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日本陆军早就做好了和大清作战的准备。
1882年的8月15日，朝鲜的“壬午兵变”刚刚结束，陆军的第一元首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山县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相距甚远，无关痛痒”，日本想定的敌国应该是“直接附近”的大清，如果不立即扩充兵力准备与大清开战，则“帝国与谁语维持独立，又与谁言富强”。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提出陆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改为在大陆进行平野运动战，将陆军现行的面向防守的镇台制军制改为面向进攻的师团制。山县的建议得到了内阁和军部的赞成。1888年已有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和熊本六个镇台分别改组成第一到第六师团，在组织上做好了和大清战斗的准备。
在这段组织准备的时间内，日本军部保持了低姿态。这就是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时日本始终没有采取激进行动，避免和清军开战的原因。但是恰好是这种低姿态，使得李鸿章和袁世凯放松了对日本应有的警惕，误认为日本只是个“蕞尔小国”，对大清构不成威胁。
1893年10月，还是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部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军备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有朋指出：“欧洲目前保持着势力均衡，短时间内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极小，列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计划着侵略亚洲。特别是沙俄，正在施工的西伯利亚铁道可能在10年内建成，日本要在这几年内整备好军备。这样不仅能在一旦有事之时保证祸不及身，而且还能趁机取得更大的利益。那时我国的敌人将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
山县还预测：“不出10年，我国和俄国关系必将破裂。在此之前我国必须确保朝鲜，所以应该考虑早日对清进行战争，这是绝对重要的前提。”
这份意见书所阐述的其实是从1887年开始，由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主持，由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这个构想的制定花了4年时间，到最后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的。
甲方案中假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不能取得；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这个小川又次后来做到陆军大将，第四师团师团长，是二战战败后自杀的杉山元陆军大将的老丈人。
这个作战计划是陆军制定的，所以陆军早就做好了准备。现在海军三景舰也建成了，所以海军也算做好了准备，大家就等着找机会和大清开战了。
机会总算来了。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川上操六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1893年初开始的“东学党之变”给日本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东学党之变”在韩国和朝鲜是被称作“甲午农民战争”的。开年二月份，全罗道就发生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暴动，首领叫全琫准，是个东学党人。“东学”是19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出现的一种半宗教半迷信的民间帮会，和后来中国的义和团有点类似。自称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老是念一种只有13个字的咒文，据说念多了就可以包不生病，还可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平等社会。而李朝认为东学是异端邪教，加以镇压，在1864年把第一代教主崔济愚给杀了。
第二代教主崔世亨不久又在南部有了很大声势，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教主申冤，驱逐倭洋”。1893年3月东学党人进入了汉城，要直接向国王诉冤，那时倒还没有搞武装暴动，进了汉城以后还见机行事，把“为教主申冤”的口号收了回去，只提“驱逐倭洋”——赶走日本人就行了。
但这次全罗道的暴动在性质上和以往类似于跳大神的东学党大有不同，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暴动，朝鲜农民在贪官污吏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已经活不下去了。赵秉甲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四间草房居然一年要交百余金的税，十亩水田居然要收四石租子，农民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如何应付起义军成了朝鲜政府最大的难题，当时政府已经没有镇压起义军的能力了，可能的选择就是和起义军谈判或者向清廷借兵镇压。
早在前一年东学党人开始动作的时候，朝鲜政府中就已经有人提议向大清借兵，而且朝鲜内务府官员朴斋纯还和袁世凯商量过这件事。袁世凯的意思是，东学党就是一些乌合之众，不值得大惊小怪，以免闹出国际问题。加上向大清借兵是要朝鲜负担军费的，朝鲜本来就不宽裕，就算有钱还想留着自己花呢，所以看东学党没什么动静了，这事也就没有再提，要不要进行改革更是无人过问。
这次东学党人来势凶猛，恐怕不会无疾而终，向不向大清借兵的问题就又来了。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鲜国王，提出借外兵助剿。最积极提议向大清借兵的是得到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支持的闵泳骏。
但李熙一直下不了决心，首先是有朝臣反对，认为借外兵剿自己人，总有点不上台面，再有就是李熙自己也担心借了大清的兵，日本军和俄国军会不会一起来凑热闹。但是这次全州失陷，京畿震动，也顾不了什么内人外人的了。至于日本和俄国的事，闵泳骏拍了胸脯担保，说袁世凯袁大人自有主张，不会出事。
那么袁世凯知不知道根据《天津条约》，一旦中国出兵，日本也有权出兵这回事呢？他知道，而且他知道日本肯定会出兵，但是他不知道日本将会怎样出兵。
从东学党动乱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帮过朝鲜运兵，所以日本人知道大清不会置身事外，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清廷出兵的兵力和时机。驻朝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书记官杉村濬在得知朝鲜国王决定向大清借兵后，还特地派了书记生郑永邦去袁世凯处向其转达“我政府必无他意”的口讯。
因此根本就没有判断出日本意图的袁世凯做出了“即使日本派兵，也不过和前两次一样，来个二三百人保护其使馆安全”的判断。6月1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请求发兵。第二天，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证实了朝鲜决定借兵，而袁世凯也已向李鸿章发电请求得知派兵的底细。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照会清廷请求支援。当天已经通过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了解了此事的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重复了杉村濬的话，这使得李鸿章更加相信日本人无心朝鲜，出兵朝鲜于是就定了下来。6月6日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告知清廷应朝鲜政府请求，按“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李鸿章派出的军队是分三批走海路在朝鲜牙山登陆的。第一批是作为前锋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的910人。6月6日下午6时坐船自塘沽出发，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第二天登岸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1055人，分乘海宴、定海二轮，于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领的500人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此时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人。
可是，清军一开始行动，日本人就变脸了。
6月6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于是与汪凤藻扯起了皮，要求汪凤藻修改，而汪则“正词拒之”。李鸿章也复电汪凤藻：“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李鸿章还只是以为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有意找茬，而没有看到这是日本在为以后扩大事态做准备。
同时，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这时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表示从衫村濬得来的消息显示，日本政府派兵的目的只是“调护使馆，无他意”。
李鸿章和袁世凯都以为能自圆其说，并没有多想，但当他们后来得知日本派兵的数量时，都吓了一跳。日本派的军队绝不是“调护使馆”的数百人，而是一个混成旅团，7000人！
十四
袁世凯傻了，李鸿章呆了。
事态的发展，正在按伊藤博文的计划进行。6月1日伊藤博文收到杉村濬的电报后，立即召来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当川上听到伊藤说“好像袁世凯终于把清军带进了朝鲜”这句话时，居然回答了一句：“果真不出所料。”
原来，川上在东学党叛乱刚开始时就本能地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了，立即派出后来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伊知地幸介少佐前往朝鲜半岛收集情报，5月31日才刚刚回到东京。
“你的计划呢？”伊藤问川上。
“天津到仁川需要两昼夜，而从门司（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到仁川则需要四昼夜。”川上兴奋地报告。
“就是说日本要比对手先行动两昼夜才能打个平手。”伊藤笑了，“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派兵问题。”
“阁下，”川上神秘地说，“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会提议派一个混成旅团，希望阁下能够支持。”
伊藤博文是个文人，不明白川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川上对伊藤解释说，内阁可能会反对大规模派兵的计划。所以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川上次长商议下来的对策是派遣“混成旅团”。当时日本陆军编制中一个旅团不到3000人，但是如果用“混成旅团”的编制，加上工兵、炮兵等，能达到7000多人。
果然在6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注意到了这个“混成旅团”和“旅团”的区别，因为他原来是陆军大臣。但西乡也就只是皱了皱眉，认为陆军这么干有点偷鸡摸狗的嫌疑，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又有谁敢说个不字？
阁僚会议很快就一致通过了决议：为了和清国对抗、护卫日本公使馆及在朝日本侨民，由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编成一个混成旅团出兵朝鲜。6月5日，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里设置了“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