有持久的艺术力量。
《毒药》在艺术表现上不能算是一篇上乘之作。它有限的成功几乎全得力于情感饱和状态下诗人恣肆汪洋、俯拾皆是的才气。这一点，散文诗的欣赏者和创作者当能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