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贯一郎的谈话用词发生问题，其责任并不单单在铃木本人。27日日本外务省官僚们就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波茨坦公告》，得出的结论是：不必过分看重《波茨坦公告》的用词，就算是有“无条件投降”这件事，也总要谈一个手续和技术细节，《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催促日本人坐到谈判桌前来而已。
和外务官僚的这种漫不经心相比，大本营里，以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为首的“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强硬派们，则要求首相发表一个措辞强有力的声明，给英美士兵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管是外务省，还是大本营，不知怎么的都没有注意到波茨坦在哪儿？美英苏的巨头怎么到那儿去开会去了？那地方原来的主人怎么样了？那地方现在又是怎么回事了？
无条件投降这种东西是有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所谓技术问题自然会有人来自作主张地处理。
但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铃木贯太郎本人同意外务省的分析，但又要照顾到大本营的情绪，这就来和一个稀泥，不直接谴责这个公告，想对同盟国方面暗示：其实这个公告也不是不可理解。最后对大本营也表示了这个意思：本官并没有接受投降，但你们真的对“本土抗战”有信心吗？
日本人很喜欢自我陶醉地玩这一类文字语言游戏，铃木贯太郎在6月8日的重臣会议上，面对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有关战争继续的问题时，是这样拍着桌子回答的：“道理之外的例外的道理总是有的，如果彻底抗战不能取胜，我们剩下来的就只有去死。”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没有人知道，看你对“死”的认识而定，所以“彻底抗战派”东条英机听了以后猛点头，“和谈派”近卫文麿也面露微笑，都认为这句话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但不开化的欧美人文化不同，他们一般不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而就是按照你的字面意思来解释，解释不了的时候就再问你一次。而这次，在欧美人看来没有再次确认的必要，日本人已经表示得相当清楚了。
就这么一个单词的翻译，引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看起来是所向披靡，指东不打西，但是只有美国人才知道他们自己花了多大力量。日本人在到处玉碎，战死比率高得惊人，但是死了多少日本人，和美国人有什么关系？美国人所关心的是，死了多少美国人，而不是杀了多少日本人。
硫磺岛一战持续了40天，美军战死6821人，负伤21865人，而90天的冲绳打下来，美军的损失达到战死12520人，战伤72012人。如果真要强行执行原定的“奥林匹克作战计划”的话，于1945年11月在南九州的志布志湾登陆，没有人敢预测美军到底要付出多大牺牲。
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处境不太好，向美国人民去宣传他们在硫磺岛和冲绳分别杀死了两万和10万日本兵，是没有作用的。美国人民会质问他们的政府和军部：你们有没有办法能让我们的孩子不死？
有办法的，美国人会想出一切方法来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太平洋战争中，这一美利坚民族性的表现就是雷达、VT信管和原子弹这三大杀器，现在应该是原子弹登场了。
事实上，杜鲁门在7月25日准备好了《波茨坦宣言》文书的同时，签署了投放原子弹的命令，这已经是最后通牒了。可是蒙在鼓里的日本人还在玩弄文字游戏，但美国人没有玩游戏的兴致。
原子弹于1945年7月26日，由重型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运到提尼安岛。8月2日，第20轰炸集团司令李梅中将发出了有名的第13号作战命令：
攻击日：8月6日；
攻击目标：广岛市中心部及其工业区域；
预备第二目标：小仓兵工厂及其同市中心区域；
预备第三目标：长崎市中心部；
投弹方法：目视投放；
投放高度：28000～30000英尺；
速度：时速200英里。
1945年8月6日凌晨01∶00，参谋本部情报部的特情部门捕捉到了美军在提尼安岛一带的V呼号，经判断，应该有3架B-29要往广岛方面运动。这3架B-29实际上一直在参谋本部的监视下，但这时日本人已经被炸麻木了，这天就3架B-29过来，应该说是福音了，谁也没有想到这3架比平常的300架还更加可怕。
顺便说个笑话般的事实，太平洋战争中参谋本部发出的最后一个“感状”，也就是嘉奖令，居然是表彰情报部的特情部门捕捉到了这个原子弹轰炸部队的呼号的。
08∶11，恩诺拉·盖在广岛上空出现，因为只有3架飞机，所以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大家都以为是来进行侦察飞行的。然而，8时15分30秒，恩诺拉·盖在日本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和工业基地之一的广岛上空，扔下了那颗有名的“小男孩”，广岛市35万人口中有14万人当时就死在了这一个“小男孩”手上。
日本时间7日黎明，杜鲁门发表声明：“16小时以前，美国空军飞机在日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广岛上空，投放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的威力，相当于两万吨以上的TNT炸药，破坏力比现在英国人拥有的最大的超级炸弹（Grand Slam）还要大2000倍以上……这种炸弹是原子弹。
“我们为了从完全毁灭中拯救日本人民，在7月26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而日本领导人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毁灭将像未曾有过的大雨一样，从空而降在他们头上（If they do not now accept our terms， they may expect a rain of ruin from the air the likes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seen on this earth.）。”
美国的各个电台，在整个7日都在反复播送杜鲁门声明。晚上，外相东乡茂德在陆相官邸和陆相阿南惟几举行了会谈。会谈从6点钟进行到9点，会谈内容到现在也不得而知，但一般认为阿南和东乡在战争已经失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8月8日一早，东乡茂德在和铃木贯太郎商谈以后，进宫觐见天皇，提出了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来讨论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
在得到天皇的同意之后，东乡找来了内阁书记官长，前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女婿迫水久常，来准备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是9日凌晨3点了。迫水久常刚准备在办公室里睡一下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迫水接过电话，里面传出来的消息让迫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电话是同盟社外国电信部部长长谷川打来的：“刚刚从旧金山的广播中听到，好像苏联向日本宣战了。”
二百五十二
长谷川的消息没有错，4小时之前，驻苏大使佐藤尚武总算得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答应召见他的通知。忐忑不安的佐藤尚武一点没有松气的感觉，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吉是凶。
佐藤尚武接到的国内指令，是一定要找到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让他们答应近卫文麿作为日本政府特使，进入莫斯科和他们商谈有关苏联帮忙调停和谈的问题。可是佐藤一直找不到人，一直到8月6日，佐藤才从广播里听到斯大林从波茨坦回来的消息。
虽然苏联还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名，可能斯大林去波茨坦是谈有关德国战后处理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假设斯大林根本没有参加对日最后通牒的《波茨坦公告》讨论。如果《波茨坦公告》本身就有苏联人在掺和，那还扯什么帮忙调停？这次莫洛托夫召见又是为了什么呢？六神无主的佐藤尚武，昏头昏脑地坐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的外面。
终于被容许进入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佐藤尚武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准备好了的致敬语，莫洛托夫举起了手制止了佐藤大使，用非常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我奉命对贵大使通告以下事项。”说完，拿出一张纸读了起来——苏联对日宣战公告。
一小时以后，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麾下的157万苏联红军，在4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的支援下，对满洲的120万盗用了关东军名义的日本老弱残兵，展开了一场漂亮的钳形攻击。
8月9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上午11点之前召开的。会议刚刚开始的11∶02长崎又遭到了第二颗原子弹的袭击。
参加会议的有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外相东乡茂德、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大将、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等6人，列席的有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陆军省军务局长吉积正雄中将、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和内阁综合企划局长官池田纯久中将这四名干事。铃木首相开门见山：“除了广岛受到原子弹攻击之外，现在苏联又参战了。从形式上看，战争已经无法继续，只能接受《波茨坦公告》了，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会场内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这时从外面又传进来了长崎的噩耗。
没人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这军部三巨头提出了三个条件：
1.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的范围和时间要尽可能的小。
2.由日本人自己进行军事解除。
3.惩罚战犯也由日本人自己进行。
三比三，得不出结论，会议中止，改为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临时内阁会议还是一样得不出结论，大家还是面面相觑。
铃木贯太郎又把临时内阁会议改回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请来了天皇，再叫上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这就成了御前会议了，地点是在皇宫中的防空壕中。
铃木挨个地问了意见，六巨头的意见还是三比三，时间已经到了8月10日凌晨两点。这时候，铃木贯太郎做了一个出人意外的举动，只见他站了起来，一字一字地说：“花了这么长时间而无法统一意见，非常遗憾。因为意见不一致，所以想知道陛下的意思，根据陛下的旨意来得出会议的决定。”说完走到昭和天皇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会场的空气一时凝固了，人人都觉得太出乎意料了，但是马上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安宁的表情，朝昭和天皇望去。
昭和天皇一字一顿地开了口：“那朕，就说说朕的意见。”
昭和天皇首先表示支持东乡外相的意见，理由是自从开战以来，陆海军的所言所行不一致的地方太多，参谋总长说本土决战准备齐全，而去地方视察的侍从武官回来的报告根本就不是这样，看来和英美的决战绝无胜算。
昭和天皇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抹了抹眼角，继续说了下去：“在此之时，必须忍不能忍之忍，回想三国干涉之时的明治天皇，朕决心结束战争。”
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02∶30，会场一片哭声。
御前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召集等候在外面的阁僚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在“维持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维持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通过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转告了美英中苏四国。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求降，因为这是有条件投降，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有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却认为：为了避免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中的牺牲，应该接受日本人的求降条件。结果是采取了一个很公平的方案：由伯恩斯国务卿来起草接受日本人求降条件的回答。
詹姆斯·伯恩斯就是一个美国梦的象征。出生就丧父的爱尔兰人后裔，由帮人做裁缝的寡母抚养成人。由于家贫，伯恩斯连高中都进不去，初中毕业以后就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帮忙，后来成为了法庭书记员，在1910年28岁的年纪当选为国会议员。伯恩斯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他积极提倡大规模的公路整备计划，吸引了大量司机和建筑业者的支持，并成为了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坚持对德国和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在整个40年代中，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别看伯恩斯所受的学校教育并不多，但他的口才和文采极佳。他起草的“伯恩斯回答”是现在日本人看到还哭笑不得的：“天皇以及日本国政府的统治权，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制限下行使。”这样既同意了日本人的求降，同时还满足了史汀生和福莱斯特不想再打仗了的希望，顺便把所谓的日本国也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随便捏的面团。
这个“伯恩斯回答”，于8月12日通过商用电报网络送给了同盟通讯社。
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对这个回答当然不会有意见，但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的强硬派们当然不肯接受这个回答，顿时大本营的佐级军官们一片喧嚣。阿南惟几的小舅子竹下正彦中佐，直接就提着刀找到他姐夫，说你要是接受了这个回答，就干脆用这把刀剖肚子得了。
竹下正彦当时是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内政班班长，陆大51期军刀组，他老爹是陆军中将，陆大第六期的竹下平作。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姐夫特别多，陆大39期军刀组奥田千里大佐，第五航空军参谋长中西良介全是他姐夫，不在乎死个姐夫。
这位和后来陆军省、近卫师团一部分参谋阴谋的“宫城事件”政变有关，但最后别人自杀，他当没事人。战后逢人就说别去自卫队，结果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了自卫队，最后还官至第四师团长，陆将，相当于战前的陆军中将，也算个会混的。
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找到丰田副武，力争“死个2000万日本男儿，我不相信这场战争真会输”。
闹得铃木贯太郎也泄了气，到了12日晚上说了句：“实在不行，那就继续打吧。”
二百五十三
继续打，真有人在这么想，别看“鬼子”打“鬼畜”不行，可是打“鬼子”不在话下。搞政变是陆军的光荣传统，2·26事件以后好久没练了，有人正憋着一股劲呢，陆军省的佐级军官们制定了详尽的政变计划，推翻铃木贯太郎内阁，重组“真正的”军人内阁，抗战到底，不来个一亿总玉碎绝不罢休。
这时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搬到了一起，在原来参谋本部的院子里，一楼参谋本部，二楼陆军省，陆相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没事就能互相串门。两人都知道这个政变计划，但装作没事人似的照样出席各种会议，对于陆军内部的阴谋滴水不漏。一直到14日早上，按照计划，七点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和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举行会谈，讨论政变细节；8点钟陆军省参谋本部高级课员以上全体集合；10点钟开始政变行动。
7点钟，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长荒尾兴功大佐，面见阿南陆相和梅津总长，陈述政变计划。但是梅津美治郎听完了，却说了一句：“我不同意政变。”阿南加了一句：“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