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最后的迁徙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截至2007年，世界上已有33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中国更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后迁徙、最后也是最大城市化进程的急先锋。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城市化运动被人为阻隔得最厉害的国度，正在做着城市化最后的冲刺。这场牵涉到13亿人的人口和财富变迁，将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它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时代潮流，你若不是弄潮儿，就将被潮流裹着走，最坏的结果，是被潮流抛在身后、埋在泥里。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说过，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新技术革命的威力大家都看到了，最典型的就是互相网、手机和iPad上网等技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技术上对意识形态和信息垄断的突破，微博、推特、脸谱等传播方式使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源，成为记者、作家，成为谣言、谎言和真相的传播者和解构者、揭露者。一条信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神奇的速度发生裂变式传播，其中会在哪个环节发生裂变，你简直无法预料。以笔者获得《南方周末》2011中国年度传媒致敬之年度时评的那条新浪微博《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为例，当时我的实名新浪微博粉丝只有3000多，但短短一天多时间，该微博被转载28万多次，评论4万多条，第二天就上了《纽约时报》并被海内外众多大媒体关注和评论。而且，关于这条微博的一条评论，大概意思是“中国就像一列风险列车，每个人都是风险列车上的乘客”，也在众多评论中脱颖而出，迅速浮出水面，次日又被《纽约时报》引用。
温州高铁事件，网友全程直播。江西宜黄钟如九家的强拆自焚事件、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等，各种信息都被网友们第一时间披露并广为转发，几乎都是全程、全方位直播，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分析也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呈现出来，并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互联网的自净功能与信息的优胜劣汰功能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这些新技术之前，1975年8月的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包括两座大型水库在内的数十座水库漫顶垮坝，死亡人数超过23万，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1971年9月13日前后的林彪事件；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当时全国能有几人知道？有关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的伤亡人数，一直都被中央政府以“国家机密”为理由禁止对外公布。直到2005年，由于法律经过修订，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但外界人士认为有人修改过伤亡数字及受灾范围。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水库溃坝灾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唐山大地震，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首次发表是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的1986年，刊载于《解放军文艺》。
新技术的力量如此巨大，中国城市化的力量同样巨大甚至对中国的变迁来说影响将更加直接和巨大。可惜，城市化浪潮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它不像突发事件和灾难一样一下子就能吸引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的目光，所以常常不为人所关注。但是它的影响却远比突发事件深远，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度外。因为，城市化就是一列高速前行的时代列车，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辆车上的乘客。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现实和历史问题，但是，由于一系列观念和政策失误，中国的城市化充满曲折与吊诡，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与环境，也整整耽误了不止两代人，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不让人流动的时代还不算。而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至今仍在继续浪费资源与破坏环境，仍在继续耽误着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前途和命运。
在这节课中，我先讲现象，再分析规律和逻辑。
“富饶的废墟”之不该重建的汶川
2012年5月7日，汶川地震四周年前夕，闾丘露薇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一篇短文《重回汶川》，描述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震中汶川县城和映秀镇的现状，文章写道：
现在的映秀镇，看上去就像一个漂亮的住宅小区，整齐的连排住宅，统一的颜色，统一的样式，我忽然想起了不少人经常讲的一句话：一场地震，让这个地方跃进了二十年。
但是，只要在这个小镇随便走上几分钟，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楼全部都是铺面，到处挂满了客栈的招牌，但是游客呢？主街上只剩下招牌，丢空的商铺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再和这里的居民多聊聊，就会体会到他们的担忧。这里没有耕地，吃的东西全部来自外界，虽然过去没有这样漂亮的楼房，但至少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连养鸡养鸭也没有了地方。工厂也因为地质安全原因搬走了，除了能够在学校、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还有稳定的收入，下岗或者失业在家只能靠自己，这也是为何这里几乎家家都是商铺，因为经商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一场地震，让映秀的人口从原来的一万多减少到四千，原本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大坝，而地震之后，水电站自己设立了生活区。夜晚的映秀，商店早早地关门了，倒是江边响起了音乐声，只要不下雨，当地的一些妇女就会在江边跳舞，自娱自乐。
我又想起了那句“跃进二十年”的话。对于外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房子是自己住的，其实只要能够挡风遮雨，结实就可以了，日子是一天天要自己过的，如果这个地方已经缺少了一种经济生态，那么若非要比较的话，身在其中，反而是一种倒退。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倒退，不是外人能够体会，也不是外人愿意关心的。
特地开车去了一次汶川县城，四年前，当地官员和不少专家都建议，县城整体搬迁，但是最后不了了之，问起当地官员，对方很无奈地说，应该是没有地的缘故。新县城出现在眼前，不管是速度还是规划都不会让我吃惊，因为在中国，只要想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县城的外貌、规模都跨越了，但是当地的生产活动却无法像这些硬件一样，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地进行，准确地说，是一点点地恢复。
看到有人批评有些灾区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就连当地的官员也表示，不能够助长民众过于依靠政府的心态。只是，如果政府只是给民众一套好看的房子——事实上每户人家还是要掏点钱的——这样，是否就够了呢？对民众的批评，是否公平呢？
闾丘露薇向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表面富饶内心空洞的灾后重建场景，这样的场景，四年前就可以预料，当时，很多人、包括灾民自身都呼吁异地重建，离汶川千里之外的笔者，对于灾后重建也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灾后安置与重建需要“以空间换空间”》、《分散式异地重建优势极其明显》、《汶川重建是科学问题，更是民主问题》，收录在《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里。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之就是没人理你。反对异地重建者，甚至称异地重建和安置是“逃跑行为”；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将这两种观点一同播出之后，持有前种观点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激怒了在安置点苦苦支撑的汶川村民，2008年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反对异地重建的四川省地质调查队刘洪涛认为，老百姓已被地震吓到极限，“什么地质灾害点都是可以治理的”，“汶川还是能够恢复到灾前的样子的。”同样反对异地重建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则认为“汶川县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用生命和鲜血找到的这个安全岛，不应轻言放弃。”（《京华时报》2008年7月12日）
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的报道显示，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比例高达97.6%，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你可以说他们被吓破了胆，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但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既不是科学占了上风，也不是民主占了上风，而是革命英雄主义、浪漫理想主义和一言堂占了上风。也许，不就地重建无法体现制度优越性，也无法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要就地重建，而且要大干快上加倍奢侈地重建。
我国灾害救助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对口支援”，相当于地区间财富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来源于居民、企业纳税，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实际上体现了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汶川地震后，民政部曾指定由北京等21个省区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我只看到资金支持灾区，没有看到对口省份通过城市接纳移民的方式支持灾区。2012年5月11日，我在曾任职的《中国保险报》“论道”版编发了王和、王季薇的文章《构建巨灾风险管理新架构刻不容缓》，其中写道：“19个对口支援省市共投入对口支援资金843.8亿元，完成了对口支援项目4121个。灾后，无论是北川、绵竹，还是映秀的恢复重建情况，均大大超过了山东、江苏和广东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现状，这无疑存在着不公平情况。其次，灾民之间可能存在不公平。财政救助往往有广覆盖、一刀切等特点，这导致无法根据个体受灾情况实行差异化的救助安排。”
然而，几乎不惜代价进行就地重建，矗立起来的仍然只能称之为“富饶的废墟”，外表很光鲜，很富裕妖娆的样子，基本的生产生活却难以维系，繁荣更是镜花水月遥遥无期。
回望汶川，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在灾后重建中应该更多地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和民意；甚至在很多时候，应该适当打提前量，防患于未然，防止一些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超负荷过载。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大城市进行着所谓“人口资源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并且以此为由限制大城市发展，然而，对于更需要进行“人口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生态脆弱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却往往付之阙如。
汶川重建，只不过是我们的城市化误入歧途的一个典型标本。对迫在眼前的灾难仍然无知无畏，对人口过度留在生态脆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慢性病似的生态灾难，就更是几十年都不当回事了。
从2003年SARS期间起，温家宝多次说过“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多难兴邦”，然而，如果没有思想和观念进步，以及进步的思想观念指引下的制度进步，社会和国家、民族进步就犹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曾经湮灭过多少城市，庞贝古城、楼兰和尼雅古城等，数不胜数，它们或废弃于沙漠，或深藏于山峦，或淹没于水域与丛林……但考古调查却发现，那些湮没的城市，消失之前死人并不多，因为在湮没之前，人都搬走了。
城可灭，人不可灭。因为只有人，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相反，如果人只是城市的附庸，那么，不仅人不可活，城也不可活。
2012年6月4日《南方都市报》以《通天河生态噩梦》为题报道：两年前，青海玉树地震，重建两年，却让长江源遭遇灾难。扬尘、尾气、垃圾已成为净土上的毒瘤，虫草采挖者踏遍每一座山头，上百家采砂场已开进三江源国家保护区核心区，非法采矿淘金之徒伺机进入，长江干流源头面临毁灭性的生态噩梦。在2012年5月20日举行的民间讨论会上，“自然之友”发起人、执行理事梁晓燕质疑，玉树重建规划未考虑青藏高原地区的实际生态承载能力，也没有顾及藏区的建筑传统，一味照搬照套平原地区行政州府的规模重建古镇，势必导致成倍增长的建筑材料需求和过量的建设规模，通天河挖沙在劫难逃。实际上，超规模建设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在玉树目前已交付使用的几所小学、中学和职业高中里，实际使用的教室、宿舍数量远远低于设计规模，大量房间闲置，甚至出现整栋楼都无人使用的情况。“情况已经这样，由重建带来的垃圾、尾气、荒漠化已不可逆转，政府是否该给出一个生态恢复方案？三年重建完成后，脆弱的青藏高原生态该如何恢复、是否可以恢复、资金在哪里、有没有预算、政府有没有基本的生态影响评估，这些问题，仍待追问”，梁晓燕说。
不论是当年的知青下乡，还是今天的城市化浪潮；不论是汶川重建还是玉树重建，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是认真研究并遵循规律，还是人定胜天意志为先？人类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大自然永远不会犯错，犯错的只是人类自身。而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
“富饶的废墟”之回光返照的乡村
1949年以后，中国至少有长达30年时间是严厉阻止农民进城的，乃至于像1960年前后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粮食上缴入库，各地官员拒不放粮，农民饿死也不能进城讨饭。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粮食供应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的到来，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井喷式的补课效应，在农民大量进城的同时，中国农村也迅速沉寂，乃至于很多文人和知识分子在感叹“乡村沦陷”。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农民住房空置率已经达到30%以上。
在农村呈现整体凋落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在一些人口聚居的农村集镇，大量新式房屋正拔地而起，但村镇的人口与房屋却远远不能成正比，其中大部分新建房屋常年空置，或者大栋房屋常年只有少数几个人居住，而大量青壮年仍然在城市打工，故乡的家，只是一年住几天的旅馆。
时至今日，即使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背景下，即使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一走上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工作，很多人还是在传统的观念里造着自己臆想中的房子，家中有一个男孩，就要给他盖一层楼（相当于一套房），有多少个男孩就盖多少层，加上父母亲自己一层，外加半层做晒台用。其实孩子们原本每人有一间房就足够，每年也就过年回家住几天，甚至刚开始工作时很多人不一定每年都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