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中国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速度堪称世界奇迹，并借此重塑国际大国地位。如今国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然而中国却未遵循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政治改革乃至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并未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独特的“中国模式”引发中西学界讨论：西方式的发展模式是否已被中国颠覆？甚至有一个说法是：1989年资本主义救了世界，到了2008年则是中国救了资本主义，理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下仍能“一枝独秀”，甚至在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刺激下更加灿烂夺目。英国《卫报》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
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指的是有别于他人的地方。因此我们不必纠缠于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而应主要着眼于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模式。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是一个意思，指的是有别于传统西方发展道路的路径与方式，至于它最终是否能够成为可以推广、可以效仿的模式，并不取决于别人是否认可，而只取决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生命力。
所谓西方模式、美国模式或曰华盛顿共识，是指基于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和免除贫穷的自由）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模式；而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简言之则指“威权政治+市场经济”模式。
然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好景并不长。关于“中国模式”甚嚣尘上的说法刚过三年多，2012年，中国经济即在内忧外患下迅速陷入困顿。在中国奇迹和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欢呼声中，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的12%，一路下滑到2012年一季度的8.1%。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即“中国模式”的终结。中国重新站在危机和转型赛跑、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已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就经济总量排名而言，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就从30多年前的全球排名第13位，跃居全球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但国强民弱、官富民贫的社会裂痕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中国大陆人均收入从1976年的全球排名第69位，被甩到了第133位。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4%到2010年的33.8%，十年内降了13个百分点（刘世锦《中国“挤压式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增长模式转型》）。目前，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位于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国当前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下，这个比重也在70%左右。即使包括政府消费在内的总体消费率也由62%降到47%，十年内降了1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带来的是财富在政府和私人间分配的极度不公平，财富和资源大量向政府倾斜，民众在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地位都在直线下降。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内需严重不足，简单说就是经济增长没有增加公民福利，相反却有可能通过环境污染损害公民健康与生命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美国学者鲁比尼曾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某机构又预测，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我们可以不信，但应该把这些预测当苦口良药，起到警示作用。中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只有16只，但利润却占2400多家公司利润近一半，如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股市怎么能“由阴转晴”？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余年的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后，首次呈现出持续疲软态势，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硬着陆”的担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挤压式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增长模式转型》一文中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增长大幅减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增长回落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强盛的情况下出现的，说明一旦体制失效，即使这一体制表面看起来仍然强大，增长回落亦未能避免。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同样无法避免其自身发展逻辑的致命缺陷，同样无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陷入拉美式失败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更加彻底的改革，才能使我们走出这个泥沼和陷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将先后踏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五类：（1）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2）成功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欧洲后发国家；（3）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并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4）曾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并创造增长奇迹，后来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5）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实现快速增长，一度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
很显然，亚洲四小龙属于第（3）类地区，中国大陆则是第（4）、（5）类的混合体：对外长期依赖出口，对内高度依赖政府投资刺激和发改委的计划半计划经济。
发改委的研究表明，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的增长回落，拉美国家出现在4000—6000国际元，前苏东国家出现在5000—7000国际元；而“成功追赶者”的增长回落，则出现在11000国际元左右。前者是在高增长潜力犹存条件下出现“失速”，后者则是在这种增长潜力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上，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便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而那些“成功追赶者”之所以成功，也正是由于避开了上述缺陷。课题组采取三种不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测算，结论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
我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正好超过4000美元，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正处在拉美这些失败国家的位置上。虽然我们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一系列的制度缺陷，使得这些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不出来或者说发挥得严重不够。
世上没有“中国模式”
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大体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而且越是后起的经济体，所用的时间就越短。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得益于这个基本规律，没有任何特殊性可言，更没有什么制度优越性在起作用。与先行国家相比，完成同样的经济增长任务，如果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我国或者严格说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用了3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这也不是什么“后发优势”所致，而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信息和其他各方面成本降低。
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个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个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从人为导致的经济倒退，到让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安居乐业，正常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那种“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
第二个历史背景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身份体制，严厉阻止农民进城，甚至在饥荒时农民进城讨饭都不被允许。更有甚者，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我们还搞出了逆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自然会遭到规律本身的报复，它导致了两个严重的且都是不可逆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一是使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前半个世纪，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达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之多。二是大量农民在非正常年份饿死。《中国青年报》到2010年才有一个报道说计划经济时代曾有上百万人逃往香港。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人为拦住的大坝，制造着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为后来的城市化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因此，我们也不必惊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农民不顾一切地进城、进城、再进城，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多么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住宅投资都极其匮乏。市场经济，特别是1998年以来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使住宅需求迅速扩大，国人的住房观念和住宅市场全面复苏。房地产市场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支柱产业，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膨胀。
大家都知道，在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作为人的一生中最大宗的商品，同时又是多数国人最大的财富和不动产，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了井喷式的需求，盖一座房子加上装修以及各种家电家具的配置产生的GDP，哪里是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可以比拟的！所以，等工业化城市化完成以后，GDP增长率便成倍地下降，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这并不等于那里的人们比我们更不自由幸福。
第三个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用外向型经济替代国内需求不足，是后发国家的普遍选择，但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你是用高能耗高污染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等高昂成本换取低利润，还是用低能耗低污染高工资高保障换取高利润？成功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欧洲后发国家，和及时实现制度变革、发挥后发优势，并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走的是后一条道路。很可惜，“中国模式”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第四个历史背景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刚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拿的是很低的市场工资，但再低也比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所以民众普通能够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资本所得和政府的收入所得要比他们的劳动所得高得多。如果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问题是此时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保障已经全然瓦解，而巨额资本和政府各种收入所得已经从全方位提高了社会生活成本，反过来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因此，不管是他们明白了真相也好，还是现实的生活压力逼得他们被迫“自卫还击”也好，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性，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政府竞争代替了市场竞争
中国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地方间政府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以至更低层面的政府之间，都进行着通过改进本地投资和发展环境而争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有一个竞争主体。它的本质就是权力+市场，或者计划+市场。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或曰本质，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发展到后期，则是以经济建设和“维稳”为中心。这个发展态势，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模式发展到后来，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
张五常教授用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中国模式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在他2005年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长三角一带，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这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采用的依然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显然，它们是为地方经济增长而竞争，因为只有地方经济搞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才会增加，同时，地方官员的政绩才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到的一个要点是，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以及位置较为偏远的地区也要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但税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不变，它们就缺少了一种竞争手段。
但是张五常发现，原来县可以将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变为负值！尽管分成比不变，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种市价准则而竞争不起来，但加进地价这一调整变量之后，地区间竞争所采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市价准则了。经验上看，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交钥匙工程”），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