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丁易、王了一、李广田三位先生在本刊上讨论“大学里传授新文学”以及“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的问题。我赞成李先生在《文学与文化》（第四十三、四十四合期）里的论点，根据他的论点，大学里应该而且可以传授新文学，并教给人怎样创作。他指出现行的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表里规定得有种种旧文学的习作；旧文学的习作或创作既然可以在大学里传授，新文学应该也可以的。至于说大学中文系不应该以造就作家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可能造就作家，他也承认；但是他以为中文系也不应该专以造就学者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就可能造就学者。这两点我都同意。可是也许还有人以为新文学的作品没有经过时间淘汰，没有客观的选择和批评的标准，那些应该教，那些不应该教，定起来很难；只凭个别的教师的判断，未必妥当，可能只是浪费教学双方的精力和时间。再说新作品和新作家不断的出现，教师不能尽读，读了的也不能现蒸热卖的就拿来教人；而学生对于这些新作品和新作家也许读的倒比教师多，这就更难。这两层意思合起来，也许就是各国大学不传授现代文学的传统的理由罢。但是在科学方面，大学课程却包括已有定论的现代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可以就有定论，正因为有客观的标准的原故。现代文学确是不能如此。不过中国的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另起炉灶的新传统，是现代化的一环。大学的目的或使命，如李先生所说，是“批判地接受旧的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的文化”。要做到后一层，就不能不理会新文学。中文系的学生希望教学新文学，像王了一先生文章里说的，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应该有的情形。到了现在，我们的新文学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新传统已经建立起来，对于有些作家与作品已经有了差不多公认的评价，我们是可以相当的客观的来选择来教学了。再说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旧文学的那些定论，我们也只是批判的接受，并不一味信从；我们正在改变旧传统，扩大它，看看这些年中学国文教科书里选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在现代，选择和批评旧文学，其实并不比选择和批评新文学容易多少。自然，教新文学也得有个时期的限断，例如限至抗战以前或抗战终了都未尝不可。以后新出现的作品和作家就只能在王了一先生说的演讲或讨论会里提出来，没法放到教室里去。
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的主张逐步实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开过“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课程，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是选修科，学生选修的不少。我希望国内各大学中文系至少要开设这一个选修科目；照现行的办法，添设科目，大学各系是有权决定的。进一步是将新文学放进必修科里。李先生主张中国文学史课里应分一部分时间给现代文学，我同意。不过我知道教这课的教师总感到时间不够分配，讲完清朝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现代文学更谈不到了——即使他们有兴趣讲它。我自己是讲到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为止，我想通史讲到这儿也够了。若能添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课程，将新文学放在末一期里，那就可以讲得详细些。此外必修科的文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也可以留一部分时间给现代文和现代诗（白话文和白话诗）。为了教师的方便，还可将这两种课程各分为两段，一段是古代，占四或五学分；一段是现代，占二或一学分。清华大学中文系将这两种课程分得更细些。除照部定的不分段的之外，更有分段的：文选分先秦、汉魏六朝、唐宋三段，诗选分汉魏六朝、唐、宋三段，每段三学分，一学期教完。学生可以只选一个不分段的，也可以选两个分段的。一学年中或开不分段的，或开一个两个分段的，看情形而定。现在我们决定再各加上现代一段，也是三学分。这整个办法得多一两位教师才成。还有小说戏剧选一科，全年四学分，我们现在将它分为小说选和戏剧选，各二学分。照一般的了解，这个课程只教旧的，小说从唐朝到清朝末年，戏剧从元朝到清朝初年。我们现在分为两部分，旧的和新的分年轮流教；例如本年度我们开了旧小说选和现代戏剧选，下年度就打算开现代小说选和旧戏剧选。学生必须选习一种小说选和一种戏剧选，但是可以不拘新旧。我详细的举出这些办法来，见得在现行的大学中文系课程里加进新文学是不难的，并不必等教育部改定科目表，只要文学院和中文系的主持人有兴趣提倡新文学就行了。
以上是我的第一个意见。但是新文学既然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环，要传授它，单将它加进旧文学的课程集团里是不够的，我们得将它和西洋文学比较着看，才能了解它，发展它。一方面我们要批判地接受旧文化、旧文学，也非有这种比较研究不可。经过这种比较研究，才能够建立起现代化的标准，进行批判的工作。李先生主张“尽可能使（中文、外文）两系沟通”，主张“设置中外文互选课”，如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概论”、“传记文学”和外文系的“翻译”等（都是选修科目）。我本来不看重“文学概论”这一科，觉得“概论”往往肤泛而不切实。但是我渐渐知道这未免是不切实的“高论”，像“文学概论”这课程，若是选材适当，对于沟通中西文学是大有帮助的。学生也迫切需要这种比较的沟通中西的知识来做他们的引导，在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李先生教这个课，那时选修的人极多，可以为证。清华大学中文系现在更将“文学概论”放进必修科目里，翻译这个课也照常开着。此外现行中文系的必修课程里还有世界文学史一科，和第二年外国文并列，学生可以选择二者之一。这世界文学史一科，也是比较研究和沟通中西的门径。王了一先生提到“从前清华中文系以西洋文学史为必修科，学生多数是英文颇差的，他们竟是叫苦连天”。这是事实。那时西洋文学史是西文系的课，教师是外国人，指定阅读的分量很重，中文系的学生修这个课，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上头，差不多反客为主，可是还常有不及格的。现在世界文学史是中文系的课，用中国话讲，指定阅读的是翻译的名著，学生就不会叫苦了。
但是也许有人说这样用翻译教世界文学史不道地，学生得到的知识不确切、不真实。这话也有道理。不过能够直接读外国文的，教师还是鼓励他们去读原书；不能的这样从翻译学习，也可以长进不少。况且这一科的目的原在供给比较的材料，我们主要的还在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新文化；配合这个迫切的需要，暂时从翻译入手也很好。至于久长之计，王、李两位先生都提到闻一多先生的中外文合系的主张，诚如王先生所说，“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个意见。
闻先生的《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的稿子，经我整理成篇，就在本刊本期发表（六十三期）。
去年上半年他曾向我谈过这种主张，我那时不赞成。一来觉得一国的语言文学最具特性，应该独立成为一个学系，英、美大学也都还如此。二来觉得抗战前有独立的中国文学系，抗战胜利了，倒取消了它也不甘心似的。后来回到北平，见到他的这篇遗稿，又和别人讨论，渐渐觉得他的主张很有道理。
关键在我们的新文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新文学和新文化趋向现代化，需要比较的研究来加速它。王了一先生说：“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话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我们更希望这类人才加上中国文学的修养。
只有几种“中外文互选课”究竟还不够。一方面要“批判的接受旧的文化”，养成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只有几种“中外文互选课”也究竟不够。“中外文合系”之后的文学系，的确是能够配合这两方面的需要的。至于特性一层，有一位同学指出历史学系包括着中外历史，中国史的特性却并没有因此消失。闻先生也曾提到哲学系讲中西哲学，政治学系讲中西政治制度和思想，但是论到特性，似乎中国语言文学最显著，其次就数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特性并没有因为和西洋历史合系而消失，中国语言文学的特性大概也不会因为“中外文合系”而消失的，我们很可放心。至于语言学的发展要求独立成一学系，闻先生说得够明白，我没有什么补充的。
不过，李先生说过，“在今天，两系合并还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当然还有困难”，也是不错的。我想现在第一个困难是两个新的学系难得合式的主持人，因为过去人们所受的语言文学的训练都是中西分开的，兼通的极少，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少。第二是两系只分四组，课程定起来很难精当；若是多分组，又太破碎。而一般人的爱国的成见，像我自己所曾感到的，消除也不易，因此请求教育部批准也就没有多少希望。
再说各大学的中外文系同仁赞成这个建议的恐怕一时也不会很多。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最好先由一两个大学试办。先由中外文系商定新的两系四组的课程，这些课程限于中外文系已经有的，不增加教师。下学年中外文系二年级学生愿意修习新的两系课程的，让他们照规定的选修，但是愿意留在原系也成。修习新定课程的，由文学院长签字，将来可以作为文学系或语言学系毕业。这样暂时还维持中外文系，并不成立新的两系，问题就少得多。这样向教育部请求，或者可以得到同意的。
1947年12月11日，《国文月刊》第六十三期。
附录：
《国文教学》后记
叶圣陶
《国文教学》原是一本小册子，收集佩弦跟我的单篇文章，有关国文教学的。编成两部分，一部分他的，一部分我的，还附一篇浦江清先生的文章。现在编佩弦的全集，就把他的一部分拿出来，又补入《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论诗学门径》、《文病类例》、《写作杂谈》、《关于写作答问》、《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共六篇，连同他原先的序文，成为一卷，仍旧叫做《国文教学》。补入的六篇是朋友们收集的，都跟国文教学多少有些关联。
195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