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父家长制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直到近代还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我国原始社会解体，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革命，我们的先民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即所谓“器唯求新，人唯求旧”；与此同时，家族奴隶制度发展成宗族奴隶制，而不是像古罗马那样由家庭奴隶制变为劳动奴隶制。中国古史发展的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不够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环节。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这种社会结构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同希腊文化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颇相差异。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主要以伦理为训条而不是以法律精神治理国事，中国的每一个个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治，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
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不只是中国某一学派的信念，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特征，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分支中，如中国文学高度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压倒一切，智育成为德育的附庸；
哲学则与伦理学相混合，孔孟的哲学更成为一种“伦理哲学”都是突出表现。
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将人推尊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天有四时，地有其材（资源），人有其智”。把人与天地等量齐观，并列论之。因此，有的学者将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称为“天学”，将宣传“轮回”、“因果报应”的印度佛教文化称为“鬼学”，将重视人伦道德的中国儒学称为“人学”，这种概括不无道理。
传统的伦理思想有其精华的一面，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的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动力，即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文化气质曾造就了历史上许多悲壮高洁的民族英雄、浇灌了美丽的精神文明之花。
“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都从传统伦理思想中吸取了积极的思想营养，立德，立功，彪炳千秋。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型”特色又具有精神虐杀的一面，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封建等级关系伦理化，凝固化，成为封建压迫的一种形式。在伦理义务的绝对拘束之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整个社会呈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伦理愈益成为束缚卑贱者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