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好！
首先，非常感谢山西农大信息学院的领导、老师们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尹院长千里迢迢从重庆赶到山西，感谢傅永林副院长的热情。我将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每月一次站在这个讲台，和大家一起思考和学习。兼职教授的路有多远？我希望是永远。还记得六年前我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感慨万千，觉得若能办一份杂志、招几个学生，共同切磋精进，此生足矣。想不到愿望这么快来到眼前。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努力，在这个中国转型的时代贡献自己的思考。我希望每一次课都能在与同学们的互相启迪中实现思想的激荡，享受思考和辩论的乐趣，希望每一次课都是一次令人回味的头脑风暴。我们的课堂将不是比激情，比分贝，而是比逻辑、理性、视角和方法。希望和同学们一道，让自己的思想跟上乃至适当超前于时代的步伐，为转型中国提供智慧和方法。
今天的你我，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我把当代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百年历史乐观地分为三个时代。从人文角度，第一个30年是既没有上半身也没有下半身的工具人时代；第二个30多年至今是一个只有下半身的过度追求物欲的时代；第三个30年也就是我们期许的未来30年，是追求精神与物质双丰收、灵与肉完整统一的思想和灵魂的时代，也可以称为上半身时代。以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第一个30年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走了30年走不下去了，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投资型政府、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眼看也要走到尽头了，我们要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时代迈进。
这个时代的中国转型还伴随着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信息扁平化，以及史无前例的中国城市化运动带来的安哥拉瀑布式的空间发展落差。我们要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找到自己的逻辑、定势和方法。这是我们在这里互相学习的根本目的。
讲课是一个教学相长、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我讲解的过程中，同学们有任何问题，或者认为我有什么讲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当场举手发言，不必拘束。
我们的课程，大主题是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将以《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和《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为主要蓝本。作为开场，今天先讲一个和同学们的利益都很贴近的问题，就从“限制”的“限”成为年度词语说起，看看道与德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正式开讲前，先说一件事。2011年12月22日，在凤凰博报颁奖晚会后，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提了一个问题，问袁隆平是不是骗子？袁隆平先生可能在座的同学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人们都说他的技术成果富裕了农民，也保障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但这会儿信力建先生却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袁隆平先生的成果真的只有好处而没有副作用吗？一位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朋友、广东《潮州日报》的洪巧俊先生说：杂交水稻比传统的水稻产量高这是肯定的，但杂交稻越多越存在着粮食安全问题。种杂交稻农民必须买种子，由于杂交稻根须丰富，用肥量大，造成土壤板结等，田地越来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当农民亏本太大时，不种杂交稻，又找不到种子，荒芜就是无疑的。
资深传媒人赵世龙2011年12月28日在新浪微博中写道：“2002年在缅甸佤邦农林部，负责人非常不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隆重向我推荐他们搞的野生水稻杂交，说这个口感与产量都超过袁隆平的那个东东，东南亚没人用袁的杂交水稻，就是袁在中国的低水平欺世盗名。也许，当某些人控制了一切，就成了学阀学霸。如隆平高科的种子就投诉不断。联系采访从来都不理。”
同学们可能会很不理解，产量越高粮食安全越无忧才是，怎么可能反过来危及粮食安全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路径依赖问题。人类的每一种选择都是有成本的，只不过有的成本隐性存在，有的成本显而易见。而可能导致粮食危机的，恰恰是传统人们认为要由“国家”来垄断性掌控的战略物资——种子和化肥！种子、化肥和农药的垄断，导致这方面的价格奇高，反过来危及粮食生产。
2011年，我们搞了一次超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个实验的关键字就是“限”。这个字已经成为2011年的年度汉字。12月20日下午，全球最大中文百科网站互动百科，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2011互联网十大热词、年度汉字发布会”。2011年互联网十大热词榜榜单排名依次是：HOLD住、乔布斯、高铁、地沟油、校车、郭美美、伤不起、PM2.5、谣盐、占领华尔街。
2011年年度汉字：限。一个“限”字，横贯全年，惊心动魄。“限”包括，国内楼市“限”价、“限”购；汽车“限”号“限”行；电视“限”播“限”娱。
与国外普遍限制政府预算等不同，内地更多着眼于限制公民权利。这种深度干预微观经济、社会运行乃至文化生活的做法，姑且不论与“服务型政府”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我们只说它愿望很美好，但结果却可能很不妙。
宏观调控变成了微观管理，牵一发动而全身
有一个说法，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是开发商，开发商被视为全中国最不道德的商人群体。2011年，通过媒体的怒吼，全国人民借着史上最严厉的行政调控之手，狠狠地“揍”了开发商一顿。国家总理除了呼吁开发商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同时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不遗余力，坚决要把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打压下去。除了不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不断加息，还采取了限购、限贷、限价等种种行政手段。
转眼一年过去，我们看到的结果是：A.房价局部回落，整体依旧上涨；房租上涨；刚性需求的购房成本和租房成本都上升；B.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高利贷盛行，企业遭遇跑路潮，部分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主被迫以跳楼结束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责任与承诺；C.房地产上下游几十个关联行业日子难过，关门的关门，歇业的歇业；D.政府地方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一一分开说。
A.房价局部回落，整体依旧上涨；房租上涨；刚性需求的购房成本和租房成本都上升。我在2011年2月11日发表在FT中文网的《限购恐将催涨三四线城市房价》一文中就对此作出了提前预判：
二手房主的惜售现象则会更加明显，一是很多拥有多套房的房主一旦卖房将买不回来，二是汹涌澎湃的进城大军和观望中的刚需将明显推高租房需求，房租上涨指日可待，再加上，加息、房产税等等都可能被转嫁到房租上来。而在资金量方面，2011年还有M2增量16%在屁股后面追。因此，在短期内，房价未必能够明显下滑，在房地产后市依旧长期看好的当下，本次调控不会改变买卖市场供不应求的总体局面，但会加剧租赁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局面。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甚至断言，3月份开始租金将会上涨，今年租客的负担将增加两三成。
人往何处去？钱往何处去？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背景问题。就像户籍控制、上学和高考歧视都阻挡不了千军万马奔向大中城市的脚步一样，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同样改变不了人口的流向。但是，它有可能极大地改变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应结构。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年净增加外来人口高达60万以上，在限购政策下，这些人必须租房居住，房租飙升将不言而喻。
同时，社会上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投资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较快、也是房价较高的全国72座城市如果都实行严厉限购政策，那么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信号会被行政手段所屏蔽。这将带来另一个巨大弊端，那就是可能助长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泡沫，使在自然情况下城市化需求并不高的三四线城市，成为资金追逐的新热点。这些城市的楼盘规模总体较小，不需要多大的资金量就可以推高房价；高房价会进一步刺激资金进入，催生真实的泡沫。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市场价格信号一旦被非市场力量屏蔽，其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国民损失，相比于遵从真实的价值规律（哪怕这意味着残酷的高房价），从个人到社会到自然界，代价都要高得多。
事实完全证明了我的判断。首先，本轮楼市限购虽为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但只能称为局部调控，只在全国72个城市限购（虽然其他地方也有房贷、税收、税率等调控）。结果是限了少数大中城市，涨了多数中小城市；少数大中城市的购房者得利，多数中小城市的购房者遭殃。还给了投资者抄底和推涨机会。我掌握的一手数据：辽宁丹东过去一年房价翻番；我的故乡小县城，去年10月房价才四五千元每平方米，现在已经全面越过六七千元；一位武汉朋友说他的老家县城，一年半时间，房价被抬高一倍。
B.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高利贷盛行，企业遭遇跑路潮，部分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主被迫以跳楼结束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责任与承诺。
2011年，物价、房租全面走高、经济下行压力却陡然增大。全国多地爆发民间高息借贷资金链危机，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加剧。《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1月封面文章《温州钱史——国家金融体系里的小角色》披露，中小企业因转型而需要发展资金，国家金融先是为了救市，前所未有地慷慨劝贷；后又不顾投资需要周期，不顾一切地紧缩银根。大政府小企业，正是这种“过山车”似的金融导向改变，导致了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全面爆发。
C.房地产上下游几十个关联行业日子难过，关门的关门，歇业的歇业。《东方早报》2011年10月25日报道：《楼市调控逼退钢材贸易投机者 国内钢价罕见暴跌》，24日国内钢材市场报价为4320元/吨，较10月初下挫260元/吨。整个“金九银十”阶段钢价的跌幅将超500元/吨，势头直逼2008年末。上周上海建筑钢市出现“去年下半年以来最大一波周跌幅”。之前的9月，多家钢厂订单环比跌10%—20%。这一切还只是开始。如果调控持续，不出半年，房地产上下游五六十个关联企业都会被波及！最新消息是，很多行业开始预减产，鞍钢、沙钢、马钢，开始关闭高炉；水泥厂开始关闭窑炉；家电销售商开始清空库存，一看全是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而且多是容纳就业人口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人说房地产不是实体经济，与其相关的那么多产业是不是实体经济呢？
D.政府地方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几年，政府投资大跃进积累了多少地方债，是一个谁也摸不清的大数字。这些债务直接连着银行，而债务的偿还只有两个途径：卖地和收税。如果地卖不了或者卖不出好价钱，税也收不够，最后就只能由中央政府印钞票还，引发新的通胀。
这个债务有多少？看看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怎么说。尹中卿日前呼吁，必须在形势尚未失控前，尽快对财税体制进行通盘检讨。他在上海《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审计署今年6月底公布，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人民币10.7万亿元。尹中卿说，这只是最基本的“底数”，而非“实数”。因为审计署公布的是“被审计出来”的债务，但不是所有地方债务都已经被查出来。此外，乡级政府债务并未包含在审计署的数字之中，至于村级政府债务究竟有多少，现在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尹中卿表示，即便只是10.7万亿元，都是惊人的债务负担，但官方迄今未提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有效措施，不久前甚至宣布，允许地方融资平台可以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举债。同时在预算法尚未修改前，又允许上海、浙江、广东、深圳自主发债。尹中卿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央债务。近三年中央财政赤字总额达人民币2.25兆元，这三年中央还代地方政府累计发行人民币6000亿元的地方债。至2011年第三季，国债余额已超过人民币7兆元。此外，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至去年底合计负债达人民币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银（工、农、中、建）当年改制时遗留的人民币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也还未处理完毕，这些债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央政府买单。尹中卿表示，中国的政府债务不像欧美采取直接发行债券，多数是透过投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借贷，因此政府的债务问题非常容易转化成银行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