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1976年6月27日的上午。
一架法国A—300“空中客车”大型喷气式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着。银白色的机身舒展着双翅，带着红色条纹的尾翼向后高高翘起，在午后的阳光里焰烟生辉。伴随着发动机和谐的旋律，飞机翱翔在亚平宁半岛的上空。
“这是法兰西航空公司139次航班，正由希腊飞往巴黎。法航祝各位旅途愉快。”
机舱壁内的扬声器传出了空中小姐用英、法、希伯来语连续广播的柔美声音。
法航139航班是往返于特拉维夫——雅典——巴黎的固定航班。
凌晨，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1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后，经过三小时的飞行，在雅典着陆，再次起飞飞往巴黎。飞机在雅典着陆时，有59名乘客下了飞机，随后另有56名乘客登机。就在机场扬声器最后一遍催促旅客登机时，有4名乘客（三男一女）匆匆来到了检查处。其中，一名女乘客名叫布丽吉特·库尔曼。因为时间关系，检验官没有更多地对他们进行检查。
刚刚用过午餐的旅客们，靠在宽松舒适的航空椅上，透过舷窗，从1万米的高度俯视着机身下面波涛汹涌的海浪和婉蜒曲折的海岸线。
“2000多年前，这里曾孕育了辉煌的迈锡尼文化。”
坐在舷窗边的美籍犹太学者爱波斯坦轻声地赞叹着。
“到了巴黎你会感慨更多的！”
他身旁的女友埃丽娜说。这位身材修长，长相美丽的姑娘正偎在爱波斯坦的怀里。
20分钟后，“空中客车”已经可以窥视爱琴海深蓝色的胸膛了。
从雅典登机的女乘客拉开了她的旅行包，这是一位体态优美的雅利安姑娘，一头秀发如同一匹瀑布，不夹不束一直倾泻到腰间，一身干净整洁的服装。
她身边的一位犹太老妇人随便向她的旅行包里一瞥。突然间，老人的眼神凝固了，随即脸色泛白，颓然倒在座椅上昏了过去。
库尔曼从旅行包中拿出一只欣达式冲锋枪并站了起来。
此时，139次航班在自动驾驶仪的操纵下，改为平飞。机长巴科松了口气。他拿起电话，要后舱空中小姐给他和副驾驶送两杯咖啡来。
“砰！”的一声枪响，驾驶舱门被打开了。巴科回头一看，突然，脸色变了。他捅了一下副驾驶，手有些颤抖。
“你们……”
副驾驶是个年轻人，刚一回头便一声惊呼。
一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从后面顶住了巴科的头。
“降低高度。航向130度，转飞利比亚加西机场！”
低沉恐怖的命令如同枪管一样冰冷。至此，巴科已别无选择。而希腊的航空交通管制官对此情况竟毫无注意。
在特拉维夫以南100公里。贝尔巴希空军基地建立在一块沙漠绿地中，鲜为人知的以色列空军紧急作战指挥中心就设在这里。
在距地面300米的地下作战室里，中央控制中心光线暗淡。正面墙上，是正在显示地中海沿岸及其附近海域上空飞行区域的巨大荧光屏，屏幕上每隔数秒钟，就切换一次显示区域。各种形状的彩色图形、符号、数字令人眼花缭乱，闪烁不停的绿点表示正在飞行的飞机，弯曲的白线则代表空中管制区和雷达扫描区的分界线标志。
厄大的荧光屏下面，有一排雷达显示器，它分秒不差地显示着该地区每架飞机的经纬度。这些雷达将测得的有效数据会被另一侧的计算机中心进行复核审查。在那里，两架美国IBM公司生产的高速计算机，以每秒数千万次的速度“验证”着每架飞机的航线和高度。
突然，标号为“F139”的一个绿点从显示屏幕上消失了，监视器的红灯和计算机蜂鸣器同时发出声光信号。
年轻的操纵兵心里一惊，随即转动旋钮，把显示器大开关扭到极限，希望那个熟悉的绿点再次出现。
“坏了！”
他的大脑立刻出现了不祥的预感。
“法航139次航班在雅典以南上空突然失踪！”
他马上向值班军官报告这一突然情况。
“查明情况！”值班军官命令。
操纵兵按下计算机终端打印机开关，“IBM”计算机瞬间便送出一组数据：F139次航班，法航A一300型飞机，从特拉维夫经雅典至巴黎；巡航时速800公里，平飞高度8000米，载有245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
“立即报告空军司令部，通报内阁交通运输部以及以色列航空公司！”
值班军官又一次命令。几秒钟后，巴科的耳机里响起了以色列导航中心空中管制官急切的呼叫：
“F139，这里是特拉维夫导航中心，请速报你现在的位置！请速报告……”
巴科在一名劫机者押送下，来到客舱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舷窗窗帘全被拉上，只靠几盏壁灯照明。昏暗的灯光透过混浊的空气，映在了一个个惊恐万状的乘客身上。
空调被关上了，机舱的气温逐渐上升。空气中弥散着各种令人作呕的恶臭，他的五脏六腑开始翻滚。“不要东张西望，快回驾驶室！”押送他的劫机者在巴科背上推了一掌。
“上帝！上帝！我随你去耶路撒冷！”被吓晕的那个犹太老妇人在冥冥中念念有词。
“给我住嘴！”
库尔曼一个耳光打过去，老妇人脸上多了五道指痕。
“哈哈！我们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端出香果，佳肴……”
她要疯了，强烈的刺激摧毁了她的神经。
机上的那位犹太学者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的心脏病两次发作，多亏了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和女友的照顾，刚才女友也因不堪折磨而呕吐了。
1976年6月27日上午，以色列总理府正在举行着一个例行的星期天内阁会议。突然，一位总理军事助手匆匆走进会议室，神色紧张地将一份刚收到的情报递给了拉宾总理。
情报上写到武装分子劫持了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而且飞机上的乘客多数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部长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飞机上有多少以色列人，恐怖分子要把飞机劫持到什么地方去，要对他们怎么办。
那架法国的“空中客车”穿过地中海来到北非上空，利比亚勉强同意了劫机者的要求，让飞机降落加油，飞机降落到了班加西机场上；但劫机者的面目、飞行终点和要求还不清楚。
以色列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成立了紧急研究小组来处理这一问题。
拉宾上台以后恐怖组织采取了“以人质换同志”的新策略，即用劫持到的以色列人去交换他们被关押在世界各国监狱里的成员，以色列政府对此十分头痛。凭直觉，他认为这次劫机行动是那位在耶路撒冷受过足够教育的瓦迪亚·哈达德博士策划的。
瓦迪亚·哈达德的总部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并不是一个单枪匹马与以色列周旋的夜行大侠。他的组织与联邦德国的巴德尔——麦因堆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有密切的联系。
以色列曾为此下令对易受攻击的目标，尤其是飞机和机场采取“软贝雷帽”防范措施。伪装成乘客的保安人员多次挫败了恐怖分子挟持以色列飞机的企图。他们都身怀绝技且头脑灵敏。
但法国等外国航空公司拒绝了以色列采取的这种保安措施，它们声称过分地盘查乘客和不顾后果地动武会断送这条航线。对此以色列政府感到束手无策，而恐怖组织则看到了可乘之机，这一次劫持正是发生在法航的班机上。
拉宾在这种问题的立场上是强硬的，力主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与恐怖分子谈判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被劫后果。因此，在国内一出现劫机事件，他马上派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去“解决”问题。如果事情出在友好国家，以色列通常会敦促那个国家仿效以色列的方式，以武力解决，如果事情发生在不友好国家，第一选择方案通常是派突击队去强行制服劫机者，在绝无动武可能的情况下才考虑与劫机分子进行谈判。
“它会飞到哪个国家呢？”
拉宾皱着眉头猛吸了一口烟。去索马里吗？这很有可能，因为索马里当局是欢迎哈达德的，并允许他们在该国设立基地。但那意味着摩加迪沙机场上会发生一场血战，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以色列突击队与机场守卫军尸横遍地，而那架飞机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熊熊燃烧起来。
拉宾闭上眼睛，他陷入了沉思中。随后又传来了新的消息：劫机者在喀士穆上空要求降落，但遭到了苏丹当局的坚决回绝。拉宾摆手示意叫应急班子的成员们回家去休息，但是人们似乎没有看见他的手势。以色列电台的播音员不断地播送这架飞机的消息，全体以色列人的心都随这架飞机而变化。
这时，法航139次航班已经进入了乌干达恩德培上空，被维多利亚湖三面环绕的恩德培半岛从空中看去像一个从乌干达本土割下来的金皇冠。
A—300“空中客车”掠过波平如镜的维多利亚湖，平稳地降落在被红色沙质岩包围着的恩培德机场宽阔的跑道上，缓缓地向停机坪滑去。
劫机者感到很兴奋。
次日凌晨4点，摩萨德送来了确切的情报，飞机已经降落到乌干达首都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上。拉宾最初心头掠过一丝轻松感，他认为乌干达的统治者阿明可能会同情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的，因为他本人毕竟在以色列受过军事训练，总不至于把以色列的热情接待忘得一干二净吧！
但事实证明他完全错了。那位有着很长一串头衔的陆军元帅，埃迪·阿明·达达博士早已把以色列人的友情抛在脑后了，他后来还宣布要全力支持劫机分子。这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
6月29日下午2点，劫机分子通过乌干达电台播发了一份声明。要求有关国家释放53名他们的“自由战士”来换取人质。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是7月1日下午2点，只有48个小时。这53名他们的同志分别关押在5个国家；其中以色列有40名，联邦德国有6名，肯尼亚有5名，瑞士和法国各有2名。劫机者还提出，关押在以色列的40人要用法国的飞机送到恩德培机场，其他人犯由所在国提供运输工具。
拉宾在当天下午5点召开了应急班子会议研究对策。并要求助手通知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参加。他要求古尔尽快拿出行动方案来。但古尔直到7月1日早晨还拿不出方案。
已经到了紧迫关头，7月1日下午2点的最后期限马上要到了，拉宾迫不得已提议同劫机分子谈判。
由于事关重大，又有人不同意谈判，于是拉宾要求内阁部长们投票决定这个问题。结果全体一致同意用在押的恐怖分子交换人质。拉宾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强调军队要继续作好武力营救的准备。
劫机的事件出在法国的飞机上，法国政府承担了力促人质安全获释的责任。7月1日上午10点，以色列外交部同意通过法国与劫机者谈判。
此时，以色列请最高的，心理学博士来分析动机者的心理动态以争取时间来解救人质。
根据德洛尔的建议，总参谋部找来了原以色列军事顾问团团长、退役的陆军上校巴洛克。请他以老朋友的身份给阿明打电话，在电话中巴洛克高度赞扬了阿明在毛里求斯召开的非统会议上的丰功伟绩，并强调他在解决劫机事件上的无可替代的责任。
这个消息传到坎培拉后，恐怖分子欣喜若狂，他们深为自己能把以色列逼得走投无路而感到自豪。
在这100名被释放的人质中，包括了那位第一个发现劫机迹象的犹太老妇人。因为从她的瑞典护照中看不出她是犹太人，所以就被释放了。
当拉宾得知恐怖分子又给了以色列72小时考虑时间后，眼睛一亮，拍手叫好。他立即要求军方加速制定新的营救方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在拉宾的催促下，以色列的各种应变机构紧张地运作着。
7月2日上午10点，古尔匆匆来到总理府，他交给拉宾一份代号为“大力神计划”的武力营救计划。拉宾迅速地浏览了一下内容便拍板定案了。随后吩咐古尔照这个计划抓紧准备。
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派一支以色列突击队乘飞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随后对关押人质的候机大楼发动突袭，救出人质后一同乘坐飞机撤离乌干达。在此之前，曾设想以直升飞机夜间着陆及伞兵部队空降突袭等方案，但因速度慢而被否定。
政客们忙碌，军人更加忙碌。震耳的集合号在“野小子”特种作战部队营地吹响。号音尚未消失，全体官兵已在操场上整队肃立。“百里挑一，才能以一当十”，年仅38岁的伞兵司令肖姆将军从数千名官兵中挑选出了150名最精悍的成员组成了突击队。此刻，他背着手臂，叉开双腿站在阅兵台上，台下是与他姿势完全相同的突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