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在“文房四宝”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它既是书画的文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细细品味古人镂刻在砚台上的各种各样的铭文，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
铭，本义就是“镂刻”的意思，郑玄说：“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造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方而平浅者，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此砚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知为佳砚也，儿子辈弃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其谪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尤图阁直学士欧阳修记。”这篇铭文是一篇很好的散文，它不仅详细记载了这方南唐歙砚的由来及收藏经过，而且记载了南唐时造官砚的历史，因此也是后人研究中国砚台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铭文作为一种文体。它可诗可文，可长可短，十分灵活自由，清代纪晓岚曾有九十九方名砚，故以“九十九砚”命名其斋，每方砚台必刻有铭，如赤石砚铭：“迂士得之，琢雕为朴”。淄石砚铭云：“刻鸟镂花，弥工弥俗。”螭蚊砚铭云“雕镂盘螭，俗工之式”……或谈艺文，或论为人，信手摘辞，皆有深意。
铭文或以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叹，不拘一格，据记载民族英雄岳飞有方遗砚，砚背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个字，表明了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趣的是这方砚到了宋咸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转辗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中，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铭文，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将爱国主义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宋代开始，一些文人将铜雀台瓦改制成砚台，这种砚有贮水数日不渗，发墨快的特点，十分珍贵。宋苏辙《铜雀砚铭》曰“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甚坚而泽，归以遗余。为之铭云。”也有人以铭文申鉴戒。苏东坡长子迈将去德兴县做县尉。临行前，东坡送儿子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文，以作告诫，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从学习态度到为官宗旨等方面对儿子进行谆谆告诫，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