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0日，笔者参加了一个关于流动儿童异地高考的会议，会后，一位长期关注村民民主并且在乌坎中蹲点很长时间的朋友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参与乌坎的图书室建设，我很明确地当场拒绝了。回到家，我发了一条题为《记者要有现场感 学者要有历史感》的搜狐微博：“今天有朋友邀我参与乌坎的图书室建设，我拒绝了。我觉得，我们对乌坎寄予太高希望了，它耗去了太多的行政和媒体资源，所得也不过如此。土地和法律体制不变，乌坎经验推广到全国，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而已，甚至广东都不敢保证。到现场，你会热血沸腾；但隔着一段时空，你会变得冷静。作为记者，要有现场感，作为学者，要有历史感。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学者的角色。对重庆，亦如是。”
最新消息是：广东汕尾陆丰乌坎村以1人1票选出了村委会，虽然村内大肆庆祝民选村委会正式运作，却无法掩盖村委工作举步维艰的实际困局。新任民选村委会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至今未收到上任村委交接资料及银行账号，面临行政和财政困境，基本工作亦难以展开；身兼官方村党总支书及民选村委会主任的林祖銮批评地方政府阻力。舆论直指，内地农村迈向民主一切都是空谈！
当初欢呼“乌坎模式”的人们不免要大跌眼镜。联想到《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3月8日《“最贪镇长”李丙春：土地暴利中的权力寻租》一文中所报道的：2月23日，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前党委书记、镇长李丙春在法院受审。根据检方指控，这位“最贪镇长”涉嫌贪污3870万元、挪用公款1.78亿元，而所涉及款项几乎全部来自李桥镇下辖村的征地拆迁补偿……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土地公有（集体所有），权力就一定会变成私有，那么，民主、法治、廉洁皆不可得。
一人一票，看上去很美
广袤的中国大地，一个个小村庄，一人一票尚且如此之难，何况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3.4亿人口。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就像一张照片、一个电视画面，有声有色，看着真真切切，却怎么也抓不住。
就以一年一度轰轰烈烈的全国和地方两会来说吧，有人做过核算，从地方到中央，每年两会耗费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但稍有两会常识的人们都知道，每年一度的两会，声势浩大，但真正能够在会上解决的问题并不多。仅以全国人大会议为例，近3000名代表，平均每67万中国人才能选出一名代表（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就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按照人人平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的原则分配的两千名代表名额，大体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那么剩下将近1千名代表哪里去了呢？主要是军方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比如十一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就达到411人），这已经大大超出大部分国家的议员人数了。在多数议会国家，全国性质的议员总数都在500人上下，每次会议最少不少于3人最多不会超过40人。人数再多就无法讨论问题了。
而我们10天会议，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开大会，要审议和通过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草案报告，有时还要审议和通过多项法律和人事任免事项，2012年全国人大的议程就整整十大项。其中读一部报告、念一部法律都往往要占用半天时间，再剩下半天时间审议和通过，根本就没有代表们的辩论时间。假设平均一个代表讲话一分钟，就是50小时，以每天工作8小时计，需要整整6天零2小时时间！当然，代表们不可能在大会场上一人讲一句，但即使是分组讨论，也没有多少时间；而且分组通常也是按地区分组，而非按议题分组。
这样的会议，全部都是“既定议题”，代表们几乎没有任何自选动作，自选动作都在会外！大量跟两会有关甚至直接涉及两会本身的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都需要通过媒体这个公众舆论平台去挖掘、去放大、去延伸！根本不可能形成讨论和决议。
这种情况下，67万人如何一人一票选出一位全国代表，而且是兼职代表，选出来以后如何确保他们专职专心地干代表工作？都是问题。再如，2009年3月25日，应学俊先生就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长文《从×省十一届人大代表构成谈起》，谈到现有的“全国人大代表”，90%由官员构成。这种形势下，如何实现人大对官员的监督？政治改革是不是首先就应该从禁止官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开始，才能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循环？等等，问题多多。
民主很重要，民主势不可挡。但民主也没有那么神圣和万能。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民主只能管社会“最大公约数”，管理不属于个人权利、市场又不愿意做的“公共事务”部分，绝大部分公民私人权利、市场自由，各家的孩子应该各自抱回去，不能让公权力染指，也不能让“民主”这只手染指。也就是说，要让公权力和民主的“利益含金量”越小越好。
把民主政治简单地等同于民权普选、一人一票，明显太过幼稚和简单。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破除政治垄断包括了政经分离、政教（教育及信仰）分离，政道（知识、道统）分离、政社（社团）分离等诸多内容。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互相依存又彼此制衡。政治改革没有我们想象的难，政改的第一步不是如何分权力，而是把本该属于老百姓的财产权利、市场权利、文化和教育权利完完整整地还给他们，题中之义如土地农房财产权归农民家庭和个人、打破一切形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垄断。
美国中产阶级为什么不投票
旅美学者薛涌先生在一篇文章《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中谈道：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投票率颇高，但美国媒体还是发现了一个不投票的中产阶级集团。这些美国人受过很好的教育，特别关心时事、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学校、教会、福利机构充当公益活动的主力。他们的哲学是，谁当总统只能影响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自己在草根社会的参与，才真正能够创造一个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世界。
中产阶级历来被视为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剂和润滑剂。他们平时是那么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的一点一滴，为什么在大选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们的表现反而要冷淡得多？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家庭主妇、老年人什么的，对大选表现出非凡的热情。
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首先让我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中国乡村运动的晏阳初们的一个至今适用的基本判断：“农民对谁当部长谁当省长不太关心，他真正关心的是谁当这个县的县长。几千年来，县政府无论好坏，其职责都是征收赋税和过问民间诉讼案件，我们下决心把这古老的机构重新组织一下。”看来，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权利、利益的取舍采取的都是由近及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